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五四章 一钱多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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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潜意识里涌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维,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内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会有这么最贱之人的思维方式?

    待这种心思消退,皇帝却还是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

    缺钱。

    户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够。

    内帑今年也没有多少剩余,很多钱要投入到南洋贸易之中作为股本,而且之前还收购了一批肉桂槟榔宝石,现在还没出货,押在仓库呢。

    外加对官窑瓷器作坊的投入、对西洋贸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就不得不等着这些钱慢慢生息。

    这时候是取不出来的。

    对南洋战争,花的是内帑的钱,这些钱肯定是赚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连本带息都回来了。

    刘钰引用太宗皇帝的话,说人的生命谁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而大顺的记忆里,太宗皇帝确实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荆襄之战后确实没活几年,这种事谁也说不准。

    故而皇帝是想着,既是要干,那就晚干不如早干。

    刘钰既说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借点钱用也不是不行,周转一下子,也好过加增“淮饷”,引得天下出乱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运停了。

    趁着冬天,治理淮河的钱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这些钱也得出。

    全算下来,可就不是三千万两这么简单了。

    不借钱的话,就得一点一点地攒。攒到啥时候呢?攒十年后,假设一切风调雨顺,钱够了,万一自己嘎一下没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税的话,确实也能赚钱。

    但刘钰坚决反对在印度上冒进,这时候全力进印度,就是在和英法为敌。

    这玩意儿还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现在打印度意味着贸易停滞,大顺好容易在欧洲打开的贸易局面也就全毁了。

    英法合力,能让大顺的货船,连非洲都过不去。

    对内加税、或者对内改革呢?

    加税是不考虑的。加税意味着出事。

    对内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边建议试行十一税的好处。

    但一来,这种事难做。

    二来,这需要大量的新学学子,进入官吏系统,对抗本地士绅。这会引发儒林的极大反感,并认为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学来对抗圣人弟子。

    三来,这是挖天下士绅的根。

    士绅靠的是免役、免摊派,不是免税。

    所以对士绅来说,税率越低越好,因为他们合法地纳税、理论上没有坑国家一文钱。

    但这么低的税率,国家到底够不够用、基层要不要摊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摊派,和他们无关,本来也不是“合法”的税收,他们大义在握。

    地方官随便加税,当然是苛政猛于虎。《打渔杀家》都知道,收税得看户政府的文书。

    如此种种,借钱也不失为一种考虑。

    虽然说,历朝历代,问商人借钱这种事,要追述到汉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样,开历代之先,借钱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钱,就得还呐。

    刘钰也说了,盐商和其余工商与海外贸易的区别,意思便是捐助什么的,找特殊地位的盐商;而盐商之外,只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还嘛。

    正想着呢,廖寒辉进言道:“臣以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变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这劣田,原本价值二两银子,如今变为水浇田,价值增至四两。”

    “二两变四两,其中二两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内加诸于上,或许拿不出,那么将这一半的增值地钱,分为五年征收。”

    “其次,若陛下废漕改海,民间劳役减轻,漂没耗损的负担也减轻了。是否可以增税呢?”

    “既是要治淮、水利、灌溉,就需清查田亩。确定田亩数后,若真能保证十而税一,或者八而税一,民间负担反倒比三十税一要轻。”

    “如此,二三十年内,这治淮费用,当也收回了。”

    “臣以为,治淮需三五千万两,这是一年收入,朝廷管着偌大天朝,自不可能将全部的钱都投入淮地。”

    “今日补淮,明日增淮之税而补他处,未为不可。”

    “只要治好淮河之后再增,百姓也不会有什么怨言。而且若真能取消漕运,即便加税,百姓的负担也是减轻了的。”

    廖寒辉这些年一直在黄淮区,对皇帝诉说的“朝廷做鸵鸟”的说法,当真是理解的相当透彻。

    百姓的负担到底是不是国税?

