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刘钰想说的，肯定要给即将到来的为了市场和殖民地的世界大战打打鸡血，敲敲边鼓。
只是这种事，一旦说起来，到底还是会涉及到资本和政权的关系。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
原本历史上，有三件不算大的、和资本公司有关的小事，基本上也就明白这些新兴阶层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
第一件，原本历史上的俄国美洲公司，也就是此时尚未成立的、但已经和大顺在毛皮竞争问题上围绕着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出现矛盾的那批人的后身。
当时俄国为了在巴尔干问题和希腊问题上得到英法美的支持，舍弃了一部分俄美公司的利益。加之当时公司创始人大股东死后，沙俄政府阶借机入股了一部分股份，不是干股，但年年亏损不盈利。
可能沙俄朝廷觉得这公司也不甚值钱，遂拿来和英法美等做了交易，结果公司顿时闹了起来，沙皇就算再傻，也看出来猫腻了：既然亏损不盈利，为啥闹得这么厉害？
最终，政府要求查账。
再然后，就是十二月党人爆发了起义。
十二月党人最终被判处绞刑的领袖之一，雷列耶夫，是俄国美洲贸易公司的总秘书长，实际上就主持公司日常工作。
俄美公司在彼得堡的公司总管理处莫伊卡街72号，就是兵变贵族的起义指挥部。兵变失败后，公司负责人烧毁了大量的公司档案。
当然，这肯定不是十二月党的主要原因。但要说一点关系没有，肯定也说不过去。
毕竟沙皇自己也对一个参与兵变的公司高管评价说“你们这伙人真他妈不错”。俄语里，公司，与，这伙人，是同一个词。类似中文里的谐音梗。
第二件，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断发展，英国政府成立了“平行的东印度公司”。
成立不久，真·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利用影子持股的方式，彻底控制了平行的东印度公司，继续维系了公司的全部垄断权，并且一直坚持500磅以上人人平等你有一万股也是一票的政策，防止政府控股拿到控制权。
再再之后，是保东印度公司、放茶税、收窗户税、在北美收税？还是不保东印度公司？最终激发了诸多问题，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
包括放开高额福建武夷茶茶税，导致北美走私贩子大亏损而反抗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第三件，就是原本历史上的淮南苏北盐改垦，两江总督的官银借给兴垦公司造成亏空但之后换了总督要查账，最终策动江苏巡抚反正支持辛亥革命，然后账目全部被烧。
这三件事，其实都体现了商人阶层的力量。
不管是抢到了阿拉斯加的俄美公司，还是为苏北良田万倾打下基础的盐垦，亦或者夺取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这都是力量。
可这股力量，一旦失控，又是什么都敢干的。
似乎，往好了说，当皇权试图分润这些商人利益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对抗，而且会用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钱，大部分时候，比口号好用。
然而，大顺的情况真的很特殊。
现在固然烈火烹油，但大顺的这些新兴阶层，一样也要面临的还是程廷祚说的这一次皇帝南巡大阅陆海军的意义。
他们担心，朝廷见他们太赚钱，出手控制、攫取，或者加税。
毕竟，买扑制的垄断权，可不是终身授权的，而是每年交一次钱，下一次是否承包给你、或者下一次承包价格还是不是这个价，那都是不一定的。
眼瞅着皇帝要来南巡大阅，要说这些新兴阶层心里的真实想法，恐怕也只有天知道了。
因为这些新兴阶层生活在大顺，处在大顺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所以，他们从未产生过荷兰等国那些商人的世界观，即，试图构建一个“资本的自由，这是神圣的、合理的、拥有神性的、不言而喻的”的一种新思想。
不是说他们不想，而是明显不现实的事，压根不敢想。
拥有现在的局面、并且希望现在的局面保持下去，是一回事。
拥有现在的局面，并且认为现在的政策法权等，拥有神圣性、不可侵犯、天经地义、不辩自明等等，又是另一回事。
要说起来，他们对现在大顺的金融管制、土地管制、货币兑换、投资限制等等政策，都不是很满意。
但他们也真的不敢觉得这些东西限制了他们，就是要直接打出口号，把这一切限制他们的东西推翻。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他们要这么干，等于是和皇权加士大夫加小农作对，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故而他们对皇权的态度，很是微妙。
既害怕皇权看到他们发大财，插手太多，掠夺他们的财富。
