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中国电影的朋友随便看一看吧！
不能算我原创，是很多材料组合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以前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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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简史（一）1896-1930
电影正式诞生于1895年末，很快被当作一种“新奇的玩意”输入中国。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的电影放映。次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来上海，在天华茶园等处放映电影。以后10年里，北京于1902年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脚踏赛跑车》等短片；1903年，中国商人林祝三自欧美携带影片、放映机返国，在北京借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影片；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影片在宫内放映，仅映3本，发电机发生炸裂，慈禧认为不祥，清宫内从此不准再映电影；但1906年起，电影放映在北京城内逐渐增多，如西单商场的文明茶园等场所(见彩图)。在香港，大约1904～1905年间，位于中环的云咸街建起第一家香港电影院──比照影画院。在上海，意大利商人A.雷玛斯经营电影放映赢利颇丰，在1908年建起了一座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正式修建的第一座电影院，雷玛斯因放映电影发了财，从而吸引外国商人纷纷来上海争夺放映市场。
1928年，以经营电影院起家的罗明佑，同民新影片公司的黎民伟首先取得协议，这年12月，以华北公司名义，与民新公司在北平合作拍摄故事片《故都春梦》，公映后颇受欢迎；遂再以“民新”、“华北”名义又同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取得合作，共同组成联华影业公司，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方针，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爱欲之争》、《恒娘》、《一剪梅》、《心痛》、《桃花泣血记》等片。由于创作人员多半是大学生、留学生或话剧演员，艺术创作上摆脱了文明戏影响，较注意电影艺术特性的运用和掌握，深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观众的欢迎，从而在观众中产生了与“明星”、“天一”的影片的不同印象。当时这鼎足而立的三家影片公司，“明星”和“天一”被称为旧派，“联华”则被称为新派。
1929年2月4日，上海的夏令配克电影院放映美国影片《飞行将军》，这是有声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半年之后，上海首轮电影院先后改装有声放映设备，但内地中、小城市，仍然放映无声电影。尽管如此，中国电影界从1930年初开始，不顾重重困难，进行了第一批有声电影的尝试。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首先试制了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由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影片公司合股，以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名义，租用日本发声映画株式会社的有声器材设备，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青》；同年6月下旬在上海公映；三个月后，天一影片公司利用美国摄影、录音人员和器材设备拍摄的片上有声片《歌场春色》也在上海公映。随后，1932年1月，明星影片公司完成了它的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影片《旧时京华》。联华公司虽然在1930年拍摄的《野草闲花》中首先用蜡盘发音配了中国第一支电影歌曲《寻兄词》，其后又拍了几部配音片，但片上发音有声片的制作，要推迟到1935年。应该说，当时所进行的第一批有声电影的尝试，推动了中国电影技术界对有声电影技术的不懈钻研和努力，从而使中国电影在30年代能利用自己的技术顺利地从无声电影过渡到有声电影。
中国电影简史（二）1931-1937
自1941年起，“中制”和“中电”由于种种原因陷于停顿。1943年底，“中制”开始恢复制片活动，至抗战胜利前夕，又完成了《气壮山河》（何非光编导，姚士泉摄影）、《血溅樱花》（何非光编导，罗及之、姚士泉摄影）、《还我故乡》(史东山编导，韩仲良摄影)、《警魂歌》（寇嘉弼编剧，汤晓丹导演，王士珍、王士英摄影）4部故事片。教育部所属的中国教育电影制片厂，1943年起，也拍摄了《川北胜迹》等几部短片。
1935年在山西太原成立西北影业公司，1938年迁到成都，先后完成了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1940，瞿白音编辑，陈晨摄影）和故事片《风雪太行山》（1940，贺孟斧编导，杨霁明摄影）。
上海：早在1939年6月27日，在日本占领军的控制下，成立了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影”），由褚民谊(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任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石川俊重任总经理。除制作所谓“大东亚电影新闻”和所谓“文化电影”等影片外，并垄断了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华中、华南地区的影片发行放映。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孤岛”消失。敌伪将“新华”等12家影片公司合并，于1942年4月10日成立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由林柏生(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任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张善琨任总经理。从此，上海影业全部为日寇所侵占。
1943年1月1日，又成立了上海影院股份有限公司，由张善琨任代表董事兼总经理，独占了上海影片发行与影院管理。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上海电影事业的控制，1943年5月日寇又指使汪伪政权公布了所谓“电影事业统筹办法”，把“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影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于1943年5月12日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使制片、发行、放映一元化，实施三位一体之电影“国策”。由林柏生任董事长，陈公博（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周佛海（南京汪伪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褚民谊三人任名誉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冯节（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任总经理，张善琨、石川俊重任副总经理。成为日寇操纵下日伪合作的最大的电影托拉斯。
