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说:“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我问你,为什么跟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一个理平头的愤愤地站起来“揭发”。
“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我这些话后果很糟,下面立即动起来,“何海生企图抵赖。”“何海生玩弄反革命招。”“何海生负隅顽强,罪该万死!”……我只好闭上嘴,任凭声浪冲击自己的耳朵。
中队长突然走到我跟前,此人自称是个“大老粗”。“文革”中是公社“造反派”“东方红兵团”勤务组成员,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当了公社常委,那时被派到“学习班”当“贫下中农宣传队”代表,兼任“学习班”中队长职务。他猛力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何海生,你们知识分子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么,干脆点,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到时候我建议上级宽大处理你。你看人家骆某某现在不是没事了。你这几天思想斗争一定很激烈,要斗得过。还是赶快交代吧!嗯!”
我干脆说自己头脑里已没有东西可斗,自从我把那件倒霉的事倒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多了,里也睡得着,再没有什么可担心受怕的。面对一个个愤怒的“革命群众”,我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在无的放矢。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
可这样的围攻还是一次比一次严厉,而且每次都有新样,和所谓新对策。我仍然无动于衷,即不痛苦,也不紧张,我的神经衰弱好象已得到治疗。渐渐地小组里一些“革命群众”开始感到不耐烦。大家由于听不到一点惊人的材料而泄了气。听说当初把我揪出来时,中队长曾对大家预言:“这是一只大的,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可能还涉及到国际间谍。”于是许多人张大眼睛象等待一部彩惊险故事片的放映那样,希望得到一点精神刺激,满足一次好奇心,改善一下“学习班”里普遍感到无聊、烦躁和单调的生活。那时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扫了兴。也有的从我每次的反复“交代”中产生另一种怀疑,不再相信确有其事。虽然口上还在骂我顽固不化,态度明显在软化。也有的求情似地要我“早点说了吧!”免得大家跟我一起受罪,影响“清队的伟大成绩”。我很惘然,难道非要我变成“坏蛋”,大家才高兴。当然整天坐在凳子上喊口号,等待“敌人坦白交代”,“革命群众”确实比“阶级敌人”更受不了,更没有耐心。(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