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一战，现在还未开始，但在刘钰看来其实已经结束了。
战争的目的，除了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顺军改的深入和完成。
在刘钰看来，这一战对大顺而言，单就其战争学意义而言，不亚于普法战争。
老毛奇率先发现了铁路在战争中的作用，利用铁路完成了快速动员和快速机动。
大顺则算是在东亚，率先发现了海军不是水师，可以利用海军进行低消耗补给和快速机动。
这才是真正战略上的意义，一旦成功，将会直接打破大顺这个千年陆权国对大海的恐惧，扩张方向也必然会走向大海。
经济重心本来就在东南，打日本的补给消耗，其实比从京城出兵打到张家口还低，因为京城不产粮，粮食也是从别处运来的。
海军通过夺取制海权，彻底把战争主动权抓在手里，用有限的兵力，靠机动性在战役中始终确保以多打少。
现在皇帝提及这个问题，刘钰还是老调重弹。
“陛下，所谓才俊二字，臣以为重了些。海军军官，多数不过是中人之姿。只是他们比别人更早知道海军的意义、更早知道一些外藩之外的局势。就像是臣与人决斗，别人苦练剑法十年，臣掏出火枪，则能胜之；若此人苦练火枪十年，臣岂能胜？”
“是以，臣早就希望枢密院里加入一些精通海战的参谋，而这些参谋所要学的，也要比之前更多。”
“还请陛下开地理、天文、经济等等课程，军校中择其优秀者入枢密院实习如文案、绘图、谍报等，三五年后入军中任职以熟悉军伍实际，再调回枢密院任职参谋。”
他始终在说，不管自己，还是海军那些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全都是一群三四等的人才。
而三四等的人才却能谋划出朝中难以谋划的事，不是因为他们聪明，只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
海军知道海军是海军而不是水师，海军参谋们知道倭国的封建制、大名不齐心、赋税过高等等情况，所以可以在战略上做出不一样的谋划。
朝中那些大臣，哪一个都是人杰，能在千军万马中杀到殿试的，随便一个最起码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都胜于第一批从良家子小圈子里招收的军官。
越是这样说，越是证明新的看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可以产生一种降维打击的效果。
所以，新的思路、新的学问，其意义也就更加重要。
对刘钰的这种老调，皇帝已经不止听了一次，直到这一次伐倭之战的海军自己搞定了战略之后，才算是真的理解刘钰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旧时代的人，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作战战略，尤其是大顺将来的战略方向只能南下的大环境下。
此时皇帝的心情很是轻松，庙算已然全胜，剩下的无非都是细枝末节。
十余年来，最紧张的那一次，算是收复西域的时候，允许刘钰前出诱敌决战那一次。
比之现在，那一次要惊险的多，也紧张的多，而那一次既然胜的如此轻松，这一次皇帝更是浑不在意。
说是执掌对倭战事，可对倭战事的细节没谈几句，倒是说起来了这些看似与战事无关的事，看的一旁的卢挚垒有些晕头转向。
于是进言道：“陛下，这枢密院权责事，应在伐倭之后再议。倭国虽弱，却不可轻敌啊。”
皇帝大笑道：“枢密院权责事，本就和伐倭之战息息相关。若如后勤补给，囤积粮草、仓廪调动数目，那是天佑殿、户政府的事。但如何把辎重补给运到军中，那便是枢密院的职责了。”
“既有职责，便要成制度。以往出征操办粮草，必要一大将功勋负责，如今多有改变，实不必要遣派大将功勋压阵。”
“海军之中才俊不少，鹰娑伯当速速拟一名单。一则调派一些人来往枢密院任职，二来这后勤补给运输协调，也需有人负责。”
“日后，定战略、备绸缪、规训练、辎重运输，朕以为皆该由枢密院负责。”
“胜倭，若壮汉殴三岁小儿，胜之不足喜。”
“借伐倭之战，定规矩、明权责、全制度，不使人去而政息，方可以为喜。方才鹰娑伯的话，大有道理。”
征倭一战，不管是对皇帝，还是对刘钰，都很重要。
可皇帝看重的点，与刘钰看重的点，虽并非全然一致，但在深化军改这件事上观点还是一致的。
术业有专攻，皇帝已经感觉到，需要一群专业的“操控战争”的人。就像是这一次对倭的战略，这群刘钰嘴里的中人之姿，制定出的计划是胜于朝堂中那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杀到中枢的人的。
