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国会就成立了一个“渎职调查委员会”。
当时，英国国内的舆论情绪，已经被皮特煽动起来，极为狂热——否则，约翰·宾也不至于被枪决；爱德华·霍克也因为让法国军舰逃走，差点被调查撤职——总之，当时的英国舆论已经彻底被威廉·皮特等“小爱国者、爱国者党”们煽动的疯了。
那这得有人背锅了。
然后，渎职调查委员会瞅了一圈，得，就你约翰·莫当特来背这个大黑锅吧！
当然，本质上，其实是党争。
约翰·莫当特，是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支持者，或者说是沃波尔党的。
推荐他来担任进攻罗什福尔港陆军指挥官的，是康沃利斯勋爵。
而康沃利斯勋爵的老婆，是前首相沃波尔的外甥女——波沃尔亲妹妹的家的女儿。
约翰·莫当特，就差把“我是沃波尔的党羽”这样的名号，刻在脸上了。显然，这是沃波尔一派，准备推起来的年轻一代陆军军官。
其实全世界的宫廷朝堂，玩的都差不多，结党、新旧党争、扶植党羽、培养年轻人卡位，等等、等等。
这个渎职调查委员会，一看皮特非要找人负责，那简直不要太明白，到底要找谁负责了：
威廉·皮特在上台前，是靠狂喷内阁、组织反政府活动起家的。可以说，每天喷沃波尔至少十遍，废物、懦夫、蠢货、小人之类的词汇，丛出不穷。
海军指挥官是霍克，父亲是中产入赘出身，纯粹的海军技术骨干，没有党派，海军还是要留几个能打仗的，不能都是些废物。
这个人不能背锅。
一眼扫过去，显然，这约翰·莫当特，又肥又大，就你来背这个大黑锅，顺便搞一搞沃波尔的人。
乔治二世出面平衡了一下，撸了约翰·莫当特的官职，军衔保留，扔到直布罗陀去。
这件事，要说莫当特不知道这是党争，倒也不是。
可当时的情况，确实就是大顺的“中立”船只，对英国发出了警告，这才导致了约翰·莫当特在军事会议上，建议别打了，撤。
而最终也是因为他多的这句嘴，被人抓了把柄，撸到了直布罗陀，戴罪立功。
当时他就对大顺恨得牙根痒痒，等着大顺的舰队出现了直布罗陀附近，击败了博斯克恩的舰队后，这种恨的魔怔程度进一步加深：大顺的中立是假的，早知如此，当时就应该把罗什福尔港内的大顺商船干爆，把上面的人参貂皮都抢走！
再然后，原本的直布罗陀总督“因病回国修养”，他这个还剩下个将军衔的将军，就“临危受命”，成了直布罗陀的最高指挥官。
结果，大顺的陆军登陆，开始了对直布罗陀的围困，还采取了非常恶心的困等坏血病战术，一波把直布罗陀的店铺和房屋都烧了个干净。
本想着在直布罗陀洗刷耻辱的莫当特，简直已经快要恨死大顺了：
自己扶摇直上的时候，是大顺的商船横插一脚，导致自己背了个大黑锅。
好容易被再度起步，成为直布罗陀总督，又被大顺的陆军围困，而且很可能自己又要背直布罗陀丢失的大黑锅——守不住？房屋被烧？你作为代理的直布罗陀总督，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提前做好防火工作？为什么不提前预备下过冬的木柴？为什么不提前征调居民店铺的粮食实行配给而放任那些补给被中国人烧掉？
是以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笛福讨厌中国，侮辱中华，因为他和朋友开的陶器厂被东方瓷顶的不轻，一辈子忘不了描写“陶罐”。顺带着目睹了东方棉布涌入英国导致的大面积失业，以及东方审美开始“扭曲”英国的传统审美。
乔治·安森，因为在伶仃洋，被刘钰好一通侮辱，又因为需要补给和修理船只去攻打马尼拉，不得不忍受；回来后，又因为大顺这边出文章介绍坏血病问题，导致他和沃德博士弄的在海军内推广的“坏血病药丸”被人狂喷，被视作海军部官商勾结的典范——吃了这个坏血病药丸后，一艘570个船员的战列舰，死的只剩下130，而全海军推广，沃德博士怒赚50万英镑，至于是否给推广神奇药丸的安森分钱，那就鬼知道了。自然也是反大顺反到魔怔。
换到莫当特，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这个“东方热”、“中国热”的时代，除了像是孟德斯鸠这种要“借东讽西”，以东方宗教讽刺教会这种政治“启蒙”目的外，反大顺的基本都是因为承受了一些生命不该承受之痛，并且认定责任全在大顺。
是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战术陷阱，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于理性的战术角度：在敌方囤积物资、尚未全部展开兵力、在进攻即将法发起前，进行战术反击，是理论上最佳的推迟敌方进攻时间、扰乱敌方进攻步骤的有效手段。
而于私人的感情情绪上，莫当特想的，也有点……人之常情。
死守下去，坏血病困死，大顺占领了直布罗陀，大顺这边立功受赏。
如果强攻，就直布罗陀这地形，四千守军，进攻方至少也得准备个六七千的伤亡，所以大顺那边的主将也不会被惩罚。
