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很简单的一件小事。
但实则是可以直接让人心态崩溃的大事。
权哲身跑到猪圈旁，伸出手抓了一把木桶里面黏糊糊的猪食，捧在手心，双手颤抖。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这只是一句话。
就像杀人这两个字一样，表于文字，并不可怕。可看到杀人这两个文字习以为常的许多人，其实连杀猪的血腥场面都未必能够承受。
当这句话不是以文字，而是以直观的画面出现在权哲身眼前，便只余下了颤抖的手。
孟松麓带来来看的地方，不具备普遍性，但却为将来的普遍描绘了一个未来。
这里是南通几个大棉、毛产业工场区的周边；是汉代运盐河通往长江的闸口；是大顺工业革命织机下乡最先普及的地区；也是苏北豆类肥料的必经中转区。
这里的人养猪的理由，很简单。
养猪别看赔，回头看庄稼。
这是苏北的俗语，猪粪肥田。
而除了这个俗语之外，周边大工场区对猪肉的需求，也使得养猪可以卖个好价钱。
原本这里的环境，限制了养猪业。因为割猪草的空地都没有。
而现在，杂粮和豆类，养起来了这里的养猪业。当然，也包括苏北的羊、高邮的禽鸭、黄淮的马匹和牛。
也当然，在遥远的西北、西南、甚至中原黄河区、安徽淮河上游灾区，真的是有涂有饿莩而不知发的情况，也真的和这边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毫无意义。
因为，运不过去。
资本听到那地方粮价暴涨，等消息传来、再收购了粮食、再运过去，可能第二年的种子都发芽了。
朝廷手里那几个鸟钱，以及运输能力的限制，唯一能做的，其实就是鼓励当地士绅商人捐粮。
而这种鼓励不可能只靠善心，肯定得给好处；能给的好处，只能是给予生员和贡生之类的身份；给了这些身份，又会加剧当地的地方势力挤压良民……
但这些东西，权哲身透过双手捧起的猪食，是看不到的。
他看到的，只有上国富庶的震撼。
原本历史上，星湖学派一分为二，左右分野，也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使得很多人被流放到了农村。
亲眼目睹了商品经济发展、货币通行、土地兼并开始出现、自耕农破产、大量农民已经不得基本生存的惨状。
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又进行了一次内部分裂。
权哲身试图搞儒耶合流，把宋儒理学宗教化，把宋儒的敬斋箴、四勿箴、夙夜箴、乡射礼等，搞成弥撒仪式和礼拜。意图靠完成宗教化，和仪式化改革，在基层传播儒学，走的是类似泰州学派大手子都去世后打油诗传儒道的路。
权哲身的弟子丁若镛，走的是墨子线。将天鬼人格化，认为天有人格，否定理即为天，而认为天至高。昊天之下，人皆平等。人兽之别在于劳动技艺，于是搞起重机、水车、种痘、武器、织机。
这种分化此时还未发生。
但伴随着大顺对外交流，尤其是对同文化圈几国的渗透和贸易，江南地区的一些大儒，尤其是极端反对西方宗教的大儒，已经感受到这种危机了。
尤其是知道了日本那边的岛原之乱等事件、以及看到朝鲜国能入眼的大儒义理里已经掺杂了西洋概念后，更是如此。
孟松麓所属的学派，因为其本身的学派特性，对这件事又十分看重。
他们学派提倡实学，但实学水平和刘钰搞起来的新学这种直接成体系的实学，又差了挺多。
大炮、军舰、良种、水利、机械，这些东西，他们学派并不能引领。
技术和文化制度意识形态，是两条腿。
一条腿明显不能主导，那么也就使得他们学派如今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这些上层建筑。
在“天下”这个观念里，他们需要搞一套东西。
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一定能解决同文化圈内几国的问题，不至于让同文化圈的儒生，不是往基督教上跑、就是往诸子异端的路上跑。
那他们为啥往异端和异教的方向上跑？
因为此时的上层建筑构建出问题了，无法指导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和现实脱节了。
而同时，大顺现在的特殊情况，以及江苏先发地区的特殊情况在这摆着。
救亡图存？这四个字，实在离得太远。
技术进步？这四个字，他们无法引领。
而且实学人才，大顺现在很多，前些年要搞星表月距图，很容易就找了足够的数学水平合格的脑力劳工。
这和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打了一顿、被迫融入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国际体系中时还不一样。
那时候儒生搞得普遍主义，是受到西方先发的意识的极大影响，是往上靠而不是自发重构。
现在这情况，最优秀的真正有信仰的儒生，要搞的恰恰是不普遍、但又不能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重构。
