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号天府之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西南地区中心地位。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川的人口、财力都不足，大顺之前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以西安、襄阳为基地的。
西安做不了西南的中心区。
襄阳也当不了西南的中心区。
只有四川、成都撑得起西南中心这个名号。
现在大顺的情况就摆在这，北方没有战争了，至少百年之外完全看不到战争的可能性了。
朝鲜郡县化，那是早晚的事，但要等实力足够之后，否则怕提前把日本吓到了。
越南北部郡县化，在海军建设之后，也是早晚的事。
但是，终究这些地方和西南地区不一样，西南地区大顺继承了大明的全部遗产，是视作“畿内”的。
北方的事解决了，南下就是大略所在。
四川经过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也已经缓过劲儿来了，足够支撑起大顺的西南核心区的地位了。
皇帝支持刘钰的四川井盐入湘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南改土归流，两淮盐商使不上劲儿。
再往大了说，北方草原两淮盐商也使不上劲儿了；南洋那边，两淮盐商还是使不上劲儿。
又肥。
又卵用没有了。
真当封建皇权的杀猪剔骨割肉刀不存在啊？
两淮盐商自己把路给走绝了，那也怪不得刘钰和皇帝下黑手——如果他们还有卖盐、市场、销售、运输的价值，那么这一次未必会动的这么狠。
问题是他们自己躺着赚钱赚的太舒服了，既不卖、也不运，走向放贷、租盐引的路了，运河一废，他们已然毫无价值了。
是以皇帝支持刘钰的这个非常大胆且激进的盐改政策，并认为别人的改革方向都是战术上的，唯独兴国公在战略上看了一步，这才是真正的朝廷重臣。
但是，激进的盐政改革皇帝支持。
激进的矿业放开发展，皇帝却不支持了。
除了一放就乱的因素外，还有个很重要点的，那就是……因为战乱恢复政策和交通不便的缘故，使得四川这几年实在有点“仁义王道”的样板模样。
这一点，虽在刘钰看来，就是不可持续的，难道人多了再来一场大顺开国的川陕拉锯战，用马尔萨斯的死亡骑士来一波？
但皇帝看问题可不像刘钰这么理性的冰冷，是以在给刘钰奏疏的第二条朱批上，则着重说了这个问题。
“自本朝开国以来，蜀中人口凋敝，多行宽纵之策。人丁、地亩、盐井，皆轻税，多行休养生息之策。”
“初年人口凋敝，本朝又多次蠲免，人少而地广，是以中人之家，非耕即读，鲜有大贾。”
“爱卿前几日之奏疏，言西商入川，如入无人之境，便源于此，不善经商，民不言诈。”
“天下皆有溺女婴之恶习，惟川省民人，无论贫富，生女必举，此习俗之大美者，若如桃源。”
“而至爱卿所谓‘工商发达’之地，溺女之最盛处，莫过广东、江浙。”
“前朝成化年间，便有臣子言：温州、台州、处州此三府溺女婴之俗最甚。此弊不独三府，延及宁、绍、金华，南直隶亦然。”
“爱卿言，欲治溺女之俗，唯有发展纺织。”
“让生女可做工，可为父母丈夫公婆赚银钱，可卖为包身工，则溺女婴之俗可轻矣。”
“朕每读至此，不由慨叹：爱卿常言的进步，竟是要进到人皆无情，皆以银钱利论，乃至父母子嗣之亲且不能免的地步吗？”
“这就是爱卿心中的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大道？”
“天下有变，朕亦知之。值此大争之世，诸侯纷争。然天朝地大，以东南之进，亦可敌西夷诸国，爱卿何不为仁义王道，留一片净土？”
“此批，非以君臣论，而以百家之鸣辩。儒谈仁义、墨谈兼爱、法言术势、道论绝圣，爱卿信的又是什么？”
“爱卿不谈仁义，少论兼爱，法术势之学更是叫人莞尔。”
“儒有三代之治，墨有兼爱大同，道有小国寡民。乃至于释有转世轮回、耶回皆有天堂奶蜜……爱卿所预所推之世，如此冰冷，人皆言利，乃至亲情都可置于秤上，朕实不知是什么撑着爱卿往前走。”
这是皇帝少有的性情流露，他说这不是君臣在谈事，而是算是百家明辨的交流。
皇帝从一开始就知道，刘钰是个心中有道的人。这个道，可能包括忠君、社稷、天下、但这只是道衍生出的德。
而道本身呢？
为什么西人教不用地狱来吸引人？因为都知道那不好。
可从当初刘钰对发展纺织业是减少江浙溺杀女婴的最好办法的说法；从皇帝知道刘钰是在骗日本人但看了之后也胆战心惊的人口四凶论……种种这一切，都让皇帝觉得，刘钰想要的那个世界，比起小农经济的大顺，更像是个魔窟地狱。
所以皇帝想不明白，为什么刘钰对魔窟地狱这么热衷？
你说信耶教信回，那都可以理解，为了天堂；信儒，是为三代之治……那都是美好的。
