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转折——“大鸣大放大辩论”(3)


本站公告

    我快步进入教室,没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教室里那种埋头钻研习题,高声朗读课文的场面不见了。团支书和宣委正在墙上钉一张登记表:“比一比,谁写的大字报最多”。他们俩人已各写了一张。同桌的小东正在写一篇题为“学校不关心同学的健康”大字报,看到我竟说“这个题目是我想出来的,你可不能再写了。”我有点着急,一向充满优越感的我顿时产生出一种落伍了的感觉,好象在赛跑场上被人摔得远远的。可要怎么写,写什么,自己还没有想过。

  我决定先看看同学的大字报,就赶紧朝校长办公室跑去。那里大字报贴了整整一堵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留着中间的那个窗户。绿绿,每一张的标题都用彩颜料画过,有的还加上边,配上简单的画,十分引人注目。内容有提到“农村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干部作风不正”,以及关于党的其它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当时我没能看出这是学校组织一些人特意出版的,是“蛇出洞”的第一步。我认为“作业”既然布置下来,就不能不做。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把校长看成是党的化身,象小时候相信上帝那样崇拜他。我又秉忠诚老实,从不怀疑组织上叫我干的事。班主任已正式通知停课三天,让大家专心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一些同学也手握钢笔在凝神思考,象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么认真。

  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团委书记的期望。回到座位便开始苦思冥想,很快草就一篇。我反复从文章的主题,编章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一一修改,认为可以了,才放心地领回纸张。可是写了几行,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太糟,正在为难,一位同学走过来说:“我帮你抄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里会因为交作业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一党专政”,“×××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