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上大学去了,留下孤零零的我。三年间大家在一起上课学习,运动游戏,打闹欢笑,有过争吵,有过误会,友谊却始终没有间断。虽留下了好的回忆,但不是我当时所需要的。我不得不结交街道上几个格调不高的新朋友。我恨这些人又舍不得这些人。他们老是吹嘘自己多么有本事,唯他们是这里的优品,连自己的缺点错误,只要是“与众不同”,也要到处去宣传。一个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从眼前走过,会立即成为他们攻击的话题,在背后爆发阵阵狂笑声,仿佛他们真的高明无比,别人都一文不值。我常常从心里感到厌恶,可是除了他们,我再没有别的地方,别的朋友了。而且也喜欢听他们讲一些奇闻逸事,因此还是常常跑去跟他们一块消磨时光。
家里人不允许我这样,反对我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大家对我的“落取”象是犯了极大的过错一样忧虑,一再追问为什么会考不上。他们的猜测令我难堪:“是不是态度不好”,“一定是没有跟干部搞好关系”,还有“鸣放”的罪过。他们的话也许不无道理。我却不肯承认。既是考试,就应该按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怎么能跟“态度”、“关系”、“鸣放”扯在一起。我实在听不进去,心里烦躁,越发变得态度不好。
我何尝不感到痛心,国家培养我十二年,我还不能符合国家挑选人才的要求,这不光是我个人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但为什么“落取”?我也说不上,难道我考得不好?这不可能。多少比我学习差的同学考上了,其中两个还是在我帮助下才勉强毕业的,也考上了。那么,是政治上的原因?我真不愿这样去想。直到后来才知道:学校人事干部早就在考生报名表上,根据各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等条件,按甲乙丙丁分类。也就是说,能否考上,可以进哪一类学校,早就判定好了。考试成了蒙人的手段,成绩不是主要的,甚至是无用的。可以说能否上大学是由别人来安排,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这种以所谓“政治条件”取生的做法,始于1957年的高考。那一年先是推迟发送通知书的时间,后来是出现考生接到的通知书出了许多“差错”:有的收到的是某大学的,但信封里装得却是招生委员会的“落取通知书”;有的信封是招生委员会用来装“落取通知书”的,却装得是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的是信封上的大学与录取的大学不符的。看来这一切都是在瞬间改变的,仓促的连信封都来不及更换,据说也有个别“漏网”的。到了1958年的高考,已是正正规规进入“政治选取法”,一个也“跑不掉”。
知道这些,我实在无能为力,心里也乱得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又得不到,我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散慢,作为旧社会没落青年象征的颓唐、苦恼、彷徨,一时都在我身上出现。呆在家里什么事也不想干,日记也懒得写,到街上去就想跟朋友上馆子。什么意志呀!修养呀!全不顾了。整天象一个放荡不拘的醉汉,再没有什么规则可以约束自己,再没有什么目标能够鞭策自己。我开始到处找低级趣味的书看,不时去翻弄邮票和火,以此打发光阴。更可怕是染上小市民的庸俗和自私,同朋友计较钱多少,跟家里人评评比比,动不动发脾气,一点礼貌也不顾。(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