不只是要能在大顺适用。
而是要继续做文化圈母国，引领周边那几个正牌的、受儒学影响较深的藩属，找准前进的方向。
而不是让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不是去找基督教、就是去找异端。
这也和大顺之前捧永嘉永康学派有关。
官方捧起来的学派，对于宋明理学心学的态度，是认为他们虽然是为了和反击佛教而搞得，但是搞得过程中，却按照佛教的那一套心、性、理之类的玩意去搞，甚至曲解孟子说的心性之类的东西。
对抗是对抗了，但自己其实也被污染了。
而这种态度，延续到大顺禁教，更是直接切断了儒耶合流、以耶补儒的可能。
至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这是绝对错误的。
是以，当初程廷祚看过李瀷的书之后，直接就给了个“被西教所染”的定性。说李瀷的三心，纯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魂环套了个皮。
加之从古文尚书考证开始，加上反理学的风气，也使得大顺的一些有志于“立言”的大儒，找到了机会。
正本清源，回归汉经学、再从汉经学退回到夫子述而不作的周公原典，破除宋儒的种种，反倒使得创新有了极大的可能——周公为圣，孔子为师的新儒庙，也就坐实了道统就在夫子述而不作的原始六经之中。
任何“宗教”改革，都是从复古和原教开始的，但复来复去就奔着创新去了。
是会创出来新的，或者会不会复来复去复成原教旨？
对这边来说是有固定答案的：原始经书的字儿太少，句读自解，所以复不成原教旨。
比如“先富后教”，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是富了就能知礼节？还是富到某种程度再教化？还是富和教化是关系递进但时间同步的？这还只是三个最简单的理解。
此时大顺先发地区的儒生，派别多样。
但颜李学派的立派之本就是实学、土地。
实学，实际上颜李学派传到现在，已经基本放弃试图主导了。
不管是战术、军事、枪炮，还是农学、天文、算数，扛起实学这个大旗的，是别人。
而且这些年下来，他们学派发现也确实扛不动这个大旗，现在扛大旗的是科学院。至于武术……七步之内，短铳又准又快，孟松麓腰间早就把剑换成火枪了。
于是，土地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建构，就成为颜李学派努力要搞的方向了。
这种儒生的责任感，是胸怀天下的。
而胸怀天下，又因为大顺现在西复西域、南下南洋、东臣倭寇、北抵罗刹，着实又没有救亡图存的空间。
衰落危亡之际的胸怀天下，是胸怀中原、国族。
盛世扩张时候的胸怀天下，是要搞出来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四处传播的。
于是，在这种“盛世”下的胸怀天下的天下，就是整个儒家文化圈。
在意识形态上，要让儒家文化圈的藩属，不要再试图从异教、异端那边寻找救世之路，作为文化母国要担起这个上国责任。
在土地制度上，要搞出来一套适合儒家文化圈的土地制度，并且能够解决艰难的土地兼并问题。
或者说，把“均田”，从口号，变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非空想的制度。
是造反呀，还是改革呀，亦或者指望赎买呀，这是软弱性和幻想性的问题。
造反之后具体怎么均田、改革之下具体怎么均田、或者赎买之下具体怎么均田，这是空想和局限性的问题。
这是不同的。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上国心态。
遣唐使该怎么操作，而不至养虎为患，那是一回事。
人家是派遣唐使，还是派访欧少年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是以这种特殊年代、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上国心态驱动下的孟松麓，虽然嘴上对刘钰的政策也颇多讽刺，但他还是领着权哲身去看了长江以北最繁华的农村地区。
以这家人为例，女人织布，男人种菜，供应工坊区，完全的融入到商品经济当中。
以这个村为例，佃户都被退佃驱赶，剩余的自耕农以上，半数以上的男性，也从事与纺织有关的行业。
算是长江以北地区，最先实现了狗彘食人食的地区。
只要东北、南洋地区还在手里，大顺的海运还正常，那么这里至少在几十年内可以保证狗彘食人食。
因为铁轮脚踏飞梭织布机下乡配合农村经济，能顶到原本历史上一战时期的机织布都无优势，甚至压榨潜力更大——进工厂，还得保证能吃饱、还得提供住处呢。小块份地配手工铁轮织机，理论上压榨的上限更高。
不过现在是上升期，几场战争打出来了巨大的市场，不怎么卷，倒还没到极限压榨的时候。是以小日子过得真的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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