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一生杀人无数,杀孔融、边让是因为这俩是大名士,不但看不起曹操,还天天出言讽刺;杀董承、魏讽是因为他们妄图发动政变,干掉自己。
但曹**死荀彧,赐死崔琰、娄圭则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直到后来我想了一句话,权力是一味毒药!
荀彧是谁?这个我们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读成荀或、或者苟或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读了《三国志》才发现,原来他是那么地厉害,那么地伟大,那么地帅气……是三国时期唯一能和诸葛亮相提并论的人。
曹操早年其实起家很困难,讨董时满腔热血的出战,结果差点被徐荣一巴掌拍死。后来靠着袁绍,才有了东郡,进而有了兖州这个“龙兴之地”。
但有地盘其实没多大用处,关键是得有人才,荀彧就是这个时候顶着“王佐之才”的光环离开袁绍,加入了曹操阵营。
曹操自然是大喜过望,感叹地称荀彧为“吾之子房”。荀彧在战略方面为曹操规划制定了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方针而获其赞赏,包括“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迎奉天子”;
战术上,面对吕布叛乱而保全兖州三城,奇谋扼制袁绍于官渡,险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奇袭荆州等诸多建树;政治上,为曹操举荐了钟繇、荀攸、陈群、杜袭、戏志才、郭嘉等大量人才。
可以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荀彧功劳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曹操自己说的。
(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勠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
但等到曹操功成名就那一天,当曹操想要品尝更高权力滋味那一天,曹操和荀彧之间出现了裂痕。公元212年董昭等人建议曹操加封魏公,曹操第一时间派人征求荀彧的意见,荀彧表示不同意(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不宜如此),曹操很恼火(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不管荀彧的死有几种记载,有多少推测、考证,总而言之曹**死了荀彧。因为陈寿在《三国志·荀彧》传里点了这么一句话——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现在我们看到许多贪官被抓后,都在牢里感慨自己一开始坚守原则,但有了第一次之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其实古代上位者的权力,比现代社会的权力更纯粹,更让人痴迷。所以,曹操也要继续追逐权力,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子孙!
公元216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崔琰因为说了一句话,被曹操赐死,这堪称是三国第一冤案!易中天先生对此评价:崔琰是三国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正派儒雅,又有远见卓识,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曹操也被他的一身正气所慑服。崔琰用死证明自己是君子,曹操用崔琰的死,证明自己是奸雄!
崔琰是谁?荀彧是汝南谋士集团的领袖人物,崔琰则是冀州名士的领袖人物,公元204年曹操攻下邺城,袁绍属下大批冀州士人加入曹操阵营。崔琰,为曹操典选举十余年,其所选都是“清正高尚之士”,而且崔琰的政治立场和曹操并没有多大的冲突。
曹操被封为魏王,杨训上表称赞曹操的功绩,夸述曹操的盛德。当时有人讥笑杨训虚伪地迎合权势,认为崔琰荐人不当。
崔琰从杨训那里取来表文的草稿一看,写信给杨训说:“读表文,是事情做得好罢了!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
崔琰的本意是讽刺那些批评者,好谴责呵斥而不寻求合于情理。有人却报告说崔琰是傲世不满怨恨咒骂,曹操发怒说:“谚语说‘不过生了个女儿耳’。‘耳’不是个好词。‘会有变的时候’,意思很不恭顺。”
从此罚崔琰为徒隶,派人去看他,崔琰言谈表情一点也没有屈服的意思。曹操的令文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与宾客来往,门庭若市,接待宾客时胡须卷曲,双目直视,好像有所怨恨。”于是赐死崔琰。
崔琰死后,和崔琰共殿选举多点的毛玠因而十分不快。后来,有人告发毛玠,说:“毛玠出门看见脸上刺字犯人,那人的妻子儿女被籍没为官家奴婢,就说:‘是老天不下雨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吧。’”曹操大怒,把毛玠逮捕下狱。大理寺卿钟繇奉命责问毛玠。
毛玠本来其实没什么错,因此当时桓阶、和洽等大臣据理进谏营救毛玠,并且要求举报的人和毛玠进行对峙。在这种情况下,毛玠于是被曹操免刑、废黜,不久毛玠在家中郁郁而亡。毛玠死后,曹操赐给棺木、祭器、钱和绢帛,授给他的儿子毛机郎中的官职。
公元213年曹操晋封魏公,前一年(公元212年)曹**死了荀彧;公元216年曹操晋封魏王,崔琰被赐死,毛玠被废黜。
要知道荀彧、崔琰、毛玠不但是天下名士,也是曹魏非常重量级的元老功勋,但不是被杀就是被废,只能说此时曹操的心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简单总结就是八个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如果要在这段最知名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最知名的人物,却也不那么简单,关羽、诸葛亮、曹操、刘备等人,在大众中都拥有无数的粉丝。
