巷里的老苦槐树，落了叶又发芽，发了芽又落叶。它就是这样的颠腾了好几次，硬是把莲叶怀里的金生，颠腾得长到四五岁了。
太阳仍是早上从东方出来，下午又回到西方落下去。社员们仍是一天三响地在地里干活。集体经济虽然不太富裕，但人人平等、户户均匀，贫富差别不大。一切都是计划经济。集体生产，只能发挥一些少数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才能，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是发挥不出来的。计划经济没有竞争力，是一潭死水。由于体制和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所以使一些掌握着权力的干部慢慢地滋生了贪污，慵慵懒惰。社员们干活发挥不出积极。人们总结集体大锅饭是“炕头等敲钟，地头等分工，上地一条龙，干活一窝蜂”。“上地是摇哩，在地是熬哩，下工是跑哩，开会是溜哩，讨论是谝哩。”三十年来的集体经济，使农民们对集体生产产生了厌倦和无奈。所以在干活质量上也是“提着犁，溜地皮，多跑一趟是五厘；拿着锄，胡逑镂，一步一锄跑到头；拄着锨，聊着天，瞅着太阳等下班。”在干部思想懒惰、群众干劲不高的情况下，社员们的结果往往是“辛辛苦苦干一年，家家都欠着队里钱；辛辛苦苦干一冬，上集难买几斤葱；辛辛苦苦干一月，割着里肉倒着贴；辛辛苦苦干一天，挣了一盒羊群烟（九分钱）。”在一些生产条件比较困苦的地方，农民们每天“吃的是钢丝面（粗粮饸饹），就的是辣椒盐，喝的是金不换（玉米面汤），揣的是烧心蛋（红薯）。”
三十年集体经济组织，使生产队的干部悟出了变质的门路，农民们悟出了投机取巧的窍门，集体经济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所以，中央提出，农村土地实行责任制下放到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秋季的一个晚上，队长保顺把粮食保管二奎叫到他家。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说：“我看不对啦，今天大队开会说，咱联村大队准备解散，让咱们四个村各自成为一个行政村。原大队的一切固定资产也四一二剩二的要分给各村。咱村里也要成立一套专门的村委会人马。老大队已乱套了，各抓各的，各管各的，能拿就拿、能就。大队的头头们说话已没人听。生产队这摊子也要散了，要实行责任制下放,土地承包到户。现在大队里和咱小队还都有些啥手续没有清完？”
二奎一听，脑袋轱辘地颠算了几个来回，眼睛眨巴眨巴地想了一会儿，说：“我是实物保管，粮食和大队里倒没有什么掏搅。就是原来五队还欠着咱队里三千斤麦种籽。”
保顺又问：“那咱粮食仓库里都还有些啥？”
二奎又是一会不吭声，他低着头，眼睛一直在眨巴着。“除六千斤小麦种籽外，基本上没什么了。五谷杂粮也都各剩下一点点，没法给社员分。所以库房里乱七八糟地剩下几个小堆。”
“那你明天让五队把咱三千斤小麦送到粮站去代管着，票拿回来先放在你那里，也不要给别人说，你知道就行，过几天再处理吧。”他看了一下二奎说，“那就这啦，你明天去办。”保顺下了逐客令。
二奎说：“行”，就走了。
二奎刚出保顺家门，就碰上会计文月又进去了。他想,一定是队长又在悄悄地安排着什么。
文月进来，保顺赶快站起来让座，说：“叔，你坐。”
“是你刚才叫我哩？”
“对。”说着，保顺给文月倒了杯热开水，递过一根公主烟。又说：“文月叔，我看生产队要解散了。别的村早已责任制下放，咱这里条件比较好，经济基础还比较高，所以下放的迟了点。下放到户，也就是两三天的事。咱队和大队往来帐上还有啥？哪里还和咱队里有不清的手续？”
文月说：“大队帐上欠咱两千块钱。可咱队又拿了大队的一台柴油机、两台电动机还没还给人家，再还有柴油两吨没给大队清手续。另外粮站代管帐还有咱队粮食八千斤、卫生油四百斤。供销社还存咱队一吨化肥没拉回来。”
“文月叔，粮站代管帐这部分除你以外还有谁知道？”
文月想了一会说：“二奎是否知道代管帐上的粮食我弄不准，不过代管油谁也不知道。供销社存的化肥也再没人知道。”
“那你把粮站代管这部分和化肥先放着，谁也别说。过了责任制下放后再处理吧。”
文月一听就心领神会地说：“知道了，还有啥没有？”
“没啦。”
保顺送走了文月，老觉得二奎那粮食不对头呀？去年麦种籽还节余两千斤没入帐，在库房新倒陈地放着。今年麦种籽还多留了两千斤，他怎么说就没多少了？这个人是挤眉圪眨眼，日鬼不停点的货。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