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生摧残——在期望中遭“开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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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上有了一点武器,我又壮着胆子主动找街道委员会的街长谈心。街长很坦率,她不认为一个青年人会有什么大“问题”。她说:“当领导的不一定都对,对一个人的处理也不一定都是正确。不能因为领导的误解,不恰当的批评,就消极不干,应拿出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她叫我放掉思想包袱,到街政府来帮忙做点事,可以去民校教书。我欣然同意,精神上顿时轻松了许多。

  所谓民校,其实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只是在一个宽畅的有路灯的地方挂一块小黑板,学员自带椅子来上课。学生都是一些中年,也有上年纪的老太婆。我每天晚上给她们讲学习文化的好处,列举不会说普通话的难处。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对我的讲课感到满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为了上好民校的课,我牺牲了和朋友欢乐的时间,放弃了几部好的电影没有看。我心里快活极了,甚至感到有点光荣,虽然这不算什么英雄行为,也没有当上模范。在我一生中,却是第一次用学到的知识去为人民服务。

  街长又交给我其它的工作:如出黑板报,广播台风消息,通知开会等等。有一次台风登陆,呼啸的狂风夹着暴跳的大雨,在四处横行霸道,街上白茫茫一片,行人早已绝迹。街长却带领我们几个青年连冒雨在巡逻,帮助那些房屋破旧的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段。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一个政府如此关心人民的疾苦。对那些爱发啰嗦的人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有一天傍晚,党支书还叫我带领二十位居民赶去城外抢修一段缺口渠道。我们到了那里,已有不少人在忙碌,场面有点乱,好象没人在指挥,大家就散开各自干了起来。劳动了一会儿,有人自作主张喊大家走。我以为是哪位干部要调我们去别的地段抢修,也跟在他们后面。到了公路上才发觉是要回去。我急得直问:“刚才是谁叫大家去的,怎么没有问我?任务还没有完成,回去怎么向支书交代?”可大家都不听我的,欺负我太年轻,嫩了点,不象个干部模样。有一位还“好心”教导我:“回去就对支书说,大家干到十点多(明明才九点)双脚浸在水里受不了,只好收工。”我不能说假话,又不好向支书交差,只能直接回到家中。心里懊悔极了,第一次当“领导”我就出丑了。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抢险救灾工作,也主持过群众大会。逐渐地我成了群众心目中的一名街道干部。有些群众遇到困难甚至直接来找我帮忙。

  有段时间,街长叫我去她家里填写居民粮食统计表。到了中午,便留我吃午饭。我说什么也不肯,因为当时每人的口粮是定量的,我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份额。后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公家的,没关系”。我很诧异,哪来的“公家粮”、“公家款”。一打听,才知道是上级拨给民工的补贴粮和补助款,被基层截留了,或者说剋扣了。街道干部常会以“替公家办事”为由,毫不脸红地享用它们。在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能吃到一顿“公家饭”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即便是“觉悟高的无产者”也一样高兴。所靠的是手中的权利,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只有百姓始终“无知”。制度上这种劣习,可谓源远流长。但反过来说,那些“替公家办事的”大多是义务的,特殊一点,又是情理之中。只是除了“替公家办事的”,几位熟人,包括干部家属也大大方方地享受起来,就有点说不通了。当时我一吃完饭就赶紧离开,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应该,这玷污了我“替公家办事”的好愿望。

  其他“落取生”看到我在街政府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便在背后冷言冷语地嘲讽,跟我疏远了。他们不理解我,把我看成是一个投机分子。我不想解释,离开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路,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选择。生活也必须在你需要的时候,才会过得心甘情愿。

  那时我每天都到街政府去,心里感到充实了许多。跟街长和其他干部接触的机会多了,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课本上从来没有读过的知识,受到深刻的教育。

  有一天上级拨给一笔救济款和一批救济物资。几个听到消息的居民争着要,有的登门诉苦、有的托人说情。可是街长一概不理,她对我们说,“这些人中有不少过去生活不错,现在稍有点不如就叫苦。象王素英,解放前不务正业,靠歪门邪道过日子,解放后政府不许她再干。她又不愿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这次吵得最凶,却最不该给她。”相反地,街长亲自把救济品送到一户贫民家里。她说:“那些在解放前过着苦日子的人,现在都有一定程度的翻身,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但相比之下,还是困难的,这种人我们应该救济。”多么鲜明的工作态度。我沉思良久,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恐怕就不会这样顺利,这样合情合理。

  还有一次是开群众大会动员捐献废铜铁,支援国家建设。结果群众议论纷纷,会后许多意见汇集到街长那里。只见她不慌不忙地分析说:“群众有意见,说明我们工作没做好,光知道伸手向大家要废铜铁,没有把意义讲明白,这只能怪我们自己。要想办法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自愿把废铜废铁捐出来。至于张铁头公开跳出来反对,说我们跟国民党一样,这是别有用心的。他过去是恶霸张瑞山的狗腿子,历次运动都发泄不满,这次一定要狠狠教训他。陈东海谩骂干部,要调查一下,背后是不是有坏人在挑唆。解放前他是个苦大仇深的贫民,他会跟着走的。”街长显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现在看不一定客观。当时我却觉得对我的启发和帮助比我在考试中得一百分要有用得多,它不同于政治课本的说教,也不同于校长在大会上的灌输,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育。

  街长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只在扫盲班里毕了业。她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令我佩服。我想是因为她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对工作、事业的热爱,才使她变得如此能干。

  看到这样的人,我又增强了信心和希望,感到活着是有意义的,平凡的工作也可以锻炼一个人,可以学到自己所没有的知识。“落取”后那种无聊颓唐的生活不再出现了。(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