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不至于说，刘钰跑到李欗这里，说我决定了，就由你来做这个历史前进的不自觉的工具，由你来一番折腾最终让人民群众把一切过去旧事物的迷信都破除。
然后李欗便说什么我素来没有这样的野心，亦从未敢问鼎重几何神器之重。只不过，我素来以江山社稷造福天下苍生为己任，如果你们这些实学派和资产阶级认为非得我坐上那把椅子，才能救济苍生造福社稷，那我也……
所以，刘钰问了一个听起来和野心毫无关系的、甚至听起来似乎纯粹是“学术”方面的问题。
自由贸易。
对自由贸易的看法。
刘钰对自由贸易，没有任何偏见。
包括说，从科尔贝尔开始算起，路易·波拿巴、弗朗茨·李斯特等这些人，对自由贸易，都没有偏见。
只不过，这些人的特点，都是“穷则关税保护、达才自由贸易”。不管是拿三还是李斯特，对于关税的态度，都是保护本国脆弱的工业，等水平上去了，再自由贸易。
而不是在理论上就反对自由贸易。
基本上，他们的态度，都和之前休谟对于对华贸易的态度一样：如果真的搞自由贸易，要不是万里大海和风帆海运成本作为天然关税而阻隔，那么整个欧洲用的都是中国商品，直到中国的人均存银量和欧洲一样。那么，在此期间，我们欧洲该怎么办呢？
只不过，自由贸易这四个字，在大顺，是有特殊含义的。
此时，全世界有几个超十万人的大城市？
此时，全世界超十万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大城市，大顺占了几个？
此时，曼彻斯特几个人？伦敦几个人？而达卡、孟买、广东、景德镇、苏州等等，又多少人？甚至于，后世籍籍无名的淮安，在废漕之前，又多少人、多少从事工商业的？
是英国和法国，连续在1700和1721年，连着出台了《棉布禁止令》。是笛福写小作文说东方棉布让人民普遍失业、是法国细木匠协会逼着财政大臣给亚洲公司写信告诉他们不准进口漆器否则会导致暴动。
而不是大顺这边，出台了什么《洋布禁止令》——还是那句话，说什么闭关锁国，你呢绒没本事卖进来、你纺织业让印度打的痛不欲生不得不以高关税行政管控和“煽动人民打砸烧东方商品”，却又以行政命令出台《棉布禁止令》，那么怎么才不叫闭关锁国？
对每匹英国呢绒，不收关税，还从农民那征税补贴每匹进口呢绒20文钱、另外从土地税为每艘英国商船补贴1500两白银的远航补贴、对所有百姓自产的棉布效仿被殖民的印度直接加33%的销售税为英国呢绒腾出市场，才不叫闭关锁国？
都是东亚。
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也不是一样的逻辑。
不要刻舟求剑，也不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人两条腿、鸡也两条腿，所以因为都是两条腿，人和鸡就是一样的玩意儿？
刨除那连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天主亲儿子亲闺女都受不了耶稣会、逼着教皇解散耶稣会的宗教问题。
日本的新井白石强化锁国的原因是什么？
是新井白石认为“金银如骨、商品如毛。毛可再生、骨不可复”。是因为新井白石那时候，日本每年疯狂的白银黄金和铜外流，流到日本连续在十几年内，两次改铸。
有金山银山的日本，居然出现了白银紧缩，社会上流通的白银迅速减少、大商人收紧白银窖藏，因为剧烈的逆差，货币上出了大事。
是因为他发现，中国这边的商人，拿到了铜的定价权。于是他收紧了出口政策，以行政手段让日本这边夺回了铜的定价权。从原来的日本商人主动降价，请求中国商人买自己的铜；到中国商人主动加价、行贿，求着买日本的铜。
日本的伊万里烧的没落，和闭关锁国有个毛的关系？明末大乱，中国这边因为战争混乱，导致瓷器出口大受影响。等着战乱结束，欧洲人脑子有病啊，不去景德镇买定制瓷，还去日本买瓷器？
而这边呢？
不要说大顺，也不要说大明。只说谁都瞧不上的满清，在1830年鸦片大规模走私之前，满清有“贸易逆差”、“白银外流”这几个字吗？1600年，西班牙墨西哥14000人的丝织工厂，用的是哪里的生丝？1700年笛福在里对陶罐和瓷器念念不忘，到底是受了哪里的刺激？
如今改革后的大顺，按照老马的“资本主义是怎么来了”的学说，扩军、造舰、加强集权、征收征税、垄断专营，打赢了一战、拿下了商业霸权——1800年前的中国的问题，是没有能力和手腕，学到1800年英国重商主义和集权手腕的皮毛。
