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团组委把我叫到一颗树下对我说：“支部决定让你公开接受群众的审查。你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挖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我表示不能理解，并趁此机会把心里的想法都抖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整团”会整到我的头上来。是因为“鸣放”？还是因为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我不得不把自己一段来的表现宣扬一番。可是团组委根本不想听我解释，他只要我的检查。
我的初次检查（即“交心”）送上去。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急促不安地在他的沿边坐下，眉头皱得结起一个大疙瘩，极力要把一颗想逃去的心锁住，眼睛死死盯住墙角，仍然掩盖不住自己的恐慌。团委书记似乎不想看我这付表情，一会儿望着我的脚，一会儿又回头去看他桌上翻开的一个本子。他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想法，说我的“交心”很不好，没有触及灵魂，不敢上纲上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沿”，要我把跟朋友交谈的话，通信的内容，统统写出来。要在班上公开作检查。
我极力表现出诚恳，把一切都承诺下来，丝毫没有考虑别人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团委书记的要求我该不该照办。我唯一的想法是赶快让我过了这一关。我象是别人手中的猎物，要怎么处置是他们的权利。我只希望早一点毕业，好离开这可怕的地方。我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理想，只要能离开，干什么都行。我不能预料将来的结局会怎样。4月14日学校已经开除了高三丙班陈龙泉同学，说他在“大鸣大放”中“思想极端反动”。
从团委书记那里回到家，我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里，无力地躺在上，想着前前后后恶梦般的一幕幕，心里有一万个“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叫人“鸣放”，如今却要找碴儿；我不明白自己出于积极表现，如今却得到相反的下场；我不明白自己已经醒悟，如今还要遭到摧残。我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这些，宁愿自己承担痛苦，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切还会好起来，时间会医治任何创伤。但是如何能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把握，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懂得怎样隐瞒。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重大问题，家庭所有成员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说我没有一点反动基础要这样干，更不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也许在我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读过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集，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此外，凡学校图书馆里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没有漏过，学校图书馆没有，就跑到县图书馆去借。而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同时我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把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怀，温文尔雅的谈吐，以及理想满的婚姻，作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标，企图充实自己的思想，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以在同学中显得学识渊博。虽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开拓得很宽，从简单的认识进入复杂的想象，从充满好奇的了解到兴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进了一个虚幻的社会里，一个不存在于这里的社会，导致自己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曾经看不惯周围的人，嘲笑他们“粗鲁”、“庸俗”，没有“绅士风度”。言谈中少不了引用外国怎么样。但是，反“右”斗争又给我另一种现实，一种不可理解的现实：说一句南洋货比中国货好，就是崇洋媚外，攻击社会主义；说统购统销过了头，害得农民吃不饱，就是污蔑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这些本来就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有些人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党“整风”，希望党改正错误把国家治理好，不料却得到一顶“分子”的帽子，并且永世不得翻身。这哪有一点言论自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叫大家‘鸣放’，然后再来捉‘’，真是诡计多端，用欺骗網罗群众，有多少老实人好心得到恶报，今后谁还敢提意见。”我认为没有反“右”斗争，自己跟党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边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补充检查写完了，暂时松一口气，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交上去就坦然地让他们去裁决吧！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么“典型的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团支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真正在内心上跟党背道而驰，对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去发现，却只会向这些老实听话的人下手。
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说法，被无限夸大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内部都可能出现持不同政见的人。如果缺乏自信，疑心重重，认定所有反对者都在搞阴谋，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据此得出“阶级斗争永不休止”的理论。灾难就必将降临到一些人头上，社会也将永无宁日，团结、发展和进步只能是空谈。(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