又不得不依附皇权的延伸，期待着皇帝的圣明，来保护他们这来之不易的局面。
这和欧洲那边的情况很是不同。
而这些贸易中，本身又因为刘钰需要在朝中拉帮手的因素，掺进来不少的勋贵势力和良家子势力，这又使得这些对外的垄断贸易公司，塑造了大顺特殊的一种上层社会的“经书”。
“经书”能够塑造，和经济基础和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刘钰嘴上整天喊着自由贸易，可他嘴上喊的他和全力扶植垄断公司的做法，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相对来说，大顺勋贵和良家子上层所信奉的“经书”，更倾向于法国那一边。
即尤斯季的那篇鼓吹重商主义的《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
里面的想法，当然比较激进扭曲，但为大顺的军事贵族阶层经商，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神圣性”。
【国内贸易、兼并土地，掠夺百姓、低买高卖，那是“奸商”的行径】
【而对外贸易，则是“政治家”的事。因为对外贸易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是分不开的】
士大夫阶层，讲究的是耕读传家远。
传统之下，商人阶层地位卑贱，这不是喊几句四民一体的口号，就能解决的。
千百年的传统，靠几句法令、几个口号就解决，那是痴人说梦。
千百年的传统之下，经商，确实算是“贱”业。
这本《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对大顺这边的最大作用，不是鼓吹重商主义。
大顺不需要刻意去搞重商主义，因为白银黄金始终往这边流。
但……“国内贸易是奸商，是贱业，传统是对的”；“对外贸易是政治家的事，是与国家强盛息息相关的”。
关键是这些东西，使得“经商”，或者说“对外贸易”这种“贱业”，有了特殊的含义。
把对内的商人，和对外的商业，剥离开。
既然不能全面扭转“商人贱业”的意识，那就解构，把商业行为拆成对外、对内。
这，和在松苏的儒学解构重建，思路基本出于一脉。
而这，也正是经书的意义。
正如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教的那些教义使得资本主义开拓，拥有了神圣性一样。
这些东西，也很符合大顺的传统，使得大顺的对外贸易，摆脱了贱业的传统束缚，塑造出了特殊的神圣性。
我这么做，是为了发财。
这很俗，而且在传统意识里，非常贱。士大夫虽然爱钱，但嘴上是不会说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
这就很高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顺便发了财，而且发财越大，就为国家为社稷做的越多。
这就非常高了。
类似于新教那边我努力赚钱、杀人、发财，是为了履行上帝给我的义务和责任，差毬不多了。
毕竟这边不讲上帝。
讲的是社稷、国家、天下。
大顺的对外贸易的“神圣性”，在这一刻也算是正式建立了，有了自己的“经书”体系。
这经书，不是教怎么贸易的，这个不用教。
这经书，是把“庸俗”的经商，变为了神圣的为了社稷、是立功于国家。
这又和大顺自身所树立的事功学，完成了主题升华，并且抽象出来了一个社稷和国家，同时伴随着大顺对外交流而使得国家这个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旧天下范围内，盛世时候，国家是很难清晰起来的。乱世除外。
新天下的范围内，我是谁，才有清晰的意义。
本身，这种东西要加深印象，需要有别人，才知道自己是谁。下南洋、伐日本、海外竞争、对外贸易，也让“我”这个概念渐渐清晰起来。
其实，也就是把天下的范围扩大。
这就使得旧天下内的盛世一统，变成了新天下内的列国争雄，于是“我”就越来越清晰。
大顺当然没在大西洋和各国开战。
可大顺今天谴责英国的棉布禁止令、明天嘀咕西班牙总督受贿不办事、后天又面临着走私贩子从印度拿到的棉布竞争，一部分人对这种列国争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毕竟，这他妈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皇权。
军事贵族和对外商人的联合。
新实学精英半数在军队中是中下层军官团、半数在采煤冶铁机械铸炮军工等产业中。
松苏的全面外向型经济，同时又是天下财税之半。
这是大顺走的一条完全不同于英荷法等同步先发国家的路。
某种程度上讲，此时刘钰问这些新兴阶层的头部，有何诉求。
总结起来，多半是，他们希望给皇权当狗，并且希望皇帝能够把这种当狗的现状，政策化、法律化、明确化、制度化。
至少，此时是这样的。如果再成长几年，说不定也会琢磨琢磨诸如兵变、革命、控制舆论之类的事，但现在肯定不是。
现在他们很明确，就是想让他们做附庸犬的现状，明确为制度化。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