日寇和汪伪已经觉察到中国观众对日本电影侵略的抵制，在制片方针上必须调整，为了迷惑中国观众，暂且搁下了如《东洋和平之道》那样明目张胆鼓吹侵略中国的影片，集中拍摄了不少所谓“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和所谓“大题材的中国电影”，也重点拍摄了一系列提倡“顺民哲学”的影片（如《博爱》），及宣传所谓“中日提携”、“清算英美”的影片(如《万世流芳》)。合并成为“华影”后，除继续制作“三角恋爱”、“家庭纠葛”之类影片外，为了“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还成立了“国际合作制片委员会”，与日本合作拍摄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影片(如《春江遗恨》)。“中联”在短短的一年中，拍摄了近50部故事片，“华影”在两年又3个月里，拍摄了近80部故事片。
革命根据地1938年秋季，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先后来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成立延安电影团，决定首先拍摄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编导）。当时电影团只有两部摄影机，一台35毫米，一台16毫米，在延安拍摄完毕后，电影团于1939年1月，分两路到华北敌后进行拍摄。袁牧之和吴印咸去晋察冀一带；徐肖冰先去冀中，后又和吴本立去晋东南。前后拍摄两年余。这部纪录片由袁牧之带往苏联，进行后期制作，因苏德战争爆发未能完成，但其中片断，曾用于1950年中苏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纪录片里。
在国民党官僚资本几乎全部垄断国民党统治区电影企业和对电影加强检查的情况下，经历过长期斗争的中国革命电影工作者和正直爱国的电影工作者，在中国GCD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正确方针指导下，一部分人进了“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一部分人参加了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与此同时，对各种规模的大小民营影片公司（文华、国泰、大同、清华、启明等）也采取团结、支持、争取和协作的方针；从而不断占领新的阵地，不断取得优异的成绩，1946～1949年间拍摄一大批优秀影片。这批影片的主要特点是采取了以暴露和隐喻为主的手法，控诉了在沦陷时期和国民党政权下人民所受的灾害与痛苦，进一步暗示广大人民起来斗争的出路。昆仑公司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万家***》（1948，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希望在人间》(1949，沈浮编导)、《丽人行》（1949，田汉、陈鲤庭编剧，陈鲤庭导演）、《三毛流浪记》（1949，阳翰笙编剧，赵明、严恭导演）和《乌鸦与麻雀》（1949，陈白尘、沈浮、徐韬、郑君里、王林谷编剧，郑君里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松花江上》（1947，金山编导）;文华影业公司的《夜店》（1947，柯灵编剧，佐临导演）；中电一厂的《还乡日记》（1947，张骏祥编导）、中电二厂的《天堂春梦》(1947，徐昌霖编剧，汤晓丹导演)、《遥远的爱》（1947，陈鲤庭编导）、《乘龙快婿》（1948，张骏祥编导）和《幸福狂想曲》(1947，陈鲤庭编导);中电三厂的《追》(1947，沈浮编导)；国泰影业公司的《无名氏》（1947，于伶编剧，应云卫导演）、《忆江南》（1947，田汉编剧，应云卫、吴天导演）以及大同影片公司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1948，欧阳予倩编剧，洪深、郑小秋导演）等，都属优秀之作。《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概括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时代风貌，反映出了当时广大人民，尤其是生活在沦陷区的群众的情绪愿望，把揭露的矛头对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黑暗。这部影片在上海连映3个月，观众达70多万人次。《万家***》，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智清一家的遭遇以及他从幻想到觉醒的曲折过程，表现了战后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以及当时通货膨胀、人民失业、市民阶层迅速走向破产的真实情况，也指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路。影片创作，采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方法，朴实无华，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含义深刻，给人以深长的回味。是一部在思想艺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影片。《松花江上》以抗日战争期间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为题材，导演采取粗犷有力的气势和细腻抒情的表现相结合的艺术处理手法，1947年11月起在上海等地公映，受到舆论的好评和观众的欢迎。《希望在人间》通过邓庚白教授一家在日军凶焰下，在汉奸特务的逮捕、监禁、拷打、跟踪和暗杀下，临难不畏，坚强不屈的英勇斗争，感人地再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显示了中国人民可贵的骨气。影片结尾，邓教授又被敌人逮捕，将遭杀害，但是他的同志、子女却留在了人间，为民族的生存和胜利而继续斗争，起了点题作用。《乌鸦与麻雀》以上海解放前夕一座里弄居民楼里的几户人家的生活为背景，围绕着这幢房子的产权问题，用讽刺喜剧的手法，揭露了小官僚的丑恶嘴脸，表现了他在逃跑前夕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而以同情的态度，刻画了平民百姓的不同性格，显示了他们在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上日渐一致，并团结成一股反抗的力量见彩图。
这个时期还摄制了一批艺术质量高的作品，文华的《假凤虚凰》(1947，桑弧编剧，佐临导演；见彩图)富有喜剧色彩，情节结构巧妙，人物形像生动，对话风趣隽永，把中国电影喜剧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抗战胜利后第一部在美国上映受到好评的中国影片。《小城之春》（1948，李天济编剧，费穆导演）的故事发生在八年战乱后江南某一小城市的一个破落家庭里，只有夫、妻、妹、仆、客五个人物出场。影片通过反复交替出现的古老荒芜的城头，颓败倒塌的庭园、低沉悲惨的音乐、缓慢的节奏，将**的新愁旧情、冷漠的家庭生活和如同一潭死水中的人物精神世界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对“发乎情、止乎礼”的复杂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华艺公司于1948年11月完成上映的、由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1948，费穆导演，李生伟摄影，黄绍芬摄影指导，颜鹤鸣彩色洗印、录音）是中国摄制彩色影片的第一次尝试。启明影业公司拍摄的戏曲片《祥林嫂》（1948，南薇编导）是根据同名越剧拍摄的，越剧改编自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第一次将越剧戏曲搬上银幕。