人皆有爱美之心，怎么就有人把相对于三代之治的魔幻鬼窟，作为毕生之道去追求？
如果用后世的词，皇帝甚至要怀疑刘钰是不是心理变态了。
虽然皇帝支持刘钰的很多政策，但支持的原因是因为皇帝心中“无道”，只是个政治动物，维护统治，维护君权。
无道，自是就都无所谓，合用就好。
偏偏皇帝很明白，刘钰根本和他一路人，这就让皇帝一直就颇为不解。
当然，皇帝也不准备用这一套道德、小农、田园美好的东西来说服刘钰，因为皇帝知道要真这么说，刘钰肯定又得继续上疏。
指不定心里还在想，得，这年月皇帝讲道德、儒生谈利益，也真是奇葩了。
所以皇帝又提笔写了第三段朱批，开头先引用了一首对联的下阙。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一次则不谈道德了，而是纯粹恢复了政治动物的姿态，给刘钰分析了一番为什么四川不能搞激进的资本产业发展的原因。
四川地处西南，西边是藏、南边是云贵、东边是苗，都是些“夷”民聚居区。
大顺的改土归流政策，很严厉。
而之前的夷汉分离政策，使得双方的矛盾很深。
保持这种“分离之下，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过得去，别闹腾，就挺好的。
改土归流是改土归流，可这玩意儿不是游戏里的政策，点一下就完事了，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改变。
矿业发达的地方，可不是成都平原。
在那种地方办矿，肯定会引发严重的汉夷矛盾。
远的不说，就说京城不久前发生的“千人坑”案件，这在京城，只是恶人问题。
但放在那边，会演变成什么？
搞工商业的什么鸟样，皇帝心里一清二楚。
靠着之前的“以商控蒙”政策，趋利的商人，在大顺收复漠北之后的短短二十年，改变了一个词的意思。
原本的“安答”，在草原上，是个挺好的词。
但就像是后世的“小姐”变“小姐”、“公主”变“公主”一样，词还是那个词，但意思却彻底不一样了。
大顺收回漠北才二十年，然后“安答”这个词已经成为“奸诈”、“无义求利”、“不讲诚信”、“放高利贷的汉人”、“和你交往是为了骗走你的羊”等等的代名词。
在四川搞这么激进的工商业政策，皇帝觉得只怕肯定是打不完的官司、扯不完的淡，闹不完的民变。
这是其一。
其二，大顺在四川的休养生息政策，以及改土归流和之前的夷汉之防，都使得四川的官员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路。
最好保持原样，否则交流多了，两边肯定闹矛盾、出问题。
到时候，稍微一碗水没端平，就得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官员心说可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辈子升迁无望了。
是以这种环境之下，四川的官员一个比一个保守，这都是政治智慧。
要搞激进改革，就得把四川的官员轮换，来一场官场换血，派支持改革发展工商的那一派去。
但是，那群人又太激进了。
觉得现在军改完成，巴不得闹点军功，打起来才好呢。
不打，不故意制造矛盾，怎么立功发达？
开个矿，出点事，怕就不是息事宁人了，而是添柴加火，干干干！
之前的官员，是担心“少一失检，动起边衅，利未得而害生”。
激进派，则根本就是“动起边衅，闹起来就打，反正如今有好枪好炮，怕他鸟甚？”
和稀泥的中间派？和稀泥的中间派，能处理好民族交错地区的种种问题？皇帝根本就不考虑。
而朝中坚定支持改革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今天喊着要复汉唐旧域、明天嚷着要血染梵蒂冈复传教案之辱的——夷可往，吾亦可往。
为啥？
因为刘钰的这一套，既没给出三代之治，也没给出大同兼爱，更不是天堂美好。
但凡讲点“仁义道德”、“王道政治”、“以民为本”的，就没有个彻底支持的。办事总得有个目标吧？为啥要这么办？
显然，刘钰总不能说是为了挖坑埋大顺，那唯一似乎能算是个目标的，也就是汉唐雄风、对外征服，起码这是个目标。
虽然松江府的商人欢欣鼓舞以为又要打仗，可皇帝压根没这打算，改土归流也不全是暴力手段，再说也需要时间，皇帝不希望在这种时候、在这个已经找对了路慢慢消化、“花苗”的时间里，用这么激进的政策，直接激化矛盾。
打，倒是不怕。但打得有目的啊，如果是为了“化苗”、“稳定”，显然，似乎在皇帝看来，开矿纯粹是往反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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