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在有华人处必讲《三国》;奇在很多人以为它就是正史;而《三国演义》乃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章学诚·清)
奇在满人可以拿它当军事教材,居然还能实践成功;奇在一个意图投机的破落军阀被人以“仁义”之名千年传唱,而一个真正扶大厦于将倾的盖世英雄却永远背负“奸雄”骂名!
曹操年轻的时候,依仗着官宦之家的雄厚资本,玩鹰溜狗,游荡无度,一副纨袴子弟的模样。叔叔看不下去,便经常在曹父面前告他的黑状,曹操因此很怕他。
某次,曹操正在路上走着,远远地发现叔叔也迎面走来。他脑筋一转,立即让自己变得嘴歪眼斜。叔叔很奇怪,问曹操怎么了。曹操说:不小心中风了。
叔叔便把此事告诉了曹嵩。曹嵩又惊又怕,赶紧把曹操叫到跟前,结果却发现曹操什么事都没有,便问其缘故。曹操说,我哪得过什么中风,是叔叔不喜欢我,才故意说我的坏话。
曹嵩一听“恍然大悟”,从此之后,不管弟弟怎么告曹操的状,他都不相信了。
《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於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
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两汉时期的人才发现和官吏选拔方式是“察举”,其主要特征是由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长官按照官方确定的道德、品行、才能标准,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至中央,通过考核后再任命官职。
如此一来,被举荐人固然需具备一定的才能、品德,但举荐人的态度、荐词却显得更为重要,甚至被录用与否都决定于举荐人的一念之间。
曹操得以顺利出仕,除了其自身能力外,就主要得益于两位名人的广告宣传:桥玄和许邵。
桥玄,汉灵帝光和年间任太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是汉末三公里面的一位异类——清正廉洁,因病辞官,死后都无钱下葬,这在买官鬻爵成风的汉末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张璠《汉纪》曰:玄历位中外,以刚断称,谦俭下士,不以王爵私亲。光和中为太尉,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卒,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当世以此称为名臣。
桥玄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长于识人,尤其在发现曹操异于常人后,居然还把自己的家人托付于他。
《续汉书》曰:玄字公祖,严明有才略,长於人物。
《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讬。“由是声名益重。
《魏晋世语》则更进一步说,桥玄怕只有自己举荐份量不够,还特地让曹操去拜访更以识人著名的许邵(字子将)。许邵不仅持相同意见,还给出了那句传世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世语》曰: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於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如果说许邵的评语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吕伯奢一家之死和那句集自私、狂妄、霸道于一身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则让曹操坐实了奸雄之名。
不过,这则著名的恩将仇报的故事,从后来的演变过程来看,好像是一次栽赃嫁祸,也就是曹操可能被冤枉了。
先是《魏书》,说曹操在逃亡中路过吕伯奢家,老吕不在,小吕和自己的朋友见财起意甚至是想谋财害命,结果被曹操反杀。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魏晋世语》则进了一步,说吕伯奢外出,五个儿子代父款待曹操,曹操却怀疑人家目的不纯,先下手为强,杀了八个人跑了——在这里,曹操的杀人行为已经从被动变主动。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而到了东晋孙盛那里,仍然是由误会杀人,当曹操发现后,虽然后悔,却拒不承认错误,反而大喊道:我可以对不起别人,但别人不能对不起我——这句话很无耻、很美国,不仅让读者油然而生憎恶之感,还立即让曹操的“奸雄”形象丰满了起来。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曹操应该是被黑化了。
从三个出处的成书年代来看,《魏书》成于西晋初年,《魏晋世语》成于西晋中期,而孙盛则是东晋时人。所以,这个故事明显有以讹传讹之嫌,和“三人成虎”简直如出一辙。
战国时期,魏太子将入赵为质。临行前,陪同前往的庞葱给魏王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说城里有只老虎,你会相信吗?魏王说不会。
庞葱又问,如果有两个人来说呢?魏王说我虽然会怀疑,但仍然不信。庞葱续问,那么有第三个人来说呢?魏王说,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会相信了。
庞葱说,你看吧,这就是谣言的力量,明明知道城里面不会有老虎,你却仍然选择相信。邯郸距离大梁城更加遥远,背后说太子坏话的人也会更多,希望大王您一定要明辨是非,不要轻易听信那些人的话。魏王说我明白了。
果然,庞葱和太子前脚走,后面说坏话的就到了。而魏王却如庞葱所料,没能坚守立场、顶住压力,从此疏远了太子。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战国策魏策二》)
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
屠城恶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是曹操的名作《蒿里行》。长久以来,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对此诗的评价都极高。的确,在诗中,作者通过深刻揭露军阀祸国殃民、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与担忧,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和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
但事实是这样吗?
