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不怠的想法是好的，走到这一步，既然已经没法以史为鉴了，那就他山之石以攻玉。
但第一步就没法“攻”。
整件事的难点，在于事发之前的启蒙，而不在于事发之后的制度。
换言之，欧洲现在需要的是描绘一个理想国；而大顺这边则是怎么走到“三代之治”。
一直以来，大顺这边有“西学东渐”，欧洲那边其实也有“东学西渐”。
法国那边能搞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某种程度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真得感谢大顺大明、感谢中国。
可大顺这边不行，没办法学那些启蒙学者，搞出一个“中国这样的理想国”的工具人，只能往“三代之治”的方向挖。
难点就在于怎么挖？怎么破题？
正如康不怠所说，天朝数千年的骄傲，心态上不允许世界上有比天朝更完美的国家，除非烂到真的谁也比不过了。
可以有理想国，但这个理想国只能从历史里挖三代之治。
反观欧洲，则可以用天朝做一个完美的、启蒙用的工具人。
事实上，此时的欧洲人眼中，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形象。
而这两种形象，随时可以根据需求无缝切换——有点像是后世美国需要国会批钱的时候，就高呼威胁论；不要钱的时候，就高呼不堪一击崩溃指日可待。
此时也完全一样，既可以是“静止的历史”、“文字是神灵时代的野蛮遗留”、“儿童一般的理解能力”、“傲慢地故步自封”。
也可以变成“一心追求先进的科技”、“最完善的法律”、“最开放的心态”、“最谦卑的道德”、“最自由的宗教”。
至于真相，没人在乎，中国只是一个“工具人”，在需要的时候合适的变身。
哪怕是此时百夫长号战舰上认为是“野蛮的愚昧、人类孩童时代”的瓦尔特，影响他如此思考的维柯的本意，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根本不在意中国，目的还是本国的启蒙，描述的中国只是作为一个工具。
逻辑也很简单。
时代要变化，过去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要启蒙人们推翻旧时代的一切。
所以，静止的历史不好、滚滚向前才是好。
要和旧时代的一切进行割裂，不能因为“传统”就裹足不前。
否则就是“都有一个同样的虚骄讹见，认为自己比一切其他民族都较古老，早就已创造出人类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而他们自己所回忆到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世界本身的起源。他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就和世界一样古老”……的野蛮人。
不想逗留在“野蛮的神灵时代、延续人类的童年期”，那就向前走，不要认为已经创造出了人类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事物，要勇于尝试新事物。
这还算是有点逻辑，说得通。
而到了伏尔泰这边，更是连逻辑都不需要。
甚至很多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嘴的对中国的描绘。
只要达成目的，描述的是否是真相，并不重要。
伏尔泰去过英国，当然见识到了英国那边的情况，深知“大地上完全没有自由，在英国有权有势的投机商和骗子占了统治地位”。
但是，不重要。
大部分法国人没去过英国，只是知道法国是绝对君主制，而英国是立宪君主制。
所以，“地上完全没有自由，有权有势的投机商和骗子占了统治地位”的英国，在书中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
只要立了宪了，一切就都好了。
放在对中国的介绍上，也是一样。
历史上，法国巴黎流行占星术，封建迷信大行其道。
伏尔泰为了扫荡街头的占星术士，把“科技决定论”的大旗立起来，是这样介绍中国的：
中国两次被蛮族征服，是因为没有大炮。不注重科技。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但却根本不会使用大炮。
随后，法国鼓吹“上帝的意志解释可以解释世界”，伏尔泰为了与之对抗，搞出了“环境和文化决定了很多事，显然上帝的意志不能解释世界”。
中国的形象又变成了这样：
中国有大炮，还会使用大炮，满清没有大炮。但是，。为什么呢？因为环境决定了民族的性格，北方的民族更加团结、善战，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上帝的意志可以解释全部。
按其所说，机械唯物的环境可以决定民族的性格。
中国到底会不会用大炮？满清入关到底是因为“科技决定论”、还是因为“环境决定民族性格”？
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开枪，后画靶子。
大炮有还是没有，是一种叠加态，可以随时切换。
为了证明“世袭不是理所当然的”，伏尔泰又把满清臆造为“民、主制度和自由的反抗者之典范”，称之为。
这要是没看过中国史书的，还以为大明下属的龙虎将军反叛之前，举着三色旗，高呼freedoom呢。
但实际上整个论述的重点，是“而世袭……”这几个字后面的话。
为了反对法国的教会统治，伏尔泰称赞雍正治下的满清，。
为什么呢？因为雍正怒斥了传教士，遏制了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
而伏尔泰，是反教会的。为此，可夸。
总之，这种前后矛盾的话，比比皆是。
