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校长脸上会青一阵白一阵地难受。我一讲完他就粗着脖子争辩起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措词十分生硬，说他不想当校长，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还说是因为他平时没有满足个别教师的要求，有人就乘机报复。看他如此可笑，我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自身的表演够可以的，再跟他绞在一块，会显得我是用心不正。我唯一后悔，还是不该如此幼稚和轻信，不该抱有幻想和希望。刘同志赶紧表志，肯定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却疑心他是否在利用我，五八年的教训难道还没有吃够吗？为什么总是相信一些人的话？但是我更为校长对我的误解感到痛心，为何我这个人总是好心得不到好报？
“放包袱”以后，校长一连几天绷着脸不跟我讲话，而是一会儿找这个谈谈，一会儿又对那个唠叨。我知道他心里揣着一窝蜂，感到不好受。我十分烦恼，脑子里不时闪现校长粗脖子的影子，我火热的心被浇上一盆冷水。教师们还告诉我，校长到刘同志那里告我的不是。我不以为然，自认为提意见纯粹从工作上考虑，并非出于个人恩怨。我也不想去解释，把时间和精力在无聊的纠缠中。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不愿再提它。
但是有一天，刘同志找我个别交谈，先是对我讲了一通“政治统帅业务”的重要，说这是地委的指示。我很奇怪，从来都说存在问题是“重业务轻政治”，是“只专不红”，还没有听到是在指责“重政治轻业务”，“只红不专”的现象呢！如果确实存在那样的问题，为何一再批评而不能改变。不能收到效果的说教还有什么意义？我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不相信群众，喜欢极“左”的倾向，希望看到不断的“重政治”的形式，却又对自己的措施缺乏信心，担心别人不肯做，不时要来嚷一阵。即使所谓“重政治”，也全看领导的意思，他对你满意，你就是“突出政治”。否则他不放心，就找你的麻烦。其实各人的兴趣和专长不一，有的在政治上有进取，有的在业务上有成就，怎就说前者是“红”，后者是“只专不红”？强求后者在政治上作出努力跟强求前者在业务上作出贡献，一样是不容易的，很难说谁进步，谁落后。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应该承认这种差别，允许他们“共存”。不该强调人人都去钻研政治，难道我们的国家将来只需要一批政治家？难道科技事业也靠政治来搞？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不怕知识分子思想背叛，社会主义国家要如此担心？记得化学老师曾讲过，二战即将结束时，国曾大肆抢夺德国科学家，他们就不怕那些人曾经是法西斯的“帮凶”，他们要的是那些人的智慧，而不是“政治”。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