缺了一个能靠血腥手段、靠着对商船征收20%的重税憋出来一支强大海军的护国公。更缺了一个能征83%茶叶税、征收225%棉布税、能按照窗户大小征税、不准走私谁敢走私直接砍手的国家强力。
谈自由贸易，那英国出台棉布令、竞争不过法国糖出台糖税法、所有茶叶必须在伦敦茶叶交易所批发抽税、沿海15里羊毛敢私自出口直接剁手的政策、工匠必须注册匠籍匠籍不得离开英国，是哪门子的自由贸易？
英国能出《裹尸布法案》，不用本国呢绒裹尸、敢用外国布做“寿衣”，直接扒坟挖出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哪个敢出台这样的政策？哪个能出台这样的政策而天下不乱？
你让大明或者大顺，出台个类似政策，扒坟验布，你看看老百姓能不能去凤阳或者米脂，把皇帝的祖坟扒了？
别说大顺，就是大明，敢出台类似的扒坟政策吗？后期所谓的衣服等级，都管不住，纹龙画凤的丝绸到处走，也配讲什么“利维坦”？
一个明确出台过《棉布禁止令》的国家；指责一个每年贸易顺差从未贸易逆差的国家，闭关锁国。
一个有央行、直接行令命令禁止兑付黄金的国家；指责一个连发钞权都没有、发钞权和铸币税直接让给东南沿海白银商人的国家，金融不自由。
一个把垄断权每年都要卖一次、审核一次的国家；指责一个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就把盐这种国家命脉的生产权和销售权，交给商人、而且盐的生产权和销售权可以世袭的国家，国家管控。
真正可悲的地方，在于老马用一半的篇幅，讲“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
讲国家强力、讲商业霸权、讲海军战争、讲关税保护、讲重税政策、讲手工业时代必须要拿到军事霸权然后才能拿到商业霸权然后才能拿到工业发展的机会、讲技术无代差下的军事霸权海军霸权的重要性、讲技术无代差之下没有海军霸权和军事霸权就没有商业霸权也就没有工业起步的机会。
讲小土地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
讲分封贵族时代的农民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小农不一样、讲拿一小农和拿三小农的区别。
讲小农为了均田和耕者有其田可能会和资产阶级短暂联合推翻封建贵族，但一旦他们拿到了这一切就必然会和资产阶级决裂只能依靠和城市无产者的合唱才能开创新时代，否则小农宁可选择召唤亡灵圣君的强化政府。
讲没有封建贵族庄园制的小农经济农民国度，根本没有资产阶级夺权的可能性，夺了也守不住。最后要么出拿三走无限强化的帝制政府、要么工农合唱继承这一切的生产力却又改变了生产关系。
奈何，这些真正有用的东西，历史上传进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而刘钰，靠着“学一半、说一半”的逆练手段，扩军、备战、造舰，利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和英法印第安战争的机会，为大顺拿到了商业霸权和军事霸权。
依靠着大顺的白银“汇率”，和“因为白银货币税而导致的小农不得不发展副业”的极强手工业，拿到了“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所需的一切。
那么，于此时，于大顺而言。
自由贸易好不好？
好。
可是，如果没有法国盟友、没有欧洲的矛盾，大顺没有120艘战列舰、400艘各种辅助船只和次级舰，能让在七年战争期间能憋出来100艘战列舰的英国政府，取消《1700、1721棉布禁止令》吗？
中国在1800年，没有中间选项。
要么，狂造100艘战列舰、400艘辅助船，打到欧洲去，开关贸易。
要么，口岸通商，欧洲买什么、自己卖什么。
因为……印度的棉纺织业，并不比中国差太多，依旧是可以碾死欧洲的存在。
东印度公司，可以去印度买布，回欧洲卖，把财富、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印度对欧洲资本，是有利可图的——买外国货，卖给本国人，也是有利可图。
而对中国而言，成本和收益，其实并不成比例。因为，中国这边，没有一个“买印度布，卖给本国人”的有利可图的中间过程。
