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苏德战争爆发。表明苏联卫国战争“将同各国人民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结成“统一战线”。
上级号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上级针对目前壶关统战工作做了初步决定：
一、统战工作的方针与原则：
①对坚决挑拨内战的分子，我们采取反对、斗争、孤立与打击的态度。
②对思想动瑶愿意抗日的，则应争取他为国家民族的利益，继续坚持抗日，劝告他们不要做不利国家不利自己的种种行为。
③对愿意抗日，不愿内战的要用一切方法争取团结他们抗日。
二、具体工作
①一般说对二十七军应设法争取与团结(特别是上下级士兵)其继续抗日，帮助他们克服与解决各种困难，劝告他们不要参加内战，对顽固派进行孤立与打击之。
②军事上采取自卫原则，对二十七军和顽固派的越界情况活动，不尊守界约、进行破坏的各种军事活动，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将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
③对破坏抗日秩序压诈人民或要粮要款等等活动者实行逮捕；对其愿意抗日的争取团结到我区工作；最坏的引起群众公愤而共同要求抢毙的可以枪毙；对破坏不坚决的采取教育后释放，若再来再捉再放。
④对二十七军上层和国民党顽固派有动谣的人，是经过朋友家属多次写信、拜访等方式劝告停止其反革命活动，则同他们成为同志共同抗日。
为宣传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县委组织全县军民向国民党军占领区及全县士绅展开了统战工作。并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调来壶关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刚刚两个月的李唐同志负责。
并给他派来壶关县财粮科科长、县抗日民主参议院张树芝同志；壶关县牺盟会会员、河口主村抗日村长、深入敌后做伪军策反工作的河口村张金堂同志；县府教育科南关村王阿保和壶关县第一中心小学校长、壶关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兼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壶关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树掌人李友芝等同志配合党的统战工作。
张树芝同志是县工委书记戴苏理在固村一带发展的第一批党员，1940年调壶关县抗日民主机关工作，担任财粮科长，同年被选为壶关县抗日民主机构参议员，十二月事变前，他在担任财粮科长期间，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官员，这次跟壶南国民党顽固派搞统战工作，他是最佳人选。
张金堂在民主村选时，被组织安排做河口主村抗日村长，利用他在红部工作的便利条件，深入敌后，秘密做伪军的反正工作，有不少国民党中间派被他说服，表面上为顽固派办事，暗中也为我们做事。
王阿保是旧府教育科的工作人员，是壶关县的才子，抗日战争爆发后，向往革命，以他先进的思想理论，为百姓编创进步书籍，编导乡村戏剧，宣传抗日救国。
李友芝，树掌人，也是壶关县文化界风云人物，太原沦陷后返家乡担任县中心小学校长，当选为壶关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兼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壶关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积极抵御日寇，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放弃内战而呐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壶南常行驻有国民党二十七军和四十军，还有国民党县长马成骥（1941年接替赵如镐国民党县长职务）以及顽固公安局武装。
二十七军内部大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都是国民党员，生活腐化，不接近下级兵士。自从在常行扶植赵如镐一伙成立国民党壶关县府之后，便成了统治壶关人民的太上皇。
他们派员随意画个条子都可以夹着一根棍子，逢村过户催粮要钱，稍不如意，不分青红皂白，棍子就劈头而下，横行乡里，如狼似虎，任意敲诈勒索，为一大害。等他们酒足饭饱之后，把要上的粮食叫村副派民夫送到他们的指定地点。
当时在百尺、柏林、常行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二十七军催粮棍，
一头轻来一头重。
给米给面放你行，
啥也没有棍伤身。
一头米来一头面，
鸡蛋夹在棍当中。
吃壶关，住陵川，
日本来了窜河南。
二十七军住陵川，
要面要米在壶关。
鸡不生蛋就抓鸡，
催粮人员似虎狼。
二十七军营级以下干部对内战表示动摇，愿意抗日，甚至有少数是不赞成内战的。二十七军下级士兵在抗战前的已是少数，大半以上是抗战后的，这些人是从豫南、安微和本地陵川、壶关一带征集来的。
抗战前来的人，流氓分子很多，对一切事情取无理的态度，劫路、讹诈，什么坏事都干。后征来的人，黄河以南的，希望开过黄河回家乡，壶关、陵川征来的，希望不开走，在本地抗日。
