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美国作家霍华德·保罗于1883年出版的《罗宾汉在诺丁堡的探险故事》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本书是法国文豪亚历山·仲马在前人基础上再创作的作品。这部作品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情节和人物不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更加生动丰满的罗宾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比阅读的机会。
目前保留下来的关于罗宾汉的文学作品可以追溯到14世纪，威廉·朗兰德的长诗《关于农夫皮尔斯的显圣》是其中最早的作品。苏格兰历史学家沃尔顿的《苏格兰编年史》中也提到了他。15世纪以后，罗宾汉逐渐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罗宾汉以夏伍德为大本营，联合小约翰、温里奥等人，劫富济贫，整治暴戾的路德曼贵族、官吏，并把得来的钱财用于救助贫苦百姓，体现了中世纪英国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仲马，也被人们称为大仲马，1802年出生于法国北部一个叫维莱科特雷的地方，其父曾是拿破仑一世时期的著名将军，大仲马4岁时，父亲去世。后来，他来到巴黎，在奥尔良公爵的府上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差事。在这期间，他写了几部作品，其中戏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巨大成功，掀起了积极浪漫主义写作风格的新浪潮，成为19世纪法国话剧改革的先声。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期间，大仲马惟一一个扛起枪、走上街头捍卫共和原则的作家，此后，他以其浪漫主义的风格和积极奔放的主题写出了许多家喻户晓的不朽作品。其中，《安东尼》、《国王》等作品一问世，就以其奔放的想像力和绝妙的笔触引起了巴黎文坛的轰动。
在他的作品中，小说《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以及《布拉热洛纳子爵》等，都是小史上有关友谊主题的代表作，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传阅。
大仲马被称为写作奇才，他一生共创作了二百五十多部作品，都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感染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会被其感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冒险小说《基督山伯爵》，其完美的创作创造了文学史上的奇迹。
记载游侠、刺客、侠盗的文献史料，虽远逾周秦，汉魏六朝间还出现过一些记叙武术故事传说的小说，但真正描写这类人生涯的武侠小说，却产生于唐代。
唐代初年，国家比较强盛，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比较繁荣，社会比较安定，因之产生的作品也比较温和，如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张说《梁四公记》等，主要受志怪、博物之类小说影响，虽在张鷟《朝野佥载》中也出现了《壁龙》、《宋令文》那样的武侠小说，但多是简单记事性的，还不能算是有意识地创作武侠小说。严格地讲，武侠小说兴起于唐中晚期。
“安史之乱”不仅使唐王朝受到巨大创伤，中央由此失去了对地方藩镇的控制，也使广大人民经受了一场空前浩劫。据《通典》卷八《食货典》、《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杂录》等载，当时全国人口数目从天宝末年的９００余万户，下降为１９３万余户，虽然其中有些户口是逃亡到外乡或被豪强隐占，但死于兵燹的人数一定也很惊人。唐代的社会经济也因“安史之乱”遭到了大破坏，尤以北方情况为重，中原土地大片荒芜，农业生产几乎停顿。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借重回纥部贵族的武力，回纥兵所到之处肆意劫掠，吐蕃贵族也乘机侵扰，“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堙没者数十州”（《旧唐书·吐蕃传》）。从此，唐朝不仅在西域的力量大大削弱，甚至连关中安全也不能确保。“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社会并未安定，唐王朝中央力量日趋衰弱，不仅河北、山东等地列镇相望，就是唐王朝腹心之地，也不得不遍设节度使。
