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歌舞团要招演员,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但我还是去试了。面试时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很强,有培养前途。他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曾灌制过唱片,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前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他就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先生。如今,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又被当作“人民音乐家”广为宣传、缅怀和纪念。当时他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只要街政府盖个公章,表示同意就行。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当我兴高彩烈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都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道理看似简单,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