非也。
乱世之中,从来没有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仁义道德也分文不值,各路牛鬼蛇神比得是谁的盾更坚、谁的矛更利、谁的心更狠、谁的计更毒——作为军阀之一,曹操自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他在与陶谦争夺徐州过程中进行的血腥和野蛮杀戮,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的父亲曹嵩在返回老家的途中为陶谦部下所害,为报父仇,曹操东征徐州,连下十余座城池,并于次年(兴平元年)春退兵回到鄄城。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馀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於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於陶谦,故伐之。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曹操让荀彧和程昱留守大本营,他自己带兵再次征讨陶谦。
这次又连下五城,一直打到东海边上。在退军途中,他还捎带着击败了刘备,并攻下襄贲——史书里还追加了一句:所过之外,杀人很多。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相比于《三国志》里的轻描淡写,《后汉书》则是过程详尽且毫不留情。而且,不是一般杀戮,是屠城,甚至鸡犬不留。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大加鞭笞,说子报父仇,名正言顺,但打着报仇的旗号滥杀无辜就太过分了。
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里面就有曹操的很大功劳。
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寡,还有后勤、谋略、心理、气候以及地势等诸因素。也就是说,打仗不是简单的群殴,人多必胜,人少必败。
中国战争史上曾有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像巨鹿之战、彭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等,
其中以曹操为主角的就有两场,战绩是一胜一负:胜是与袁绍的官渡之战,负是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
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看到这里,裴松之不愿意了,连续发出灵魂追问,对本纪的记载表示了严重质疑。
首先,裴松之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原始资本就有五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百战百胜,但负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二三。
况且在大破黄巾军后,他又一次性收编降卒三十多万,这还不算从其他地方受降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便是每次打仗都有损耗,也不可能出现兵不满万的情况。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其次,结营对峙,和面对面冲锋不一样。按照本纪所载,袁绍十万多大军,结营东西达数十里长。曹操他就是再有办法,也不可能用八千人结成和袁绍一样长的大营。所以,曹操的人即使比袁绍少一些,但也不少到哪里去。
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世语曰: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
再次,《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如果袁绍有这么多人,早就把曹操围得跟铁桶一样了。而事实上曹操不仅没有被围,还有余力派出徐晃劫其粮车,他自己也带着若干人去袭击了袁绍粮草所在地乌巢,出入无碍,袁绍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第四,曹操取胜后,很多记载说坑杀了七、八万袁军。这一点更不可思议:这七八万人如果四散奔逃的话,曹操仅凭八千人能制止得了?而能让步这些人乖乖地引颈受戮,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第五,按照《钟繇传》所记,在曹操和袁绍官渡相持的时候,司隶校尉钟繇曾支援前线两千匹战马。而曹操的本纪和《魏晋世语》则说当时曹操只有可怜的六百匹战马,那么,钟繇送来的马哪去了?
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
所以,裴松之最后给出了结论,说负责记述这件事的人为了宣传效果,才故意夸大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因李傕、郭氾内讧,长安大乱,汉献帝刘协趁乱逃往洛阳。在曹阳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太史令王立前来阻止,理由是天象不允许。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天象对宗正刘艾和汉献帝分析说,从去年春天开始,金星(太白)向中央运行,在斗、牛二宿间与土星(镇星)相犯,然后过天津至于天关。
火星(荧惑)则从南方逆行至天关,与金星在天关区相会。金、火相遇,从天象来说是要发生朝代鼎革的先兆,汉祚将终,代之而起的是曹氏建立的魏朝。
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
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
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曹操听说后,倒是没有把这位王立怎么样,只是派人告诉他说,我知道你是忠于朝廷的,只是天机深远,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以后少说这一类的话。
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曹操为什么会低调处理这件事,他真得没有什么想法吗?