此后中央与方镇、方镇之间的内战不息。据《新唐书》、《旧唐书》载，当时节度使权力很大，拥有政治、军事、经济等特权，完全不受中央管辖。像魏博田承嗣、幽州朱滔、淄青李师道、成德李宝臣、卢龙李怀仙、昭义薛嵩等，都大量占有土地，“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旧唐书·李宝臣传》），如同世袭的小朝廷。他们为了发展和保住自己的势力，都亲自掌握一支强悍的牙兵作（一作“衙兵”）为卫队，以防不测。据《旧唐书·罗弘信传》载：“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袁郊的武侠小说《红线》，即反映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与昭义节度使薛嵩之间的明争暗斗。双方各蓄武士，或护卫，或行刺。田承嗣“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恤养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这即史称之牙兵，而薛嵩家青衣红线竟在这严密的防线中从容而入，窃取田承嗣枕边金盒以为恫吓，这虽是小说，也真实地反映了方镇问斗争的历史情况。
这些跋扈异常的节度使，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多与中央的朋党互相勾结，以致方镇之乱无法及时平息。再加上宦官弄权，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整个社会一片黑暗。这时中央和地方有权势者，多私蓄刺客，或谋杀政敌，或借以自卫，以刺客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
暗杀之风远始于先秦，在唐代“天宝已前，多刺客报恩”（宋·王谠《唐语林》卷四）事。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李林甫这样的权相尚须如此防范，可以想象当时的刺客可能有着惊人的武功。但刺杀成风，还是以晚唐为盛，并且参与了政治生活、军国大事。唐宪宗元和十年（８１５）宰相武元衡主张讨伐淮、蔡等地，与方镇李师道、王承宗、吴元济“咎怨颇结”，大臣裴度因赞同武之主张，也同遭忌恨。于是李师道等人遣刺客杀武元衡于静安里，又刺伤裴度于通化里。在这两次京师暗杀行动中，李师道手下武士訾嘉珍、门察和中岳寺僧圆静是主犯，王承宗手下武士是从犯。圆静年过八十，“伟悍过人”，曾为史思明之骁将，会大硬气功。叛乱事泄被执后，官兵“巨力者奋鎚”，不能折其胫，“圆静骂曰：‘鼠子，折人脚犹不能，敢称健儿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乃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旧唐书·李正己传》）其凶悍武勇，俱足惊人。唐文宗开成三年（８３８），宗室宰相李石因宦官仇士良嫉恨，在这年五月五日入早朝时，遣刺客从郭子仪宅中突然冲出围击李石，因刺客砍断了李石的马尾，马逸得还私第”（《旧唐书·李石传》）。魏博田承嗣诱薛嵩之子薛雄为乱，雄不愿从，“承嗣遣刺客盗杀之”（《旧唐书·薛嵩传》）元稹与裴度争相不和，元稹曾“欲结客王昭等刺度”，虽后来“鞫之无状”（《旧唐书》中《元稹传》、《李逢吉传》），恐未必全是捕风捉影之事。另外，据《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唐人苏鹗《杜阳杂编》、韦绚《戎幕闲谈》、宋人孙光宪《续道录》、王铚《默记》等书或明或晦所载，玄宗李隆基是被宦官李辅国遣刺客于夜间杀害的。代宗即位后，遂遣“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携其首臂而去”。由此可知，刺客杀人之事不仅见于民间、官府、方镇，甚至也见于皇宫之内。
唐代中晚期，军阀拥兵割据，互相残杀异己，故使在汉初时已被政府残酷镇压下去的游侠之风，忽地又复兴起来，社会上的游侠、刺客、侠盗之流，或被中央皇室和权贵录用，或被各地方镇和其他官吏延请、收买，成为贴身保镖和职业杀手，在消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大概由于时代的风尚所使，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染上游侠之风。如大诗人李白“十五好剑术”，据其友人魏万《李翰林集序》云，李白不仅“少任侠”，而且还“手刃数人”，另一友人崔宗之也说李白“袖有匕首剑”（《赠李十二》）。李白的义兄孟赞府，门人武谔辈，都是游侠中人物。李白和元稹都作有《侠客行》诗，但二人着眼点不同。李白认为应“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稹认为“侠客不怕死”，“事成不肯藏姓名”，要敢作敢为。今人金庸有感于李白的诗作，衍成长篇武侠小说《侠客行》。在唐代两度为僧的贾岛，虽非游侠，却极推崇这种精神，作《剑客》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为不平事？”在这特异的历史环境、社会风气下，有关游侠的故事传说流布甚多，并在旧文献资料的影响下加以翻新、变化、充实，且日神其说，终于蔚为大观了，从中比较曲折地透视出当时社会的生活和广大人民力求改变现状的幼稚愿望。
