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松麓对此可是了若指掌,笑道:“其中不解,实属正常。赵兄不解其中事,这些年省内财政,都围绕着‘棉’之一字展开。”
“朝廷废运河之后,修淮河水利,通海。”
“但需知,朝廷是管治水的,地方灌溉通航事,朝廷并不出钱。尚需省内出钱。”
“淮南废盐垦荒,正需灌溉。”
“运棉来回,也需运河沟通。”
“是以便开始了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工程。若只是为了运棉,倒也可以修铁路。但既是还要灌溉、退盐,那就远不如修运河了。”
“省里出三分之一的钱,剩余三分之二,由从阜宁到南通的各个垦荒公司出。趁着冬季不忙时候,也由各个垦荒公司出人工,协调组织。”
“但运河成,各个垦荒公司再引支流到自己的垦区。”
“自京杭运河被废,新运河可是一点没少修。从苏州到上海的;从阜宁到南通的;从嘉兴通黄浦江的……这些年,省内财政,多用在了运河修建上。”
“赵兄有所不知。资本亦可修运河,但只能修有利可图的运河。而如嘉兴通黄埔之类,运为次、水利为上,资本是一分钱都不肯出的,这必要财政出钱。”
说起财政问题,孟松麓忍不住面露一丝得意之色,因为松江府,尤其是上海的一个财政来源,正是源于他们门派,算起来应该是他的师叔王源王昆绳的办法。
整体上,王源的思想,是支持土地全面国有化的。
虽然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想法比较扯淡——比起颜元和李塨的三十年赎买、地主自愿把土地交给国家的空想,王源的扯淡程度略轻一点,稍微有点可操作性。
他建议是对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分别征税。国有土地降税、私有土地照着50%的税率搞,用不了几年,大家就纷纷“自愿”把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啦。
当然也非常扯淡,不过比起三十年赎买的空想,还是在理论上不那么空想一点。
至于剩下的诸如“缴税授勋”之类的想法,实在是过于超前,不可能实行。
但是,在城市土地问题上,王源这个颜李学派率先提出“惟农有田论”的人,在城市土地上,提出了城市土地还是收房产税比较好。
他认为农村土地最好是国有化,加限制买卖。而城市土地,不建议搞禁止买卖,而是收房税。
虽然这个理论,和此时新的上海县搞得办法,其实不太一样。但基本上,借着资本过江南逃、涌入上海的机会,这一项改良后的城市税,还是得以贯彻实行了。
不过,刘钰与颜李学派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
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事,孟松麓的脸上又露出一丝不甚愉快的神情。
权哲身看到孟松麓脸上现实露出一丝得意,随后又转为淡淡不愉快,以为孟松麓是在感叹修运河的事。
按照他的理解,或者按照他在朝鲜的理解,修运河,肯定是要征发劳役,估计又要死不少人,如今看来这天朝上国整天在干一些隋炀商纣的事啊?
遂问道:“如孟兄所言,如今大兴土木、大修运河,百姓甚苦,是以这城中有冻死之骨,众人皆以为寻常?”
然而对这个问题,孟松麓却摇了摇头。
有一说一,虽然当年盐政改革的时候,他奉师命前往淮北多看看,和登州府新学一派的孟铁柱在均田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也虽然,对于江苏实行的诸多政策,刘钰的残酷镇压手段,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老师程廷祚,都颇有微词。
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年百姓的整体生活,真的是普遍好了。
就在几年前,一场海潮,淮南盐区还淹死四万多盐工。每年水灾、潮灾、黄河决口、淮河上游暴涨水患、死在加固高家堰上劳役等等,可谓是每年上万那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头。
如今虽然改革的方向,在他们学派看来,实在是有些不仁不义,可效果真的是显著的。
淮河修了入海,洪泽湖水位渐低,封闭了淮安清河口,黄河决口和倒灌的风险小了。
资本垦荒,政府投资加资本投资,修筑了海堤、改良的河道。
最关键的,还是农村的情况的。
确实,苏、松、常、通等周边地区,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朝鲜米、南洋米、东北豆、辽东麦的疯狂引入,粮价基本保持在八钱银子一石。
亩税改革后,佃户日子过得更惨,纷纷退租。
但好处是这几年疯狂地搞基础建设,挖运河、修水利等,容纳了大量的人口。
而这些人口,又伴随着淮南圈地垦荒的力度加大,不断被垦荒公司消化。
至于附近的自耕农,日子过得,倒是真的比之前好了。
亩税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自耕农。
而织机下乡,又使得这个以棉布而闻名的地方乡村,并没有受到新机械的严重冲击。
粮价降低,对自耕农来说,是有坏处的。
但是,亩税改革,折中了这种坏处。
甚至于折中之后,哪怕资本下乡、粮价压低,也让很多自耕农直观地感觉到,日子比以前好过了。
以前,税、赋、加派、按县纳税、乡绅避税、劳役、漕米、损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现在,真正的一条鞭了,统一征收固定土地税。
一正一反,加上刘钰引导的资本织布机下乡,使得这场对小农经济的瓦解,单单就苏南地区来说,还真不酸痛。
当然,从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或者冻死的人。
而码头工作的时间周期性,又使得械斗经常、死人确实不少。
也当然,从废运河开始,再到扬州、淮安衰败,死的人几万是有了。
起义、反抗、镇压、屠杀、流放、遣送,这都是有数可查的。
而那些因为城市衰败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几。
号称八十万人口的淮安,从废运河开始,再到盐政改革完成,十年时间,人口激降到了七万人。
任何一个城市,忽然之间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着无数的苦难。
值得高兴的,便是从去年开始,剧烈的动荡结束了。
在刘钰的残酷镇压;以及先织后纺的政策引导;还有就是靠着东北、朝鲜、日本、南洋、欧洲的市场和经济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的盐业利润的帮助下,挺过来了。
二十余年的准备,外加东北南洋这两大泄压阀,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盐不聊生的遗产,两场至关重要的对外战争,外加军改之后的军事镇压,总算是堪堪让江苏半省的转型,没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这么多,但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混乱渐渐平息了,这确实是能亲身感受到的。
