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哲身还听不出来这种和百余年的历史相嵌套的东西。
对孟松麓所言的兴水利一事,倒是颇为赞许。
只是,两边的情况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区,大顺这边兴修水利的主力,已经是“闲民”了;而朝鲜国的土地制度摆在那,注定了兴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发劳役。
而“闲民”,又意味着这本身就是星湖学派的梦魇——闲民都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户。而星湖学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试图致力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并且思路还是很明显的向后退的那种思路。
其实即便是大顺这边,在开国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辩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种固定身份的状态,也一度成为主流。
但最终,顶不住蜂拥而进的白银,也顶不住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这个退回到明初严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终也没有立住脚。
至少从眼前看来,似乎大顺这边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闲民”问题。
持有往回退和复古想法的人,都是激进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摆动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权哲身这种激进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复古,只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对社会不公极为不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从先儒的学问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化圈的次生成员,他们身上不用背负道统这个负担。
是以,他们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规”的。原本历史上的基督教问题,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为东方梵蒂冈的源头,就很奇葩。权哲身这些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创了一个朝鲜教区。不管是牧师还是教区主教,都是压根没有天主教廷参与,自己照着基本翻译成汉文的书,自己创出来的,全程自封。
这也算是后世那边邪教泛滥的一个历史渊源吧。
如今权哲身看到江苏的改革成果后,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心想是不是能走这条路呢?
出于这个想法,权哲身问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对闲民如何看?兴国公的改革,在这里造出了海量的闲民。可现在看来,闲民似也无甚大害?先儒以为,闲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为,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就是江苏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广的?
亦或者,江苏的改革,只适用于江苏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学派还折腾什么呢?不管是富民,还是制度,甚至实学,都不用他们管了,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后者,那问题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这种改革为什么在江苏行、在别处就不行?
现在权哲身问出这个问题,孟松麓还是用学派的“标准答案”,回道:“若只说江苏一地,闲民,未必是坏事。”
“知江苏一地,政抑闲民,其义非也。所谓闲民,先儒之谬说,夫闲民不可少也。”
“有闲民,然后佣赁可得也;有闲民,然后行走可得也。”
“闲民者,或助力于农圃;或助力于虞衡;或助力于工商;或助力于刍收。”
“其筋力劳苦,有甚于常职之民。”
“先儒以为,闲民者,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故曰闲民,此真大谬也!”
“先儒枉疾此辈,每欲惩之酷罚,岂不怨哉?”
其实这也算是孟松麓的学派,在对着虚空输出。
先儒所言的闲民,和现在的闲民,本质上没啥区别,但社会基础的变化,使得发生了区别。
什么是闲民?
指的是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贱籍之外的、没有“常”职的人。
按照这个定义,在工厂里做工的,在码头上扛活的,其实都是“闲民”。
说是农,有地吗?
说是商,有产吗?
说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产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任何的产业,也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传统职业。
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就叫闲民。
在土地还有很多的时候,对先儒而言,闲民当然是应该去垦荒种地才对。要不闲着在城市里晃荡,也没有个常职,这不是“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是啥?
而现在……实际上从明晚期开始,这个先儒的定义就已经开始有些“和现实脱节”了。
农圃、工商、刍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属官员,掌管山川林泽,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业、林业附属的狩猎、采集、药材等行业。
这番其学派对闲民的“正名”,既是因为学派一贯的思路;也是因为江苏改革的社会现实。
当初李塨琢磨着均田策略的时候,就考虑过。土地其实是不够用的,多出来的人干啥?
那李塨是大顺开国之初的人,那时候百废待兴,商品经济也远没有经过二十多年折腾后的江苏这么发达。
他不是没想过,不能授田的多余人口,便考虑“转业”,为士、为商、为工等。
但那时候,他认为,或者说不只是他认为,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认为,士、商、工,能容纳多少人?