长期处于兵、匪、官绅压迫下的广大人民，因对现实不满，或寄希望于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统治，或寄希望于游侠之辈，幻想靠剑侠奇异的本领铲除邪恶势力，申张正义，拯救受压迫、凌辱的百姓，一抒胸中愤恨。这就是武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土壤。而这时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即传奇小说，正在文坛兴起，它文备众体，雅俗共赏，比较适合用来反映侠客的奇异内容，于是使这一历史时期新创作有关侠客的故事传说，完全摆脱了汉魏六朝时杂在子、史中的简单记叙，而以传奇的形式，以异常清新、绚丽神奇的笔调进行创作，使纯正的武侠小说，赫然出现文坛百花丛中，成为我国通俗小说卓越的先河。
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我国各族人民对本民族的武术一直很自信、崇拜，这种心理状态，本就容易产生极为夸张的传说，再加上我国古代人受到玄门、释教思想的影响与熏陶，遂使侠客的行为变得异常诡怪，武功手法神秘玄奇、深不可测，往往成为完全超越现实的虚幻的东西。严北溟先生在《论佛教的美学思想》中云，佛教思想虽来自印度，却“早已和我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交流融汇”，并且“参预了我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性格的形成”，又经历朝历代教徒们的悉心改造，已成为我们民族思想心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至于道教思想，它本出自先秦方士、神仙说、黄老说、阴阳五行说和汉初儒家谶纬说，更是不折不扣的正宗国货。玄、释二门虽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来麻痹毒害人民，但因其千百年来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已成为广大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要想真实地写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情况，要想使文艺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就必须对我国封建社会的三大精神支柱，即儒教、佛教、道教有所反映。古代人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又加之历代统治阶级有意识地以愚昧化人，故使整个社会笼罩在迷信的迷雾中，往往今日视为梦呓事，古人却乐此不疲。这种天真、幼稚、虚幻的臆念冲击到文坛，对武侠小说的产生有融化作用。这就是武侠小说产生的思想基础。以儒家为本或主体，不背于忠义，以道教、佛教为形或外壳，充斥着神秘怪异的色彩，这不仅是唐人武侠小说的基本特点，也是后世武侠小说之宗旨，就是在近现代武侠小说中，仍不能完全冲洗掉这历史的积淀。
晚唐是我国武侠小说勃兴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武侠小说作家和作品，如蒋防《霍小玉传》、薛调《无双传》、段成式《僧侠》、薛用弱《贾人妻》、康骈《潘将军失珠》、袁郊《红线》、裴铏《聂隐娘》、《昆仑奴》、皇甫氏《车中女子》、杜光庭《虬髯客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有些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即是释教信徒、玄门高士，如《甘泽谣》作者袁郊的父亲袁滋乃是信奉玄门的名士，在《神仙感遇传》中有记录；《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潜心释门，很可能是虔诚的信徒；《虬髯客传》作者杜光庭，为四川青城山道士，有关道教经典注释，道门诸科醮仪著述极多，后世羽流多宗之；至于《传奇》作者裴铏，则更是有意识地将方士、神仙之说杂揉进他创作的《聂隐娘》、《昆仑奴》、《韦自东》之中，借此博高骈心喜以钓取功名。这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人间的侠客写成半人半仙的神奇人物，给人以飘忽、神秘的感受，能使读者寂寞、不平的情怀得到某种满足或部分解脱。我国的武侠小说，虽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因为种种复杂原因，它刚刚破土出芽，就被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宗教色彩，严重地影响了它以后的健康成长，使之多少有些畸形了。
因为经济、交通和人口的膨胀，海盗开始自宋朝开始出现。起初是亦渔亦盗亦商的海盗﹐後来演变至和政治人物接洽。例如郑成功战败退守台湾後，残部四散，部分流亡香港为海寇。清乾隆年间越南发生内战，阮氏兄弟起兵争夺政权，招引并资助香港海盗郑七为水师将领。後来阮氏兵败，郑七流亡返港，自此扩张香港海盗武装势力，分为红、黄、蓝、白、黑、青共六旗。郑七死後由红旗由郑一继承他的位置。
郑一死後，因其妻石氏被海盗拥立为首领，带领红旗派。後来郑一嫂改嫁予属下张保，领导权遂归於张保手中。全盛时期，他拥领三万多手下及数百艘船，并以南中国海的岛屿为基地。红旗派横行广东水域，打劫运盐官船，主要劫掠沿海的外国货船。相传张保仔饶勇多计谋讲义气，虽然横行广东水域，但因劫富济贫，不滋扰贫民和渔户，得穷人支持，百姓视他为侠盗。