至于生活水平,以自耕农来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价的豆饼,至少让苏南百姓吃的鱼、吃的肉的数量增加了。
让孟松麓评价整场改革,肯定是不好评价。
但对权哲身提出的对大兴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还是很容易给出了答案。
而他给出的答案,恰恰是权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鲜国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小中华。
但真正的中华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这个自以为“小中华”的国家,截然不同。
整场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础,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旧体系的瓦解。
而权哲身的老师李星湖那么痛苦、开创实学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李星湖在汉城周边亲眼目睹了旧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买卖、商品经济的出现。
就以明初的苏南手工业发展为例。
因为明初的税收制度征收实物税,使得一些地方用东西,来苏南换取棉布、丝绸。
这促进了苏南官营手工业的瓦解、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最终经过明末织工一波又一波的起义和反抗,到大顺这已经基本实行了包买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龙袍之类的玩意,仍旧还需要专业的官营工匠。
此之外,经过前朝末年的织工抗争,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制已经全部瓦解。
朝鲜国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处在一个类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阶段,甚至还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税收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朝鲜国的私营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又催生了土地买卖;土地买卖,导致了贫富快速分化,自耕农阶层全面佃农化。
才堪堪走到这一步,而且也完全没有明中期开始的白银疯狂内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点机会,做中日之间的二道贩子。然而刘钰伐日伤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鲜,使得朝鲜的贵金属直接空了,货币全面被大顺纸币占领。
这是朝鲜国此时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李瀷、权哲身等人,就算使劲儿往前跑、思想比别人都快,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动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经济基础在这摆着,人的思想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想着往回退,才是脑子有问题的。
所以历史上星湖左派最终选择了拥抱基督教,试图全面倒退,因为他们最处在最痛苦的“苦于旧制度瓦解、但旧制度又瓦解的不够”的阶段。
这个阶段才是思想界最难受的时候,而且几乎全世界在这个阶段,都会让“往回退”的想法成为主流。
而且应该说,在这个阶段,经济学意义上最反动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爱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顺则是继承了明晚期的经济基础、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刘钰拽着大步跃进了二十余年。
同时大顺也继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础上展开且发展的。
两国的经济基础,从正常时间线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刘钰的改革,必然失败;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经济反动回明初,反对白银货币、反对一条鞭法、反对税收货币化,那时候搞刘钰这样的改革,死得更快。
苏南官营手工业开始瓦解、私营手工业发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为主流压倒官田的时候,土木堡才开打。
朝鲜国现在才走到这一步,反动回溯的思潮占主流,几乎是必然的。
不出现贫富差距、不出现土地兼并、不出现工商业发展,募役法有个卵用?没有那么多“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修运河不征劳役怎么修?
没有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让这些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不至饿死揭竿而起?
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可能不让农村原本的经济体系瓦解,大量的佃农跑路城市,成为“穷且自由”的劳动力?
所以,简单的修运河。
两边完全是鸡同鸭讲。
在默认各自的经济基础为基本的条件下,孟松麓是根本无法和权哲身讲明白这些运河到底是怎么修的、又为什么会不伤百姓。
权哲身理解不了,因为孟松麓默认权哲身明白此时江苏的经济基础、土地制度、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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