这一时期上海小规模电影公司进行拍片活动的先后有20多家，总共约出品40部，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
1948年下半年开始，为迎接全国解放，适应全国解放后新的形势的需要，文化工作者纷纷准备进入解放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GCD的地下组织的领导和部署下，大部分文化、新闻、戏剧、电影工作者先后撤离上海，南下香港，待机转往解放区。他们在逗留香港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用各种方式，进行影片创作，产生了如《野火春风》、《恋爱之道》、《结亲》、《水上人家》等国语片和《珠江泪》等粤语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香港电影作品的面貌。
解放区电影这一时期，解放区的电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延安电影团结束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延安和兴山，先后建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华北，成立了华北电影队。
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46年7月，在西北中央局宣传部领导下，进行影片《边区劳动英雄》的摄制，由陈波儿、伊明编剧，伊明导演，程默摄影，凌子风主演，钟敬之美术设计兼制片。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未能拍成，部分人员转入新闻纪录电影的制作。1947年10月，以该厂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在经过冀中深泽时，与华北电影队会合，停留3个月，于1948年6月抵达鹤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华北电影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于1946年10月成立，队长汪洋，部分摄影器材和技术人员由东北抽调；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先开展巡回放映工作和新闻电影拍摄工作，完成了《华北新闻》，拍摄了《晋中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新闻素材。
曲折的发展道路50年代初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各大城市主动停止放映美国影片。当时急需加强制片和发行的统一领导，增加影片的生产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起来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使故事片的生产完全由长春、北京、上海3家国营厂承担。为了发展创作，培养编剧人材，上海和北京先后开办了电影剧本创作所。到1957年，各制片厂都设立了专门的文学部，负责组织剧本的创作工作。为了培养其他方面的人材，上海、北京还先后成立了电影学校，北京的电影学校后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起发行放映管理系统，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全国2000多个县，也先后建立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从5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化工部第一胶片厂)、南京电影机械厂、哈尔滨电影机械厂、上海电影机械厂、八一电影机械厂、北京电影洗印厂（见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等电影工业企业；各大制片厂自己也都建立了洗印车间。
新的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的第一部故事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期间，拍摄了许多优秀的影片，如《白毛女》、《钢铁战士》、《中华女儿》、《上饶集中营》、《赵一曼》、《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等；一些私营厂也拍摄了具有相当水平的影片如《三毛流浪记》、《我这一辈子》、《腐蚀》、《关连长》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优秀影片《乌鸦与麻雀》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完成。在此期间，中苏两国合拍了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均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随后，又拍摄了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第一、二部)、《新中国的诞生》等。《抗美援朝》第一部在1952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桥》是中国第一部表现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在战争中进行建设的新影片，从此，工人、农民、GCD人、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形像开始占领中国银幕。
但是不久，在反右倾运动中，电影界又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不尊重艺术规律、电影特性。加以三年自然灾害，胶片、器材等严重短缺，整个中国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时期，电影生产又逐步下降。
1961年，文化部和中央宣传部分别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重申了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改善和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纠正了几年来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干扰，周恩来在文化部召开的会议上讲了话，严厉批判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号召文艺界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改善领导，按艺术规律办事，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他明确指出，“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教育寓于娱乐之中”。为了贯彻这个讲话的精神，文化部与中国文学与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这些条例指导中国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建国15周年，形成了建国来第二个电影创作高潮，生产了许多优秀的影片。这些影片包括：《甲午风云》、《李双双》、《燎原》、《槐树庄》、《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阿诗玛》、《刘三姐》、《达吉和她的父亲》、《天山的红花》、《红日》、《东进序曲》、《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怒潮》、《野火春风斗古城》、《独立大队》、《兵临城下》以及一批戏曲艺术片如《杨门女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楼梦》、《野猪林》、《关汉卿》和《花为媒》等。