    廖寒辉自是清楚。

    他觉得自己这个办法,算是跟松江府那边试行的印花税学来的。既然做生意的,入股票据交易的时候,按照交易价格来交税。

    那么,土地从劣田变为水浇地,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亩税之外,完全可以视为朝廷投资的一部分回报。

    把土地从劣田变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给国库,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治淮的钱,是各个省凑的。国库没钱也不行,将来别处遭灾了,也得用国库的钱赈济,让淮民偿还各个省凑出来的治淮钱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这和后世不一样,这三千万,就是大顺一年官方的财政总收入。后世治淮河也好、治黄河也罢,没听说有投资需要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廖寒辉也知道这个数额对大顺来说,着实是大了点。就算大顺如今还有海外贸易的收入、工商业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会留下一个顶大的财政窟窿。

    他这想法,也只是一地一府的视角。

    皇帝对此不置可否,并没有斥责,也没有称赞,而是问刘钰道:“兴国公不知治水事。但于钱上向来看的紧。”

    “若朕真欲废漕运、治淮河,爱卿可有什么策略?”

    刘钰多少年前就琢磨着废运河、走海运的事,哪能不做提前的准备?

    如今皇帝不问他这件事应不应该做、而是问他这件事要做该怎么做好?

    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

    于是他便将这些年对于漕运、海运、漕工等等问题的考虑,一一陈奏。

    总结起来,无非两句话。

    漕工组建厢军。

    漕米买扑承包。

    这两句话可以概括的策略,让皇帝陷入了沉思。

    说起来也简单,听起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行性。

    总结起来,无非还是之前的老办法,旧瓶装新酒。

    既然要治理淮河,那么反正要找人干活。

    找人干活,又不想征发劳役。

    那么就得给钱。

    同样是给钱,为啥不把钱给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影响生计的人呢?

    将他们编入厢军。

    不发盔甲、不发火枪、不发鲜艳军装,一身装备行头也花不了几个钱。

    按照每个月二两银子的饷银,再保证能吃饱饭,让他们专门干活去呗。

    编入二三十万厢军,专门做工程。

    挖掘河道,主要用这些人来挖。

    找靖海宫培养的工兵军官生来做军官。

    当然,要赶时间的话,农闲时候,可以募役当地百姓去大堤干活。发钱就是了,反正是照着3000万两花的。

    原本,雇人挖人工河、水渠,是一笔钱。

    遣散安置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无疑谋生的人,又是一笔钱。

    而如果编制厢军,就可以用一笔钱,解决两件事。

    此外,就算治好了淮河,日后维护用不用人?淮河治好之后,海河、辽河等,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治理?黄河长江是不敢动,挑软柿子捏不行吗?

    日后维护、治水延续,直接可以用成为熟练工的这批厢军。

    另一句话,漕米买扑,则是在确保海运没有问题、海军可以控制南洋、实在出事了可以运江南米南洋米的前提下,完全也是一个花一笔钱,解决两件事的办法。

    江南地区,白银充足,完全可以支撑完全的白银货币化。

    那么,原本要缴纳实物租的漕米,直接换成银子缴税不就行了?

    朝廷把漕米折算的白银,交给商人。

    按照价格,承包给商人。

    然后,朝廷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政策,比如台湾、南洋新垦地,十年免税等等——反正这些地方原本也没有税。

    由此,以政策性引导,让这些豪商去南洋、台湾去办稻米种植园。

    而兴办稻米种植园,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因为运河被废导致的运河两岸经济下滑、以及后续的经济下滑导致的贫苦农民,外加水灾等年年都有的灾荒,就可以让大量的需要朝廷赈济的人口,下南洋。