常行国民党县府的成员，很少是外来的，大半是由地主、富农、士绅等参加组成县府，这些人因受国民党的反动数育，加之我方在执行政策上的一些偏激错误，结果这部份人和我们形成对立。
日伪占领区的区长、村长、指导员以下的工作人员，一是因朋友托关系来就任的，二是以威协逼迫的手段就任的，这些人一般对抗日有正确的认识。
村长、指导员、区长以上干部，受国民党指使，反对共产党是坚决的。并且少数是与敌伪有关的亲日分子,对抗日表示动摇。区长以下，虽然执行反对共产党政策，但不坚决，他们受着日伪的欺负和掠夺，一般不愿意内战，原意抗日。
国民党县府虽受二十七军指挥，但也有矛盾，在军事行动上他们虽然机密配合，但在经济物资援助上相互实行部分封锁。
李唐跟大家在一起分析了驻南顽伪国民党的这些情况后，安排王阿保、李友芝草拟信件，书写标语，报纸传单等分别由张树芝、张金堂托关系找暗线把这些传单、信件、报纸分别送给四十军、二十七军还有马成骥，并散发在顽固派占领区的各个村庄和军队里。
总共去信9封(其中四十军1封、二十七军8封)，向其占领区散发标语二千余条，报纸280余份。给国民党县府去信2封，给日军占领区及国民党军占领区之编村公所去信3封，以各界座谈会名义给马成骥去信一封。
信的内容主要是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搞磨擦，参加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铲除汉奸何应钦，改革不良的兵役制度，还对被俘的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进行谈心优待，使他们明确了我们的俘虏政策。
在村级武委会大选时，被俘虏的土兵自发地参加了大会。与此同时，县委还组织人员在根据地采访士紳7名，向敌占区及国民党军占领区的10名士绅去了信，对从国民党顽固县府回来的人员进行了联络和安抚工作。
二十七军有个新兵营长马涛，他是陵川人，副营长李喜堂是壶关黄山一带人，他们跟下属官兵都是从壶关、陵川、长治县征来的，有的是强行抓来的，有的是怕饿肚跑来的，还有的就是为了打鬼子自愿参军的。
刚刚参军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二十七军是国民党军队，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军队，什么是八路军游击队。直到十二月事变后，跟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成了对立派，他们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
副营长李喜堂有一个兄弟李富堂是在八路军壶关独立营里当兵的，三八年二十七军在村里号房（号房就是让一些住有好一点的房子的农户给部队官兵腾出来，让他们住），正好选准了他家的房。
当时二十七军跟八路军游击队还是一家人，都是打鬼子的部队，三九年鬼子在第二次侵占县城的时候，跟二十七军在李喜堂的村里打了一次遭遇战，那是鬼子从长治县西火、荫城、韩川还有驻长治的日军出发陵川扫荡，回来时路过李喜堂的村，被住在这里的二十七军打了个伏击。
当时李喜堂兄弟两个是村里才组织起来的民兵，在开仗时，李喜堂兄弟亲眼目睹了那一次战役，使他们大开了眼界，在二十七军开发走的时候，李喜堂兄弟硬是要跟着二十七军当兵，父母亲只有这两个孩子，都去当兵，谁来照顾家庭，所以，弟兄两个只是跟着走了一个，就是李喜堂。
四〇年，鬼子跟伪军频繁来村里扫荡抓兵，抓走的兵就是要参加警备队当汉奸，父母怕儿子一直呆在家里，有一天再被鬼子抓走当了汉奸，就找到村里在八路军独立营里当兵的乡亲把老二李富堂领走到了县子弟兵独立营，从此兄弟两个一个在国民党队伍里，一个在共产党八路军队伍里。
李喜堂进了新兵营不久，就发现二十七军的兵痞在当地跟老百姓要这要那，还到过他的家乡要东西打人，一次他也被派到乡下征收群众的粮食，正好到了他的家乡，家里的父辈们都认得他就是当了兵打鬼子的李喜堂，怎么还领着一班穿着军装的大兵跟老百姓要东西，不给或者说个没有就会吃一顿棍棒的毒打。
李喜堂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些让他敬重的老兵竟会欺负自己的乡亲，这让他这个脸往哪搁。于是就找着领队的长官为乡亲们说情，本以为他们会看在他的面子上给乡亲们送上个人情，哪知，不但他的说情话没有起到作用，甚至他们还变本加厉地欺负乡亲们。
通过这件事，他的肺都要气炸了，就找到跟他关系比较不错的新兵刘涛诉说这种事，刘涛是陵川人，比他早来半年，也是见当兵能打鬼子就被征进来的，他们陵川的老百姓受二十七军特别是四十军的亏更大，为了打鬼子他也是忍耐这些兵痞做的事情，觉得还是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兵士，要是当上官就不怕他们欺负自己的乡亲了，于是他们就一心一意打鬼子，立功受奖，很快被升为营里的官员。
这次，张树芝找到县长侯国英（县长兼子弟兵独立营营长），要他在独立营里找到这位李富堂，让他帮助我们把一封信件亲自送到他的哥哥（现在担任副营长）手里，再转发给正营长马涛。
李富堂就在独立营一连,现在李富堂已经在营里担任前线侦查员，是一位机动灵活的战士。
侯国英见到刘达飙，风趣地跟张树芝说：“只要是从刘连长手里出来的兵，一定会给你顺利地完成任务。”
张树芝笑道：“只要完成了这次的任务，我请侯县长跟秦连长到我家吃一顿豆杂面汤配黄蒸。”
刘达飙也笑道：“一个专门供应粮食的灶家爷，才让我们吃一顿豆杂面配黄蒸啊。”
张树芝道：“这可是我们那里的上等伙食啊，平时哪能吃得起。”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