此外，优秀的美术片《大闹天宫》（上集）、《小蝌蚪找妈妈》等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与此同时，电影的放映发行事业经过调整，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其中农村放映队有9835个，电影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700多万发展到1965年46.3亿。到1965年为止，中国发行放映公司共发行1213部长短影片。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也已具备相当规模，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等各种设备、器材，并基本达到了自给。同时，还建成了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的洗印厂，并协助化工部、轻工部建设了胶片厂。在其他方面，逐步建立了电影专业的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出版社、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中国电影资料馆，培养出一批批电影创作、理论研究与科学技术人材。
中国电影事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已形成全面发展的规模，并展现出一个繁荣的前景。
但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许多影片被宣布为毒草，禁止上映，许多电影艺术家、技术家、事业家受到残酷迫害。电影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
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中国电影事业获得解放。1979年10月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在祝辞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他在祝辞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提法，并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艺华”被捣毁事件的发生，使左翼电影运动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对于左翼电影运动，又使出种种扼制手段，更进一步地强化电影检查，还扩大国民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妄图摄制与左翼电影相抗衡的影片;又召开所谓电影座谈会，企图控制和拉拢一些电影公司老板和创作人员，以分化进步电影的阵营等等。针对电影战线上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采取新的对策，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以个人联系方式，继续为影片公司和电影导演提供剧本，或帮助导演修改文学剧本，乃至分镜头剧本。从1934年1～10月，明星影片公司又拍摄了一批进步影片：通过一个家庭伦理故事间接宣传团结抗日的《同仇》(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用一个简单线索来贯穿八个小故事片断、描写社会形形色色妇女生活的《女儿经》（集体编导），反映船家生活的《船家女》（沈西苓编导）以及《乡愁》（沈西苓编导）、《华山艳史》（程步高导演）、《到西北去》（郑伯奇编剧，程步高导演）、《劫后桃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等。1934年10月，夏衍在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解散后，转移到联华公司二厂任特约编剧。任光、安娥等音乐工作者也参加了联华二厂的电影音乐创作。在联华公司导演们的努力下，拍摄出了一批成功的左翼影片:反映渔民生活的《渔光曲》(蔡楚生编导，见彩图)，以现实动人的题材内容、流畅圆熟的创作技巧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34年6月14日在上海公映后，连映84天之久，打破了《姊妹花》连映60天的纪录，影片主题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歌曲；揭示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受压迫、被侮辱命运的《新女性》（孙师毅编剧，见彩图），也获得舆论的好评；通过筑路工人生活，反映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愿望的《大路》(孙瑜编导，见彩图)，抗日反帝的主题十分鲜明;《神女》（吴永刚编导，见彩图)则是另一部暴露旧社会现实的优秀之作。在艺华影业公司，田汉、阳翰笙等尽管不能公开活动，仍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为导演提供剧本，拍摄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影片，如:以当时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学生们为从事平民教育而进行艰苦奋斗为题材的《黄金时代》（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表现知识分子失业悲剧的《生之哀歌》（阳翰笙编剧，胡锐导演）；表现反帝抗日的《逃亡》（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以农村斗争为主题的《凯歌》（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衰为题材的《时势英雄》（洪深编剧，应云卫导演）；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家庭的经历和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史的《人之初》（史东山编导）等。与此同时，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由于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和支持，经过司徒慧敏的努力，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和集中袁牧之、陈波儿、应云卫、许幸之、王人美、王莹、周伯勋、吴湄、施超、吴茵、杨霁明、吴印咸、吴蔚云等创作人员，摄制出4部优秀影片：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见彩图）;描写30年代知识青年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风云儿女》（田汉原作，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见彩图);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在“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经历的《自由神》（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以及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这批影片为左翼电影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彩。