也就使得，要么，在开国之初，开拓时候，下南洋，硬刚奥朗则布的莫卧儿帝国。
要么，就只能等着欧洲买办因为有利可图，一点点在印度站住了脚跟。
但是，开国之初，即便下南洋、即便出了个天才皇帝，去硬刚奥朗则布的莫卧儿，胜算几何？投入多少？多少年能收回本？
英国在印度站稳脚跟，是“买办”的胜利。但其本质，也是英国生产力落后的胜利。
但凡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水平，不要说赶上松苏，就是能赶上鲁西北，东印度公司买印度棉布的贸易，就得让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股东，把裤衩赔进去。
靠着人民的勤劳、两千年手工业的积累、小农经济下的白银货币税倒逼小农发展副业的“无意识的经济政策”、以及物价革命传导的最远一环，大顺用海军拿到了商业霸权，也即拿到了手工业时代的工业霸权。
但是，这是不是说，大顺这边，就非常喜欢自由贸易？或者说，把自由贸易，视作政治正确？
显然，这又不是的。
因为，在18世纪、19世纪，资产阶级的任务是什么？
是塑造一个世界市场。
而，简单的“集合”数学，就可以知道，“国内市场”，包含在“世界市场”之内。
一个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内市场”，如果并不在这个“世界市场”之内，那么这个“世界市场”，就是无意义的、不成立的。
那么，对大顺而言，“国内市场”，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自由贸易，对大顺又意味着什么？
只以太子之前折腾过的湖北为例。
靠着川盐入楚、楚布入川，靠着四川不适合种棉花而江汉平原适合种棉花的地理区别，湖北的棉纺织业这些年有所发展。
可是，即便有所发展，争得过松苏？
论粮食。
历史上，从满清中期开始，湖北的粮食就已经不能自给。
而松苏，靠着刘钰的帝国主义手段，拿到了南洋米、东北高粱，谷贱伤农到农民开始大规模弃稻却依旧能够利用海运保持米价低廉。
湖北怎么比？
论棉花。
历史上，江汉平原的棉种改良，经历了多久？一直到北洋时代，官员都无奈感慨：“欲改良棉种，唯有靠大灾之后，赤地千里，征收土地方可”。
而松苏地区，外有爪哇棉和印度棉，北有盐改和漕运改革前后刘钰前前后后屠杀镇压了七万盐工盐户起义后的两淮草荡圈地。
湖北怎么比？
论市场规模。
历史上，江汉平原的棉纺织业，一靠本省市场，二靠四川市场，再多的也就挤不出来了。
而松苏地区，辽南那边试种棉花，直接被刘钰扫了个干净，彻底废掉了辽地自己种棉的可能；南洋一战，直接接管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依托印度苏拉特棉纺织业塑造的南洋棉布市场；一战之后，更是让大顺的棉布成为了西非的“哀伤之布”，成为了西非奴隶贸易的蓝色眼泪。
正如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里，用法国本土甜菜和法国殖民地的甘蔗举得那个例子——这几乎可以视作，大顺松苏棉纺织业和湖北棉纺织业的一种翻版。
【如果自由贸易的信徒敢在法国实施他们的有害理论，法国将至少有200万工作者失业……】
拿三的理论，绝对是有问题的。
但现实就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那被自由贸易所侵害的200万失业者，选他当了皇帝。
亦正如历史上五口通商，贸易中心从两广转移到上海后，西江航运的船夫、五岭脚夫、两粤手工业者，选出来了洪秀全、杨秀清、薛朝贵。也让被上海宁波福州取代的广东成为日后延绵不断的起义策源地。
所以，自由贸易问题，在大顺，是个不可不谈的问题。
是大是大非，是路线之争，更是手腕检验——要么，解决掉他们；要么，安抚或者缓和他们。
甚至于，哪怕对于可能的野心家而言，不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无法成事——国内市场，是世界市场的子集。而国外市场的自由贸易，并不代表世界的自由贸易格局已经形成，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未参与的世界贸易，是不配叫【世界】贸易的。
大顺的体量是如此之大，此时工农业生产总值几乎相当于其余之和。