唯独，如果在进攻发起前，自己这边发动反击，焚烧大顺的粮草、大炮、扰乱大顺的进攻部署，那么，大顺那边也得有人背锅、担责、甚至被枪毙！
莫当特此时的心态，纯粹是：
死前老子也要拉个垫背的！
级别越大越好！
不过，在面对军官们的时候，他是不能做这种情绪性的表达的。
在分析了一波此时的局势、粮食存量、冬季来临、大顺有很明显的全面强攻的态势之后，他提出的反击计划，还是相当合理的。
“先生们，虽然我们不知道议会那群人是否会选择救援我们，亦或者把我们像用过的厕纸一样扔掉。”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即便中国人不发动全面进攻，我们也撑不到明年春天。况且，撑到明年春天又有什么用呢？这里都是石头，甚至连种一棵芜菁都不可能。”
“现在的局势很危险，我们必须发出我们的声音，让中国人知道，我们即便面临这样的困境，依旧会选择战斗，会选择希望。”
“我注意到，中国人在德拉康塞普西翁，囤积了大量的粮食、甘蔗酒。还有他们的重炮、火药库，以及西班牙人的商店。”
“在他们洋洋得意、即将发动进攻之前，我们选择反击，突袭他们的阵地，抢夺粮食、焚烧仓库和大炮。如果成功，我们获得补给，他们会发现，根本无法饿死我们。”
“我认为，今天傍晚，应该把海湾炮台方向的士兵，集结起来——我们必须要在夜晚行动，因为白天他们的热气球，会时刻盯着我们的调动。只有依靠黑夜女神的庇护，我们才能将防守海湾方向的兵力集中起来。”
对于这个军令，下面的军官没有任何人反对，而且也真的都燃起了希望。
这个时代，这种漫长的围困战，是叫人崩溃的。
绝望。
粮食缺乏。
坏血病。
没有蔬菜。
缺乏烈酒，士兵更难忍受。
寒冷。
没有取暖的木柴……
等等这些，都已经让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更可恶的是每天持续不断的炮击，重炮不断将铁丸随机落在防御阵地上，使得即便对面不发动进攻，守军也每天紧张兮兮。
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军官，甚至很多士兵，也宁可拼一拼。
万一成功，就能抢到足够的酒、粮食、柑橘或者柠檬，还有西班牙城镇的木料……
军官们对于莫当特的计划，给予了百分百的支持。
很快，一个针对地峡方向的反击计划，就已制定出来。
在他们看来，大顺的防御似乎并不严密，看起来发动突击占领壕沟，问题真的不大。
事实上，他们看得没错。
至少，以此时的战术体系和战术理论来看，大顺的防御体系，有些奇葩。
大顺在地峡方向的防御体系，是多层配置的。
最靠近直布罗陀的第一层壕沟和胸墙，基本是平直的，其实并没有多少兵力防守。
主要都是一些可以远距离点杀的膛线燧发枪散兵，以及在关键位置部署了一些小口径的霰弹炮。
按照“爆炸弹”时代的战术体系，防御方的重要火力，是不能挖环形工事的，因为那样一枚爆炸弹就会把火力报销掉。
而在实心弹时代，这些霰弹炮，当然是要部署在环形工事内，以方便向各个方向射击。
而且第一道壕沟的宽度，其实很大，只是在角度上避开了直布罗陀守军的炮击威胁。
这种宽度，既是为了防守反击，也是为了进攻发起之前，将兵力在第一道壕沟集结，然后靠鼹鼠一样的工兵掘进接近守军。
在第一道壕沟后面，是大顺的第二道壕沟，壕沟完成很标准的“w”形折线，通过有限的几条之字壕与第一道防线相连。
重炮基本都部署在第二道壕沟的附近。
而在v字的顶点，都会布置团营火炮。
每隔一段距离，大顺战斗工兵特化的抛物线爆炸弹虎蹲炮，就会部署一门，射程恰好可以覆盖第一道壕沟。
大顺的大量兵力，也都部署在第二道防线，那里有专门的屯兵坑，但营地并不在第二道防线，而是在更靠后的地方。
战斗工兵的突击连队，也都部署在第二道防线内。
如果需要进攻，则通过之字壕，避开炮击，运动到第一道壕沟，再进行挖坑掘进。
如果要防守，则第一道防线的守军抵抗后有序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再由第二道防线的主力在己方炮火的掩护下反击。
这倒是不需要来直布罗陀后专门操演，而是这就是大顺战斗工兵的战术条例。
因为战斗工兵的任务就是围攻，而之字壕掘进攻城法，最忌讳的，便是城内反击。
防守，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围攻的基本战术体系。
大顺和欧洲战术体系的区别，在于欧洲选择改革兵役制征召更多的部队围困棱堡、大部队继续前进，是性价比最高的；而大顺这边，则是仔细琢磨五千人规模的围攻法，强化壕沟战和土木技术，是性价比最高的。
欧洲把掷弹兵发展为精锐线列步兵和白刃冲击专精；而大顺把掷弹兵发展为精锐工兵、土木和壕沟专精。
前线的参谋们，也只是根据诱敌反击的战术指导，稍微修改了一下，但整体上还是在二十年前就定下的“五千人跨大洋投送极限为基础”的战术思路的范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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