这个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和左翼戏剧、音乐运动相互配合，关系更加密切。在音乐方面，为了更有力地推动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为了更好地发挥左翼电影和左翼音乐的战斗作用，除聂耳、任光、安娥外，吕骥、贺绿汀等也都参加了电影歌曲的创作活动，各自分别为电影谱写了《乡愁》里的主题歌《乡愁曲》、《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逃亡》里的《自卫歌》，特别是《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喜爱。随着影片在各地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戏剧方面，自1935年1月，以上海舞台协会的名义上演了《回春之曲》和《水银灯下》后，电影演员经常参加话剧的演出，话剧演员也更多地参加了电影的拍摄。
1934年6月，在电影理论战线上，左翼电影评论工作者以《民报》的电影副刊《影谭》为基本阵地，对黄嘉谟、刘呐鸥、穆时英等鼓吹的“软性电影”论，进行了批判、揭露和斗争。
1936年初，在中国GCD领导下，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自动解散后，左翼戏剧家联盟也宣告解散。当时，左翼文艺运动人士首先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当时的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从5月起电影界人士环绕这个口号展开了讨论。这个口号，同“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即旨在发起“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它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电影艺术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作抗敌救国的电影，把电影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汇入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中。通过讨论，对以往摄制的抗日反帝影片的经验作了回顾，对在当时形势下电影如何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题材的范围和创作方法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研究。讨论中指出，“国防电影”的任务，就是号召电影工作者，在民族存亡的大前提下，以电影这个最大众化、最普及的艺术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敌斗争服务；“国防电影”的题材范围不仅是直接描写抗敌斗争的，也应当是反映现实的。讨论中还指出，“国防电影”应该允许各种创作方法的并存等等。经过这场较深入较广泛的讨论，激励了电影工作者对抗日救国及摄制“国防电影”的热情，加深了对“国防电影”的任务、题材与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对中国GCD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批电影仍然是同左翼电影一脉相承的。当时，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原来一批左翼电影工作者再度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扭转了该公司一度迎合市民趣味的制片路线，创作出了《生死同心》(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压岁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夜奔》（阳翰笙编剧，程步高导演）、《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等影片。《十字街头》（见彩图)生动地描写了处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30年代青年们的苦闷、觉醒和走上抗敌斗争的过程;《马路天使》（见彩图)通过对社会下层穷苦人民悲惨命运的描绘，尖锐地抨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赞美了劳动人民正直善良、团结互助的优秀品格。影片插曲《四季歌》以优美的民歌曲调，曲折地唱出了东北人民家乡沦陷、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表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心情和愿望。《生死同心》虽然以1925～1927年大革命时代为背景，但也具有鼓舞群众为民族解放、抗日救亡而斗争的现实意义。联华影业公司这时期也拍摄了《迷途的羔羊》（蔡楚生编导；见彩图）、《狼山喋血记》（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联华交响曲》(集体编导)、《王老五》(蔡楚生编导)等影片。新成立的新华影业公司，由于得到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支持，也拍摄了《新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导）、《壮志凌云》（吴永刚编导）、《青年进行曲》（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等符合国防电影精神的影片。
广大爱国电影工作者还参加了戏剧活动，并及时地配合当时的现实斗争。“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推动了电影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更大发展。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中国GCD地下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陈波儿等爱国电影工作者第一次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百灵庙一带为士兵和民众演出，为抗日战争爆发后戏剧电影界救亡演剧队的建立树立了榜样。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分子使用法西斯手段来干涉和阻挠苏联电影在中国国土上公映的阴谋，并揭露他们鼓吹侵略中国的政策，爱国电影工作者和文艺界人士又围绕着苏联影片《阿比西尼亚》、《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以及日本鼓吹侵华的影片《新土》的上映，展开了保卫苏联电影上映的斗争活动，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对于上海租界工部局阻挠和禁止中国国防电影和国防戏剧公映、上演的行为，爱国电影、戏剧和文艺工作者一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要求撤销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的运动。