清廷曾多次剿捕海盗，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是联合葡萄牙在赤鱲角遭围剿张保仔领导的红旗海盗团。据葡萄牙文献记载，澳葡舰队和清舰队与红旗海盗主力曾经在大屿山海面进行一场激战。并在清嘉庆十五年，澳葡舰队以密集的炮火下大败红旗派三百多艘主力武装船於大屿山海面。张保仔乘大雾逃离赤鱲角，继续与清政府对峙。经过上一次大海战，红旗派的势力锐减。两广总督百龄借招安瓦解海盗团间的协定，令黑旗、蓝旗两派攻打红旗派。後来澳门名医周熊飞作出调停，郑一於是嫂带领十多妇孺到广州和两广总督百龄进行谈判。1810年2月，张保接受清政府的招安条件，官封三品﹐派驻澎湖剿海盗。
但是香港依然是大小海盗的据点﹐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才完全消失。所以例如鲤鱼门北岸的魔鬼山因海盗盘踞得名，鲤鱼门天后庙就是海盗的哨岗，庙内有石碑为记，赤柱可能就是客家话「贼住」的变音。至于各个小岛的张保仔洞则是现在的旅游地点。
论“盗亦有道”
四弟从深圳打电话过来，说人在房中午睡，钱包却被人偷走了。钱失事小，身份证、驾驶证等证件一应俱失。电话里听见他牙咬的咯咯响。
补证，说不得又是一番曲折的忙碌。现在什么都是网络管理，电脑的面孔比人更冷，一点程序不到，你便徒劳往返。这不，四弟从广东赶回来，听说领取补办的身份证要70天期限，而补办驾驶证必须要身份证原件，半点含糊不得。这就意味着两个多月无法回去上班。弟老大不小的，找一份差事不容易，看他急得象热窝上的蚂蚁，我的牙也咬的咯咯响：他*的可恶的小偷！
盗非善类，这是不争的共识。但“盗亦有道”似乎也有附和之声，大概盗界人品也分个三六九等罢。过去的正传野史里，便记载有许多“只偷官家，不伤贫贱”的侠盗。《水浒》里的鼓上蚤时迁，虽是鸡鸣狗盗之辈，但由于他行窃出身，却有抱天下不平的胸胆，故不但不为百姓及后人唾骂，反而在水泊里坐上了一把交椅，弄成一番事业。即便是当今社会，也不是盗即坐恶。比如人人知道他是贪官，公检法奈何他不得，你出手了！你的满载而归中便带了一点侠气；得手归来，忽见一老妪哭诉救命钱的丢失，你心生恻隐，慷慨解一小囊，你的盗行便生出几分义气。但如果你公汽上三五一伙，偷不成便抢，或一旦被人点破便刀拳相向，这盗窃便演出了一大半匪气……
盗亦有道，乃谓作恶中须留一份善心，不至满盈之时，追悔不及。你偷人家钱包，倘若包内有涉及人家饭碗之要的证件、票据，须知于你一事不补，于人则是苦乐攸关。你能想办法还给失者，则你的恶行便暗减一分；你盗有所择，不害生死，当是你身在盗而善根尚存。比如你在医院里行窃，须想想这里金钱所系乃是生命，你的所得安心是否？或者你有所悟，那便是你最后的一线良知。
善心俱失，恶贯易满；报应之日，岂容你悔不当初！
盗者戒。
熙宁四年，立《宋史．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筏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复立《宋史-妻孥编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请，诏改依旧敕。
节选自《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先是，曾布建言：“盗情有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至于伤人，情状亦殊。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间矣，而均谓之伤。朝廷虽许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砦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则轻重不失其当矣。”及布为相，始从其议，诏有司改法。未几，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诏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及虽伤人而情轻者奏裁。法行之后，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仇报复。故贼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养成大寇，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旧法。”布罢相，翰林学士徐勣复言其不便，乃诏如旧法，前诏勿行。
节选自《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皇陵分布区域
北宋皇陵分为四个区：
赵弘殷的永安陵在嵩山太室山主峰峻极峰以北开陵后，赵匡胤的永昌陵在永安陵的西北400米处设陵，赵光义的永熙陵在永昌陵西北1000多米处设陵，是谓西村陵区；宋真宗的永定陵在西村陵区的正北再开新陵区，是谓蔡庄陵区；宋仁宗的永昭陵在蔡庄陵区正北再开新陵区，宋英宗的永厚陵设在永昭陵西北200米处，是谓孝义陵区；至此，帝陵区已延伸到洛河之滨，宋神宗的永裕陵只好“迎头赶上”，在西村陵区以西3公里处开辟新的陵区，宋哲宗的永泰陵设在永裕陵西北600米处，是谓八陵陵区。