当然不是。当时献帝东迁,关东群雄逐鹿,大小军阀遍地走,曹操还远未显露王者之相,所谓低调,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位魏王。二十四年,孙权上表称臣,并希望曹操顺天应人,登基称帝。曹操对众人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
但是,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却一致劝道,大王功高盖世,汉祚也是因你才得以延续这几十年,孙权的意见很对,因为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曹操感慨地说:我现在的权力地位和当皇帝还有什么区别吗?如果天命真在我们曹家的话,我会把机会留给我儿子。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適今日也。……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这个时候,天下虽然三分,但无论是土地还人口,曹操已实得其二,所以,他就不用再刻意隐瞒真实想法了。
裴注《三国志》广征博引,取材甚杂,像《九州春秋》、《魏晋世语》、《汉纪》、《晋纪》、《曹瞒传》等,可考者居然达150余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
又因为这些著作多为个人所编修,言语上少了顾忌,褒贬上更加自由,所以就呈现出与正史一本正经完全??异的风格。
就曹操而言,如果说其“奸雄”之谓是由裴注而来的话,那么,吴人所著的《曹瞒传》则在其中贡献最大。
故事一:曹操为人极为轻佻不庄重,喜声色之娱,经常通宵达旦地玩乐。会见宾客时常着便服,说话也很随便,吃饭时搞得浑身都是。但在执法时却很严苛,尤其是谁要表现地比他突出,他便会想方设法地将其治于死地,即便是老朋友也不行。每次杀人后,还要装模作样地悔恨流泪。像袁忠任沛相的时候,曾想惩治曹操,桓邵、边让也曾得罪过他,于是,曹操得势后,这三个人都没逃过一死。
《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馀。
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於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
故事二:每次带兵出征,曹操都强调要秋毫无犯,尤其不能破坏麦地,违令者斩。某次,曹操的马因突然受惊跑进麦地,曹操让主簿依法办事。
主簿说,按照古训,刑不上大夫。曹操说那不行,如果不作处罚,我以后还怎么要求下属。不过我是主帅,自杀肯定不合适,就先割段头发代替吧。
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於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於尊。
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故事三:有一个宠姬经常陪着睡午觉,曹操告诉她,一会记得叫醒我。宠姬看他睡着了,还没来得及睡,曹操却已经自己醒了。二话没说,立即让人把她给乱棍打死了。
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
故事四:某次外出讨贼,打着打着,粮食不够吃了。曹操便偷偷问粮草官怎么办,粮草官说,这个好办,减少供应量就行了。士兵们发现后,纷纷埋怨曹操克扣军粮。
这时,曹操对粮草官说,没办法,只能借你的人头来平息众怒了。然后提着粮草官的人头对大家说:粮草官克扣军粮、假公济私,已经被我杀了。
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文章最后还说,像这类使奸耍诈的事,曹操做的太多了。
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三国志》卷六和卷十中,对袁绍都有一个相同的评价,即“外宽内忌”,尤其批评其诛杀田丰之举,甚至比项羽驱离范增的性质还坏。
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於羽远矣!
但是,如果看完《武帝纪》以及裴注就会发现,所谓“外宽内忌”用在曹操身上,居然也非常贴切。
据《魏书》载,袁绍与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以及少府孔融一直不对付,就让曹操找个借口杀掉这几个人。曹操说,现在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如果随便杀人,那不就更加乱套了?于是拒绝了袁绍。
这番话听上去确实大义凛然,但裴松之一句话就戳穿了曹操的画皮。他说,千万别信曹操的鬼话,后来杨彪被他整了个半死,孔融则是直接死在他的手上。别看曹操说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到了自己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魏书》曰: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雠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
绍以为公外讬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臣松之以为杨彪亦曾为魏武所困,几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诛灭,岂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信矣。
这一点,清人赵翼的评价最为精准犀利。
他说,曹操在用人方面确实是前恭而后倨,得势前和得势后完全是两种做派。
前期,事业草创,正值用人,所以,他的指导思想是你可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可以杀人越货、坏事做绝,但只要是有过人才能,那就是我曹操的菜——这在他的三次《招贤令》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因此,除了荀彧、程昱这些元勋故旧、肱股重臣之外,像明知道刘备不是池中之物,仍然硬着头皮先收入麾下,后又极其大度地纵之而去,给自己和后代埋下了一颗巨雷。
而臧霸、徐翕、毛晖、毕谌、魏种这些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甚至在曹操背后捅刀的人,也毫无差别地被重新接纳并继续重用。曹魏名臣杨阜就因此称赞曹操,在用人方面的肚量远超常人。
荀彧、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然此犹非与操有怨者。臧霸先从陶谦,后助吕布,布为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即以霸为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晖皆叛,后操定兖州,翕、晖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
操叹其贤,并以翕、晖为郡守。(《霸传》)操以毕谌为兖州别驾,张邈之叛,劫谌母妻去,操遣谌往,谌顿首无二,既出,又亡归从吕布。布破,操生得谌,众为之惧,操曰:“人能孝于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操初举魏种为孝廉,兖州之叛,操谓种必不弃我,及闻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禽,操曰:“惟其才也。”释而用之。(本纪)
此等先臣后叛之人,既已生擒,谁肯复贷其命,乃一一弃嫌录用。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
事情如果发展到这里就结束的话,还真算是一出君臣相得的和谐大戏。但是,自北方一统、地位稳固,而且向南、向西的试探性攻击失败之后,曹操深知天下无望,便开始把精力收回到国内,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内部整合上。
而这其中,又以政治清算为重头戏,一帮原来被无比推崇的老臣先后倒在曹操的屠刀之下。
孔融、许攸、娄圭,前者一直与曹操不对付,死地倒还不冤;但后两者都是曹操的同学或发小,只是因为言语上的放肆便都丢了性命。
荀彧,曹操的首席谋士和铁杆跟班,因为反对他受九锡而不明不白地死(隐诛)。
杨修,一直为曹操所欣赏,因为涉入曹操家事(立嗣)而被杀;
崔琰,曹操近臣,更是以“莫须有”被杀。
乃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
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
对此,赵翼感叹道,曹操秉性猜忌多疑,刚开始掩藏地很深,但时间一长就表露出来了。之前之所以装出一副恢宏大度的样子,就是为了让人死心塌地地替他卖命。
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PS :太困了,睡觉去,害怕猝死……佩服老鹰啊!注,晚上可能还有两章……历史是我的强项……)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