根本不可能嘛。
也正是因为这个解决不了的死结,使得李塨最后搞出来一个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也就是好田五十亩、劣田百五十亩,待劣田变好田再均分五十亩……
实际上,其实这个问题,就算此时的江苏,也压根没有解决。
单单扬淮等地的大约一百五十万人,也压根不是全都成为“无产”的闲民。
而是绝大多数,不是被扔去了东北,就是扔去了南洋,外加大约四万平方里的盐荡区,以及靠着大量的基础建设维系着这些“闲民”有事做。
改革可不是只涉及到扬淮地区,江苏几府,都有不同的问题。
数量可绝对不止一百五十万人,实则更多。只不过因为扬淮地区的改革过于激进,漕运业和盐业,两大支柱产业都被刘钰废掉,而且是在数年之内完成的,问题之大可想而知。
其余府县的问题,只是相对而言,没那么激烈而已。
此时世界就是这么个现实,百年前荷兰一小片地方想吃饱,就直接引爆了欧洲为争夺市场的几场战争,英法西轮番下场。
江苏这么多的人口,要是超半数都是“闲民”,而且暂时有活干饿不死,闲民没变成起义军,那估计得吃下半个世界。
刘钰非要联法打印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变革,必要死人。要么孟加拉大饥荒,死掉一千五百万人,瓦解掉原本的棉纺织业经济,让大顺的闲民有事做而不是选择起义;要么大顺自己死人,内战爆发,农民起义,死个七八千万人。
不是死别人,就是死自己。
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运河一废,别的地方不提,别的行业不提,单单扬州府的五六万运盐工,和其家属大约二三十万人……反正现在是消失了,不存在这个群体了。
未必是被杀了,而是对一个脆弱的家庭而言,忽然转换职业、离开故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苦痛。
对朝廷而言,这是“代价”。
对江苏的激进改革,皇帝能够支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初废运河时候讨论过的“黄河”问题。
治河,必废漕。
这是共识。
那么,废漕,就能治河吗?
显然,不能,黄河也是此时的大顺配治的?黄河向往哪跑就往哪跑,最多也就是修修补补。
那么,废漕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什么?
废漕的另一个潜台词,就是黄河治不了的,夺淮入海近千年,已经淤积的过高了。
决口北上,那只是个时间问题,如同西洋故事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掉下来。
以这个现实为前提,皇帝就必须考虑,如果不废漕运,一旦黄河决口,漕运堵塞崩溃,会出现什么情况?
漕运断绝。
中央政府失去粮食和江南的白银。
百万漕工无业,起义。
加上大水灾造成的百姓生存,北方起义大爆发。
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分割,中央集权崩溃,地方势力崛起。
大顺要完。
所以,废漕运,走海运的一个潜台词,就是默认黄河肯定会决口,然后保证江南这个经济中心和京城那个政治中心的联系。
问题一多、堆在一起就不好解决了,就成了明末困局怎么走都是死了。
是以,先解决漕工问题。
然后,等着黄河决口,依靠江南的财力和粮食,完成镇压。
百万漕工,加山东、河南的几千万百姓,这就是皇帝内心已经预想过的“漕运改革的代价”。
从皇帝统治的角度看废漕运,阴暗的角度,就三个字:
【分批杀】
先废漕运,杀一批最有反抗精神,和天生自带组织力的漕工。
再等着头顶悬着的那口剑落下,杀灾民。
杀剩下的,把青壮募兵,剩下的或者饿死,或者屠戮,或者扔到东北南洋。
不要把问题等到一下子全爆发再去解决,到时候,杀都杀不完。
在内心早就酝酿、想象过处理上千万人反抗的局面后。
有了这个心理基础,皇帝对刘钰在江苏搞得激烈改革,以及雪片一样的弹劾,压根不觉得很震撼。
而最艰难的转型期,已经熬过去了,至少在改革最伤民的时候,皇帝支持。
现在再看这么“闲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自然也就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至少在江苏,这似乎是个可行的、解决颜李学派心中梦魇——人多,地少,不可能人均五十亩——的办法。如果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也终于让从李塨开始就琢磨着均田而田不足、转业而士工商无以纳的困境,得以解决。
故而,他们学派对“闲民”的看法,转向了为闲民正名,认为闲民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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