西村区有永安陵、永昌陵和永熙陵，葬有宋宣祖、太祖、太宗，附葬皇后陵10座和宗室子孙墓140多座。永安陵系赵匡胤之父宣祖赵宏殷和其母杜氏合葬墓。另有太祖贺后陵、王后陵和太宗符后陵。永昌陵是太祖赵匡胤墓。永熙陵是太宗赵光义墓，附葬有太宗两个李后和真宗郭后陵。
蔡庄陵区有永定陵。在八陵村南，是真宗赵恒墓，附葬有真宗的李后、刘后和杨后陵。另有高怀德、蔡京、寇准、包拯墓。
孝义陵区有永昭陵、永厚陵。永昭陵是仁宗赵祯墓，永厚陵是英宗赵曙墓。
八陵陵区有永裕陵、永泰陵。永裕陵是神宗赵顼墓，附葬向后、朱后、陈后和徽宗王后4座皇后墓。永泰陵是哲宗赵熙墓，附葬刘后陵。
北宋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基本相同，皆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上宫、下宫和皇后陵及附葬王室子孙墓组成。上宫是陵园的主体部分，从南至北依次建有鹊台、乳台、神道和陵台。陵台就是墓冢，位于宫城的中部，陵台分三层呈覆斗梯形，上边种植郁郁葱葱的翠柏，四季常青。陵台下称地宫，是埋葬皇帝尸骨的地方。地宫规模甚为宏大，一般深达30米，由青砖砌成，仿照地面宫殿建筑结构，墙壁上还绘有大型彩色壁画。下宫也叫陵寝，位于上宫的西北部，是停放皇帝棺木和送葬官员居住的地方。围绕上宫和下宫，筑有十多米高的神墙，称宫城。宫城一般占地一百多亩，四面开有神门，神门外各有石狮一对，防御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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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鼎力支持的盗墓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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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琏真珈盗南宋诸陵
作案时间：公元1278年
作案地点：宋六陵，绍兴城东南18公里皋埠镇攒宫村
受害人：宋六帝（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
作案人：杨琏真珈及宗允、宗恺泰宁寺僧侣
作案手段：祥兴元年，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珈真，怙恩横肆，帅徒役顿萧山，发
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此肉）弃骨草莽间……”
作案后果：宋六陵经过此次洗劫，地下的珍宝，墓中的尸骨均荡然无存。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相关文献有记载
作为江南唯一的一座皇家陵园，宋六陵，埋葬着南宋9个皇帝中的6个，他们连续在位的时间长达148年，而整个南宋历时也不过153年。一部南宋王朝的兴衰史几乎就是宋六陵主人的生活史。它的被盗，不但是南宋的损失，更是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历史的一个损失。但是从历史来看，每个朝代在它风雨飘摇的时候，也就是盗墓者最狂妄猖獗的时候，宋六陵也没有走出这个宿命。
南宋诸陵的修建
“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这种情况也适合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的。这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
1131年，宋高宗赵构24岁，在皇帝的宝座上才坐了4年，他的祖母隆佑太后病死，兴建皇陵就作为国家大事摆到皇族的议程上。也许有人要问：“南宋皇陵为什么设在绍兴呢？”这还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开封，掳走了徽宗和钦宗两个皇帝。昏庸无能的高宗赵构仓皇南逃，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1129年，金兵再度进犯，赵构又从杭州经绍兴、宁波，一直退到东海，第二年才回到绍兴，并在这里做了一年零八个月的皇帝。同年4月，随高宗南渡的北宋哲宗皇后孟氏死了。
当时北宋的皇陵已经沦为金国的国土，赵构就派一个叫杨华的吏部侍郎在江南勘察新的陵址。浙江本是个多山的省份，适宜建皇陵的风水宝地比比皆是，杨华偏偏看中了浙江省绍兴市东南17公里的一条山沟，山沟里有座泰宁寺，是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祖先陆佃的功德院。
杨华在泰宁寺住了一晚，对那里的山水感觉很好，回京向赵构写了个调查报告说：“泰宁寺四面环山，雄壮峻秀，东是青龙山，南接紫云山，西靠五峰山，北倚连雾山，是块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宝地，在那里建皇陵，有层层山峰相拱，青龙白虎保卫，不仅适宜埋藏先帝的弓箭，而且预示皇朝万载的兴隆。”赵构同意杨华的报告，下昭在那里建皇陵。