    在稻米种植园当苦力、奴工。

    一来大顺的人力便宜,也就与荷兰人用的泰米尔奴隶差不多。

    二来,大顺的这些人,多半本来也会种田。

    反正肯定是比荷兰人在爪哇推行种靛草要强,当地人根本不知道咋种。

    这样一来,原本每年要给百姓带来大量负担的漕运,便可承担三项责任。

    其一:保证漕米供应。

    其二:代替一部分朝廷赈灾。

    其三:充实南洋人口,如两晋隋唐开始的对江南的开发,假以时日,南洋华人众多,亦可为天朝的基本盘。

    其四:促进南洋发展,由大量种植园,带来小买卖繁荣、消费品消耗增加、定居成本降低等等,也可以长远地保证大顺所理想的小农经济在天朝内的稳定,缓解人地矛盾。

    而且,爪哇土地肥沃,一年确实多熟,粮食产量肯定比两淮地区要高的多。

    同时,因为人口南迁南洋,兴修淮河水利设施,南洋米产量增加,以及不再需要缴纳稻米实物租而缴纳货币税等等因素,运河地区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的趋势也会增加。

    而增加的这些棉花,又恰好可以提供对外贸易所需的原料。尤其是在荷兰谈判很顺利的完成第一步、在南洋被大顺所得的条件下,纺织业肯定是要大发展的,这又可以给朝廷带来更多的赋税。

    原本是害民害的两淮崩溃、运河两岸恨死漕运的漕米,若行此手段,不但可以缓解运河的苦难民役;还能当做朝廷赈济灾民下南洋的手段。

    单这几点,就比继续走运河要强。

    其中朝廷并没有多花一分钱,因为漕米本来就是要的。

    至于说考虑承包种植园需要时间,那也不是问题。

    只要有银子,大顺有海军,有足够的货船,几百万石大米,在南洋随便就买得到。

    从爪哇买到暹罗、再买到锡兰印度,只要海军能在南洋称雄,就根本不存在买不到的情况。

    再不济,还有辽东的粮食呢、日本的粮食呢?日本既然为了搞了大米期货交易,钱到位,军舰还能继续去那边转圈,日本的各个封建主巴不得大顺去买米呢——日本百姓是交实物税的,可不是交银子,这些大米得换成钱,才能买开埠之后大顺带去的大量货物。

    所以,刘钰觉得,现在完全废弃过时的运河漕运、废弃经济最发达的江南还有实物税的时机,已经到了。

    要说在北方还收实物租吧,也能理解。之前北方白银确实不足。

    但不在北方收,却在白银存量最多的江南收实物租,这就说不过去了。

    伐日本、下南洋、驱逐西洋势力确保海运安全的同时,其实也确保了大顺的粮食安全。至少,是京城的粮食安全。

    从全局考虑,刘钰并没有去琢磨治淮之后的加税或者土地增值的问题,他觉得这倒是细节。

    他支持松江府尹搞十一税的原因,不是为了朝廷收更多的税,而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降低松江府的买地收益,从而降低松江府的工商业贷款利息。

    真要是大顺爆种改革,李淦疯了搞激烈改革,真一年能收大几千万两的土地税,刘钰反倒郁闷了,这庞然大物得让新兴阶层长到多大才能推倒?

    要是在淮河刘钰搞均田,刘钰是支持的,增加内需购买力。

    但不动最基本的所有权问题,搞这种修修补补,除了户政府能多收点钱外,对工商业发展意义不大。

    他的目的就是让皇帝花钱,并且花钱之后还能感觉到非常爽。

    并且这钱一定是从工商业赚来的。

    刘钰觉得,真要是去借债,一年五六十万的利息,根本不是事,他也丝毫不琢磨着在土地上往外挤。

    欧洲即将结束战争,国债利息趋于稳定,暂时看也没啥好的投资方向。他们也不会急着要回本金,而是会更倾向于每年收利息。

    这钱,等于就是白拿的。

    还不还的,真要是大顺对外扩张了半天,竟到一千万两都要赖账的地步,也根本不用还了,来大沽口武装讨债吧。

    而要是能稳定十年都没有引发挤兑,证明大顺已经在欧洲站稳了脚跟。还差这一千万两的本金?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