大顺的人口是如此之多，此时的人口就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么，大顺此时发展工商业——指的是先发地区之外的发展——的思路，能也只能是，搞出来一个个“省级中心”，吃周边、吃本省。
而这，恰恰又是和自由贸易相悖的。
理论上。
真正的“自由”贸易，是松苏地区，依靠殖民地的棉花等原材料、依靠东北南洋的粮食、依靠海运成本、依靠人口数量、依靠金银发钞权，500万人足以完成蒸汽机时代的工业化，以500万工业贵族，让3亿小农破产、农村彻底衰败、农村手工业全面瓦解、土地急速兼并。
效大英在印度故事。
极端点，逼出来乡村劣绅化、小地主破产、经营手工业的地主富农之子信共、大地主大资本家嫡子焚烧自家地契而求“尽拔己毛、令出巨子；赴汤蹈火、以利天下”的局面。
还是那句话。
帝国主义的倾销，两重问题。
小农破产、小农经济瓦解。
本国资产阶级发展不起来。
这是两个问题。
两个阶级的问题。
问题在于，小农破产了、小农经济瓦解了，可是民族资本也没发展起来，被帝国主义和买办干死了。
而大顺，现在自己就是“帝”，也没人能跑大顺来倾销。
那么，这个两重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小农破产、小农经济瓦解。
老马说：【资产阶级社会，是缺乏英雄气概的。他的诞生，要靠召唤古代的英灵，利用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勇气】
【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轻守护过它的摇篮……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
大顺特使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现实，使得大顺这些资产者的诞生，是依靠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反抗、逃亡、战斗而得来的。最终确定了小地产所有制、商业的基本自由、产业的基本无管控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资产阶级，并没有英雄、自我牺牲、恐怖、和战斗。
从秦末开始，延续千年争取到的小地产所有制和小农经济，在法国是靠巴黎市民主导的、而在这边本来就是靠千百年的农民战争主导的。
而资产阶级，他们不但没有英雄气概，也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甚至，他们连古代英灵的召唤卡，都没捏在手里——资产阶级唯一能够说服农民跟他们一起干的，就是为农民争取到小农经济，正如法国那群人、和英国的克伦威尔自耕农铁骑，目的是推翻贵族庄园经济和世家大族。
但问题是，推翻贵族庄园和世家大族的这项使命，被商鞅、被刘彻、被张角、被蔡伦造纸术、被雕版印刷术、被科举制、被黄巢的天街一踏、被李自成的藩王皆戮，所完成了。
小农已经得到了小土地所有制。
而拿到了小土地所有制的小农，是反资的。
所以，资产阶级连小农都拉不走，所有能召唤的英灵卡，资产阶级一个都拿不到。
没有古代的英灵来守护他们的摇篮，正如法国那边没有布图鲁斯、格拉古、凯撒的“复活”，他们凭什么夺权？又凭什么以巴黎征服整个法国？
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而是跟着“复活”的格拉古、“复活”的凯撒走。
只不过，93年，英灵卡在资产阶级手中，是他们召唤了上古亡灵的复活，来对抗他们的敌人，而随后他们就掐死了格拉古和凯撒，请来了萨伊、库辛、科拉尔、本扎曼和基佐。
德国、法国的经验，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部分工人和多数农民，宁可跟着皇帝走，也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只有跟着皇帝这条路走不通后，他们才会琢磨着“养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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