只是，这群人只能操控战争，制定计划，但却不能有人事、军饷、后勤补给的管辖权，权责是要分开的。
之前军改，为了从速，并没有定好制度。
枢密院、兵政府之间的权责，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确，再加上刘钰之前一直管着的海军，更简直成了三保太监那般的存在。
现在刘钰主动交了权，原本计划要到南洋之后才做的一些事，皇帝觉得可以提前了。
从一开始北伐罗刹、西征准部，皇帝的脑子就很清楚。
要么亲征、要么能做战略指导，以保证在军中的威望，如此才能放心让勋贵领军。
这是延续前朝的智慧，一直到土木堡之前，前朝皇帝都会尽可能领军亲征以维系军中威望，镇得住那些勋贵悍将，至少也会做战略指导。
李淦心里也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水平，想要做战略指导保持威望，那就需要一个权责特殊的枢密院，辅助他做战略指导。
用刘钰的话来说，白起、韩信、李世民、李靖这些人，不需要参谋部，只需要军事助手，他们本身就能做战略指导，也能临阵指挥，还能一人参谋部。
李淦成天自比汉唐，但心里也明白，自己这水平，至少在战场上，比之唐太宗差了八条街不止，是绝对没有战略指导的水平的。
枢密院就应该是一个权看似重、实则翻不起大浪的部门。
或者说，是一个权轻、言重的部门。
一旦李淦认为不需要打仗了，这个权不高但言重的存在，就可以随时边缘化。
枢密院权不高，是皇帝的权高，所以只要皇帝想要打仗枢密院就会看上去权高。
但实际上，这是个老虎让狐狸狐假虎威的存在，反过来狐狸为老虎出谋划策。
譬如这一次的后勤补给。
需要多少，大致计算，这是枢密院的任务。
粮食、火药、药材等，从哪调拨、动用何处的仓廪，枢密院管不到。只要把数报给皇帝，皇帝再交由天佑殿、六政府去办。
制定运输计划，怎么送到前线，这是枢密院的任务。
再比如打完仗之后的立功受赏、军官升职、人员变动，枢密院是绝对不能有权管的，也根本不能插手。
枢密院要管士兵的训练，但不管士兵的军饷。
要管新式军械的研究和装备建议，但不管买军械的钱。
要管打起来的时候怎么打，但不能插手打不打。
军中各部的参谋们隶属于枢密院，由他们辅佐主将制定行军、扎营、补给、训练等计划，在指挥权上有建议权但没有决定权。
但参谋又不依附于主将，名义上是主将下属，可实际上由枢密院管辖，可以越级汇报给枢密院。
这种制衡，会制造矛盾，但皇帝喜欢矛盾，不喜欢密不可分，相反更喜欢这种出现矛盾后居中调节的掌控。
李淦心想，待征倭结束，海军要独立成军的，也要在朝中有一席之地，但绝对不能归属于枢密院管辖，而是和六政府一样，置于朝堂之上，与外交部、陆军部并立。
枢密院则既不属于天佑殿管辖、也不和六政府一致，而是直属皇帝管辖，枢密使可以直接面陈皇帝奏事而不通过六政府、天佑殿。
皇帝信任、且预备开疆扩土打仗的时候，枢密院的权很大、言很重。
若是不想打仗、认为已经该到了闭上门当天朝的时候，这就是个养老院，功勋大将往里面一扔即可。
没有人事权，只有指挥权，说话好不好使，就在于皇帝的信任与否。只要皇帝想废掉，很容易就会被六政府和天佑殿以及要成立的陆军部、海军部吃掉；如果皇帝不想废掉，在打仗的时候，枢密使就大约等同于副宰相。
皇帝早已选定了人选，江辰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过是个过渡。
而那些权责归属暂时搞不清的东西，皇帝也准备一股脑扔进枢密院里。
比如在皇帝眼里就是个工匠研究新军备的科学院；比如废掉兵政府的职方司让枢密院测绘地图；比如把理藩院、礼政府的对外藩朝贡国情报的权责，交给枢密院；比如新成立的外交部，在驻派西洋使节的时候，枢密院是可以挑选推荐副使当细作的；比如新学实学的课本，军校的课本教程，也交给枢密院。
这些东西，在皇帝看来，既有用，也没用。
看似权挺多、管的事不少，实则一不管大钱、而不管大人，什么都管，什么都不管。
内斗的时候，一根手指头就能摁倒，各部瓜分而食之。
离开皇帝的信任和支持，科学院甚至挺不过第二天。
他有心思在对倭战争后，就把刘钰提为枢密副使。
但升官的理由，却绝不是刘钰在离开琉球后便宜行事，自己搞定了对倭战争的战略，不可助长这种擅自决定战略、甚至擅自攻打土佐这种事的——不但不能因此赏，而且还要罚，否则日后军中必要出大事。
至于若成立海军部，其尚书，当然绝对不可能是刘钰，而这也正好可以作为一个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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