孟皇后的去世，时距朝廷上次营建山陵，也就是营建钦圣宪肃皇后山陵已30年，中间局势动荡，“图籍无存”，而朝中大臣多是新进的，也很少有人能详细地知道以前皇家的陵寝制度，所以所制攒宫比北宋陵寝“少异也”。宝庆《会稽续志》卷三《陵寝》引王明清《挥尘录》说：
“绍兴初，昭慈圣献皇后升遐，曾纡以江东漕兼摄二浙厅辩用元符末京西漕向故事也。朝论欲建山陵，纡议以谓：‘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附矣，亦以攒宫为名，佥以为当。’”
皇陵是国家的重点工程，皇帝亲自指挥，动用全国财力，征调全国的能工巧匠，往往要费时十年八载才能完工。有的皇帝刚刚登位，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直到临死前才完工，因此皇陵大都建得气象万千，壮丽辉煌。
宋六陵区占地2.24平方公里，远处东傍青龙山，南接紫云山，西依五虎岭，北靠雾连山，构成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景观，好像四大方，保卫着眼前的皇陵。同时地势东南略低，西北稍高，清澈的溪发源于东南的大仁龙山，沿皇陵向西婉蜒而过。整个陵区山水交融，风景如画。南宋王朝的这种独特的陵园选址方法，是我国古代风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宋六陵虽然属于临时安置性质，但毕竟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墓葬，各陵仍有一定的规模。据文献记载，地下均有长达数十丈的石砌甬道和墓室，又有精致的墓阙；地面上建有献殿、享殿、宰牲房等大批建筑。可惜沧桑巨变，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这些陵园建筑了。只有那一个个微微鼓起的土墩上的八丛参天古松，依然挺立在青山环抱之中，它们少则七八棵，多则数十棵，棵棵粗可合抱，顶挑青枝，如伞如盖。相传，每丛松树的下面，就是一座皇帝的陵墓。
南宋的国力虽然有限，但皇陵建得一丝不苟，估计和北宋的差不多，有长长的神道，文武百官和飞禽走兽的雕像，高耸雄峻的祭殿，坚固而深邃的墓道以及数不清的殉葬品，一切和地面宫殿相仿。
宋六陵里一共埋了七个宋朝皇帝。第一个是宋徽宗赵佶，其陵墓叫永佑陵；第二个是宋高宗赵构，其陵墓叫永思陵；第三个是宋孝宗赵慎，其陵墓叫永阜陵；第四个是宋光宗赵，其陵墓叫永崇陵；第五个是宋宁宗赵扩，其陵墓叫永茂陵；第六个是宋理宗赵昀，其陵墓叫永穆陵；第七个是宋度宗赵，其陵墓叫永韶陵。南宋还有三个小皇帝，死后一个葬在广东新会崖山，一个葬在深圳蛇口，另一个葬处不详，无从考究。
宋陵被盗过程
宋六陵之所以取名为“攒宫”，是因为南宋的君主们原先并不准备就这么心甘情愿的永久安息在江南，本打算浮土浅藏，暂时的将梓宫攒集一处，有朝一日收复中原后再一并归葬巩县的北宋祖陵。但苟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以国破山河碎的结局而告终。诸帝遗骨非但未能如愿返归祖茔，反而在亡国后不久就遭到了强人的浩劫凌辱，陵园毁于一旦。
1278年，南宋刚灭亡。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西域僧人杨琏真珈就盯上了宋六陵，开始大规模的挖墓盗宝活动。宋六陵埋得较浅，挖墓并不困难。他暗中勾结了一批恶僧奸徒，率领大队人马开进陵区。首先被挖开的是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挖开浮土后就见到长长的用青砖砌成的地宫，撬开宫门后就是墓道，墓道两侧摆满了祭品和殉葬品。杨琏真伽撬开宋理宗的棺椁，据一些史料记载，棺椁被撬开时，里面射出一道白光，直冲云天，原来棺内堆满了金银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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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鼎力支持的盗墓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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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理宗才死4年，遗体的面目还栩栩如生，只见他头枕七宝伏虎枕，脚抵一柄杨贵妃用过的穿云琴，身下垫的是锦绣软缎，软缎下面竟是用金丝编的凉席。杨琏真伽把陪葬的稀世珍宝盗窃一空后，这帮利欲熏心的恶徒蜂拥而上，用铁钎、铁铲等工具，先后砸开永茂陵、永穆陵、永绍陵和宁宗仁烈皇后的地宫，开帝王棺椁，哄抢墓中数目惊人的奇珍异宝。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把宋理宗赵昀的尸体从永穆陵中挖出，倒挂在树上三天三夜；见到宋理宗的脑袋特别硕大，竟把脑袋拧断，顺手带走，刮去腐肉，变成光滑滑的头颅，以颅壳盛酒，作战利品炫耀。