前一秒还“中国根本不会使用大炮”、下一秒就是“有大炮的汉人打不过环境塑造出民族性格的满人”；前一秒还是“野蛮的鞑靼”、后一秒就是“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
中国这个工具人，极其完美。
比英国更远。
普通人很难触碰到，无法揭穿真相。
比英国富。
人都有慕强慕富的心理，人家那么富，一定什么都是对的。
比英国更不容易被法国人反感。
法国和英国是世仇，法国人即便渴望启蒙，却如同后世吹日一般，中国人总会对吹日有天然的反感。
比英国更神秘。
普通人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可以自己抡圆了夹杂私货，把自己幻想的最美好的制度，加上这个理想国上。
最最关键的一点，中国这边也信“上帝”，而不是绿教、也非祆教等等烂七八糟的、欧洲人已知的宗教。
至于是真的不知道“此上帝”非“彼上帝”、还是知道装作不知道、亦或是真的不知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
比起用那些异端、异教的国家作为理想国，这个“认识了上帝”的中国，更适宜让老百姓认可。
于是种种条件下，中国成为了西方启蒙运动骨干们最喜欢的理想国。
不只是伏尔泰喜欢把中国当成工具人。
同时代的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人，也都很喜欢用这个近乎完美的“工具人”。
真的、假的、理想化的、只言片语的、曲解的、穿凿附会的……串在了一起。
瑞典人为了要监察制度，说唐帝国就有人民监察制度。
伏尔泰为了要君主立宪，说明清就是君主立宪，皇帝没有能力干法律之外的事。
重农学派的杜邦，出版的，直接将出版地写为“出版于北京紫禁城”。
魁奈敦促路易十五学习中华天子，在春天扶犁行“演耕”之大礼。
这倒可以理解，但转身就说“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是完美的自然法演绎，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表率”，借此希望法国政府放开任何的经济管制，自由放任——无为而治，才能像中国一样富庶。
后世看到“重农学派”这四个字，可能会像见到“诸子之农家”一样，望文生义，以为这是个种地的。
但实际上，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只向农民征税，废除一切工商税，实行完全的放任自由”，目的是反对法国的一些经济管制。
这倒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是旧的那一套确实已经走不通了，而新的那一套还未确立起来。
和大顺这边一样，都处在一个破而不立的状态。
大顺可以追述“三代之治”，其实欧洲也可以追述“地上天国”。二者单就理想化的意义上，并无区别。
只是法国的启蒙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地上天国”本身，就是封建压迫的帮凶，要毁灭旧的一切，就不能以复古的口号向前走。
于是，在这个时刻，东西方，尤其是中国和法国，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走到了一条路上。
热衷于描绘“理想国”的法国人，幻想着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三代之治”，打着“三代之治理想国”旗帜，走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把压迫了千年“地上天国”的欺骗，砸的粉碎。
砸烂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上帝即自然，自然即理性。
热衷于“以史为鉴”、“追述先贤”的东亚，没办法也不可能说天朝之外还有一个“理想国”。
于是喊着“复古”、“古儒”、“打破程朱、始近孔孟”的口号，高举“三代之治理想国”的复古大旗，艰难地寻找一条往前走的路。
只有先砸碎腐朽教士、地上天国的幻梦，才能真的建出来地上天国、山巅之城；只有先砸碎腐朽士大夫、三代之治的幻梦，才能真的复归三代之治、民本君末。
法国人设想的“砸碎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与大顺这边古儒一派设想的“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其本质并不太一样，但也差不多：圣母也好、程朱也罢，曾经是先进的，而现在成为旧时代苟延残喘的图腾和遮羞布。
而大顺，就卡在“砸碎”这一步上了。
当地上天国已经成为教士压迫腐朽的帮凶时，法国人可以引来外部的中国做工具人。
可当三代之治已经成为腐朽教法化的儒教而非儒学的帮凶时，大顺这边作为天朝，在没烂到不可救药从全面自信到全面自卑的时候，不可能从外面找一个理想国，那又怎么先砸碎呢？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破而后立，方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延其神魄。
其实这条路，不管是“理想国”还是“三代之治”，古希腊先贤和先秦诸子们都已经尝试过一次。但生产力不达标，两千年前，两边几乎同时失败了。
现在流传到欧洲启蒙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只是先秦诸子的遗魂。却不是真实的、自宋而后的理学教法化后的封建专制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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