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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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水库工地回来,我就留在家里专心复习功课。自以为有这样一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劳动表现,政治条件可以合格了。工地指挥部也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我在那里劳动表现不错。这是一封我付出四个月的汗水换来的介绍信,我满以为是个很有份量的政治砝码,几乎寄托着全部的希望。何况1959年又一场“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让那些敢于说大话、假话、空话的好汉,有了用武之地。政治已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学校里政治更显得是主课,政治条件不够格,学生高考成绩再好,也甭想被录取。可是我又一次过于天真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条件”,当然这绝不是我的错。

  七月份我第三次参加高考,我觉得比去年更有把握,答题更成熟,成绩肯定还要好。我又满怀希望等待着。就在这个时候,叔叔告诉我,派出所正在调查我与国外通信搞集邮的事,而且说得格外严重。我一下惊呆了。

  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集邮,那时纯粹是为了好奇、好玩,没有目标。后来叔叔考上大学后,把他的邮集送给我,我才开始真正的集邮。到读中学以后,我通过不断跟同学交换,跟外地邮友通信联络,包括报刊杂志上刊登的一些外国邮友,我的邮票有了可观的数量。“落取”后太无聊,我更是如醉如痴一门心思放在搜集邮票中,以此消磨时光,排除烦恼。在最盛时期几乎每天都有邮件,有时一天可达七、八封。但是除了彼此交换邮票,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早些时候我也发现邮件常常被拆开重封,特别是国外来的,更有这种痕迹。有人也问过我为何有这么多信件,因为在这个小县城里,象这样的事并不多。别人喜欢好奇,我也就不介意,自以为集邮是正当的娱乐,国家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我没有违法乱纪,怕什么?想不到,麻烦的事果真来了,我不明白公安局为何要调查?叔叔听说是因为我寄报纸给港邮友。

  我记起来,那是1958年9月,也是我最热心集邮的时候。我从杂志的“集邮者信箱”中找到一位港邮友的地址,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跟他交换邮票。来信中对方自称是一位离开家乡多年的华侨,想看看祖国的报纸,希望我寄一些给他,他可以用邮票答谢。这事本来我并不乐意,我没有订报纸,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报纸、寄报纸。但想到一位远离家乡的华侨,渴望看到祖国的报纸,了解家乡的变化,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再说报纸本来就是宣传用的,要给人看的,做点好事是应该的。政府对华侨又是那么关心爱护。寄整张报纸不方便,我特地从旧报纸中挑选有关华侨投资祖国建设和侨乡新面貌等内容,剪了三小张夹在信封里寄去。过了不久,我也从《集邮》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在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搜集国内的报纸,请集邮者提高警惕。想到自己遇到的事,不明白对方要报纸干什么,我写信给“集邮”杂志询问有关情况,同时也断绝了跟对方的联系。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当然,如果对方真是特务,我又如何洗得清?

  也许自从“整团”以来,我的心就非常脆弱,经叔叔这么一说,难免有些恐慌。有的说是“做贼心虚”,可是我不做贼也一样心虚,甚至有点恐怖,似乎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到街上去觉得背后有人在跟踪盯哨,在家里又害怕有不速之客来临,终日惴惴不安。事实上,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事,只要是怀疑和不信任,都可能引起十分的恐惧,尤其是对一个挨过整的青年,更是如此。我决定主动找公安派出所里的人解释这件事。可是心里慌慌的,老是担心他们不相信我的话,会认为我是一个被开除团籍又大学“落取”的人,对现实一定不满,有走上犯罪的可能。结果语无伦次,更加引起他们的猜疑。所长要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我懊丧万分,知道考大学又泡汤了。

  恢心之至,我决心到边疆去,听说那里正需要人。还没有等到大学发榜,我就写信给新疆和青海省委办公厅,要求去他们那里参加开发边疆的建设。我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重新做人,只要不再对我提起“过去”,我会干得很出,只要信任我,什么苦我都能吃。可是后来那边回信说:“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由当地政府安排去那里。”我只得失望地呆在家里,又过着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同时还蒙上一层浓浓的恐怖阴影。(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