杨琏真伽前后挖开100多座古墓，把多数皇陵和埋入皇陵的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功勋大臣的坟墓几乎全部挖开，尸骨撒满山沟，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为了达到分裂民族的罪恶目的，杨琏真伽还打算将六陵遗骸埋到杭州南宋皇宫内，并在上面建造镇南塔，表示宋人永世不得翻身，
宋六陵被盗发以后，宋代遗民，绍兴人唐珏闻知帝陵被毁，龙体遭劫，忧心如焚。当下典当家产，私下备酒宴，邀请乡里少壮辈。酒至半酣，唐珏突然说：“今请诸君协力，前往收埋先帝尸骨，如何？”有一人问道：“山上将官把手，虎视眈眈，事情一旦暴露，如何是好？”唐珏说：“此事我早已运筹，今四郊荒野多露白骨，何不以假乱真，取而代之呢？”大家应诺。唐珏拿出备好的木匣若干只，上面复以黄色丝绢，署上帝名、陵名，分头趁月色潜入陵山，自永思陵以下，随号将诸帝遗骸分别收藏起来，埋在宝山之阴天章寺前，种上冬青树，以为标志。
其后世人有感于唐珏的行为，作诗曰：“马棰问形，南面欲起语，野尚纯束，何物敢盗取。余花拾飘荡，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蜕龙挂茅宇。老天监区区，千载护风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风吹凉积香雪，遥遥翠盖万年枝。上有凤巢下龙穴。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复有梦中诗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龙睡，轩敝宁忘犬马情。亲拾寒琼出幽草，四山风雨鬼神惊。”“一自筑珠丘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鸦。水到兰亭转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珠凫玉雁又成埃，斑竹临江首重回。犹忆年时寒食节，天家一骑捧香来。”
清人袁宏道也曾在《游六陵记》写道：“六陵萧骚岑寂，春行如秋，昼行如夜，虽聊鞭叠骑，而时闻伥啼鬼哭之声。读唐义士诗，痛楚入骨，为之沥泣。自古亡国败家虽多，未有若斯之惨酷者也。诗一首：冬青树，在何许，人不知，鬼应语。杜鹃花，哪忍折，魂虽去，终啼血。神灵死，天地暗，伤心事，戍儿年。钱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终离去。纵使埋到崖山崖，白骨也知无避处。”
时光流逝，可是宋六陵并获得平静，在清代和汪伪政权时又被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多次盗掘，再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宋六陵的地面建筑至此几不复存在。
正史、野史都记载了宋六陵在元初遭杨琏真珈等人盗掘。但是，这些记载相互之间都存在不少矛盾之处。其实早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不少矛盾之说。元朝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不仅记录了几种不同的说法，还对杨琏真珈的盗墓时间，高宗、孝宗尸骨移葬东嘉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不少文献资料都说：南宋王朝辟宋六陵为皇家的临时陵园，以后收复中原，这些皇帝的灵柩都要移葬到河南巩县的宋陵。但是，文献资料也都证明南宋皇帝偏安江南，并无收复中原的雄心和计划。也就是说，“收复中原”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口号，那么，宋六陵难道就真的只是皇家的临时陵园？诸如此类种种疑问，相信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日益进步，总有一天会给所有关心它的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宋六陵出土的文物
据史料记载，盗贼们得到“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等诸多珍宝。后代又陆续从宋六陵的遗物中发现铜凉拔锈管、真珠戏马鞍、锡器、端砚、玉瓶炉、古铜、精美的龙泉窑青瓷，这对研究当时的手工技术和社会文化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朱元璋重修宋六陵
杨琏真珈盗掘宋六陵一事，曾震动朝野，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御札相臣宣国公李善长，遣工部主事谷秉义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吴勉，索饮器于西僧汝纳，叫其以理宗顶骨来献。次年六月令浙江行省进《宋六陵图》，于是命启瘗南归，藏诸旧陵。护葬者礼部尚书崔亮，绍兴知府张士敏勒碑记年月。其余陵墓，也从天章寺前迁遗骨回攒宫。陵上封以松树。“陵前丰碑重立，上刻诸帝陵名”。至此，南宋皇帝理宗赵昀的颅骨，被劫取在外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原本想暂时存放梓宫的绍兴陵园。后来，清人王居琼感赋《穆陵行》诗，足以发人深思：