美术片在中国各类影片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它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中国美术片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的风格和特色。中国美术片不仅有一般的动画片，而且有木偶片、剪纸片、折纸片、水墨动画片等等，这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艺术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其中包括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而这些内容是最适于用美术片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的。
建国以来，有27部美术片在国际上获奖40次，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美术片已经形成了“中国动画学派”。例如动画片《大闹天宫》曾在44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放映，各国报纸评论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风格”。
由于迅速发展的电视比电影更能及时地报道新闻，新闻片不得不探索一些新的途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新闻纪录片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进行新闻报道的作用，必须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全面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对某一时期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要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新闻纪录片还注重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改变了过去新闻纪录片纪事不纪人，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结合文献资料，表现了周总理光辉的一生，又表现了北京及至全国人民冲破“四人帮”的重重阻力在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哀送周总理灵车以及各地群众的悼念活动。
另一方面，纪录中国人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奋起反击》，揭发经济犯罪、贪污浪费的《极大的浪费》、《触目惊心》以及纪录审判“四人帮”的《正义的审判》等，都给人以强烈的启迪和教育。而《美的旋律》、《美的心愿》、《莫让年华付水流》、《邻里情》、《老北京的叙说》、《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等，都力求真实、有较深的内涵、立意清新、以情动人、又有很强的艺术性、富有诗情画意，的确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开拓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里，北京、上海两个科教片厂也有了新的发展。上海科影厂拍摄了《高山植物》、《喜见光明》、《熊猫》、《蜜蜂王国》、《冠心病》、《中国冰川》等；北京科影厂拍摄了《黄鼬》、《古潜山油田》、《毛孩》、《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灰喜鹊》、《尼罗罗非鱼》、《崛起的第三金属──钛》等。特别是拍摄了一系列纪录中国著名老画家绘画技法的影片，如《中国花鸟画》、《李可染画牛》、《苦禅画鹰》、《浅予画舞》、《王雪涛的画》和《蒋兆和的画》等，对国内外研究、爱好中国画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异常宝贵的资料。
当代电影事业至80年代，电影制片厂的分布已打破过于集中的现象。30多年来在建国初期的长春、北京、上海三大制片厂的基础上陆续增建新厂，如在北京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上海建立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广东省建立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在陕西省建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四川省建立了峨嵋电影制片厂，在湖南省建立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福建建立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在深圳特区建立了深圳影业公司，在云南建立了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此外，北京电影学院还建立了师生教学实习基地青年电影制片厂；为了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还专门建立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农业部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为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为满足各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都承担把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译制成少数民族语言影片的任务。
1960年成立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正式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在许多有制片厂的地方，如上海、长春、广东等地分别成立了分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电影工作者学习党的文艺方针，开展学术研究，保障艺术家的权益。协会每年组织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家对上年度优秀影片、导演、演员、编剧及其他创作人员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编辑出版的《大众电影》每期销售量达数十万册。自1963年起，《大众电影》举办一年一度的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由读者自由投票，选举优秀影片，并颁发百花奖。1980年，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这3项奖对促进电影创作的繁荣起着很大作用。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电影史、电影理论研究专著和中外电影剧本及电影科技方面的书籍。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电影有着广大市场。今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影片的质量，挖掘与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不断发现、培养新的电影人材，提高创作人员的修养素质，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学习和借鉴外国影片的宝贵经验。只要这样，就一定能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