但如果要说三国人物中谁最复杂,谁最具争议性,那就非曹操莫属了。
仁义和奸诈、冲动和谨慎、聪明和愚蠢等等完全相反的词语在曹操身上和谐共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交汇出现,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很多三国爱好者认为曹操是一个重视才能胜过重视出身的君主,即所谓的“唯才是举”,但如果真的去了解曹操在用人上的一系列举措后,就会发现这句话并不怎么靠谱。
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曹操发布了《求贤令》,诏令最后一句说:“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他发布这道诏令,是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唯才是举”由此得名。
那么,曹操是不是真的“唯才是举”呢?实际情况可能要残酷很多。
我们先来看看曹操麾下的人才构成。根据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记载,曹操麾下的文武力量主要有以下一些人:
以荀彧、荀攸、贾诩、郭嘉和程昱为首的谋臣集团,这五人被称为曹操五大谋臣。在这几个人中,荀彧和荀攸叔侄出身于颍川荀氏,这个家族在东汉王朝的官僚集团内部一直属于顶尖级别的士族,常年盘踞在三公九卿的位置上;郭嘉跟二荀是同乡,而郭氏是东汉王朝内部掌握司法部门的家族,历代都担任司法部门的主管官员;
贾诩和程昱,前者的家族是凉州地方豪强,贾氏也是常年担任九卿的士族,后者的家族在其家乡的地方官员上也频繁活动,可以说方面大员。这证明了,至少曹操的主要谋臣没有一个是出身卑微的普通知识分子。
以夏侯惇、夏侯渊、曹仁、于禁、乐进、张辽、徐晃和张郃组成的武将集团。
这些人中,两夏侯是曹操的姑表兄弟,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曹仁是曹操的堂弟,也是一直跟在曹操背后的马仔,他们或多或少是跟曹操有血缘关系或者亲属关系,且是好几代家族都有互相联络的姻亲死党。
于禁和乐进是曹操一手从士卒提拔上来,着力培养的嫡系。张辽、徐晃和张郃是从别的军事集团投降过来的将领,他们在曹军中的角色主要是救火队长。
三人虽然打仗勇猛,智勇双全,但是几乎从没有率领大军团独立作战的机会,其中原因,就不言而喻了。曹操对这些外来人员,始终不信任。这种用人方法,和他所标榜的“唯才是举”是不相符的。
公元210年,已经是曹操人生的晚期,诏令发布十年后,曹操就因病去世。而在这十年之中,曹操统治的领土没有实现大规模的扩张,朝政也没有大的改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求贤令》中对于人才的渴求和表达出的意愿当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曹操已经明确了招揽人才的方针,事业上却没什么进步?难道华夏大地真的“野无遗贤”?
或者曹操招揽的人才都是无能之辈?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况且在《求贤令》颁布前的两年时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打得大败,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
甚至可以说赤壁之战打破了曹操统一中国的希望,那么这个时候发布的《求贤令》,真正能够起到的作用,或许是宣传和安定麾下人才之心或是表达一种对事业的正面态度,以此来挽回之前作战所损失的声望。
这种象征性的态度其实要远远大于它实际上能够起到的作用,“唯才是举”,或许真正的价值也是在这里!
衣带诏事件存在诸多疑点,这应该是汉献帝一生中最有可能除掉曹操的一次机会,为什么如此重要的计划会被泄露出去呢?
当时曹操准备迁都许县,汉献帝知到如今曹操当政,自己日后还是一个傀儡皇帝的角色,所以秘密写下诏书缝在衣带里传给董承,让他想办法除掉曹操。
参与衣带诏的人还有种辑、吴硕、刘备等人,但因为遭到提前泄密导致计划失败,汉献帝虽然没事,但整个朝廷被曹操来了一次大清理,很多官员都因此丧生,究竟是谁把衣带诏透露给曹操的呢?
衣带诏是被董承家奴秦庆童和董家婢女告密,因为秦庆童私通的事被发现,他为了报复董承才向曹操泄密。不过如此重要的事情,一个小小家奴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所以演义当中的说法还是有些牵强,董承做事谨慎,他知道一旦计划败露所有人都活不成,所以绝对是把警惕性提到了最高。难道是曹操一早便在汉献帝身边安排了耳目,所以才被及时发现?其实也不太可能!
当时汉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关系没有来到一个水火不容的地步,汉献帝知道自己是被董卓扶持起来的傀儡皇帝,今后很难再拿回朝政大权。或许想急于除掉曹操的并不是汉献帝,而是董承等人,董承可不想董卓死后朝中又来了第二个董卓。
所以便在汉献帝耳旁开始危言耸听,想以汉献帝的名义除掉曹操,这样也算名正言顺,毕竟当时曹操救驾有功,乱杀功臣可说不过去。
《三国志》记载:“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汉献帝把衣带诏交给董承,而是董承私自对外宣称自己拿到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因为“辞”在当时是宣称的意思。
如果这只是董承单方面宣布,那衣带诏的分量就要大打折扣了。其实历史上董承也并不是什么一心向汉的忠臣,只是在演义中被塑造成了一位大忠臣形象。
所以说,如果汉献帝压根就没参与这件事,那衣带诏被泄露出去的几率就要大得多了。
毕竟董承为了说服其他人参与,难免会被隔墙有耳,而且曹操有荀彧的辅佐,应该早就知道要对谁提早防范。
演义或许是为了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还描写衣带诏是汉献帝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以汉献帝的性格来看实在不像是他能做出的事!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