六陵草没迷东北，冬青花落陵上泥。
黑龙断首作饮器，风雨空山魂夜啼。
当时直恐金棺离，凿石通泉下深锢。
一声白雁渡江来，宝气竟逐奴僧去。
金屋犹思宫女侍，玉衣无复祠官护。
可怜持比月支王，宁饲鸟鸢及狐兔。
百年枯骨却南返，雨花台下开幽宫。
流萤夜飞石虎殿，江头白塔今不见。
人间万事安可知，杜宇声中泪如霰。
明清对宋六陵的维护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寝，令各行省臣同诣所在“审视陵庙并其图以进”，浙江行省进宋诸陵。历经近百年，宋六陵“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余仅存封树。”九年“令五百步之内禁人樵，设陵户二人，有司督近陵之人看守，三年一传制。遣道士斋香帛致祭于孝宗理宗二陵，登极则遣官祭告”。此时的宋六陵布局，理宗陵有顶骨碑亭，其右为义士祠。
宋六陵虽规模宏大，“内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亩，田三十八亩九分”，政府也下令派人看守，但“岁久为居民所侵”。正统间赵伯泰奏复，弘治元年复帖。县典史张弘捡勘具册以覆。其后或以山无守者，虽朝廷屡屡下令严禁侵盗，“无几时乃割禁山之半佃为民，其半亦令居民守之而入其租，然樵之禁，守卫之夫亦以疏矣。”
宋六陵的新生
自清代以来，宋六陵园渐渐荒废。建国以后，宋六陵所在地攒宫茶场在进行机械化改造时，在距地表仅40—50厘米处发现了屋基平面、局部排水沟和铺设整齐的石板小道，并有成堆的条石出土，绍兴县文保部门在现场勘查后，确认这是著名的宋六陵所在地。
“至1970年后，垦为茶园，诸陵地面建筑尽圯，仅存苍松8丛。”如今，历经沧桑、屡遭兵火的南宋六陵，由于年代久远，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不过地面尚存二百余棵作为封树的古松，作为皇陵所在的标志，使整个陵区虽已无地上建筑，但仍松柏森森，气氛肃穆，环境幽静，保留着皇家陵园的气派。
相关文字描述
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
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弃骨草莽间……”
《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
《绍兴县志·越中杂识》记载：“杨琏真珈等人发掘宁宗、理宗、度宗三陵，割破棺椁、劫取宝玉……杨贼发掘得志，又于十一月再发掘徽宗、高宗、孝宗、度宗四陵……其中徽宗陵墓只朽木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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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之盗，以多取胜：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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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宋元期间
作案地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受害人：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民间盗墓者
作案手段：五花八门
作案后果：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墓大多遭到破坏。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相关文献有记载
引子
《庄子》中已经有对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一脉相承。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中国自古来，盗墓就很盛行，民间盗墓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到了宋元时期，仍然有增无减。
蔚然成风的民间盗墓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相互辅承，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间盗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一样。墓室的窟室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那个样子了。
其实，民间盗墓当时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则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王圭发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