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走得很慢,这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伤员太多了。
这一战虽然是汉军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伤亡也是不小的。吕布和关羽两军加起来,也死伤了一两万人,才把拓跋力微的主力歼灭。
好在这基本上是扫清中原北方威胁的最后一战了,这个数字也是可以接受的。
当年汉武帝对匈奴,打了那么多年,至少死了十几万士兵,还没算其他非战斗减员。如今刘备对鲜卑加乌桓的草原联军,靠着有一定技术代差的武器装备,前后战事两三年间,全加起来也不到五万的正规军伤亡,以及数倍的百姓,算是完成得很不错了。
另外,这次战役的伤亡中,吕布的部队就占了至少七成,关羽部才三成,吕布军基本上打完也丧失了建制,得重新整编。
而且那些从军年限早的、董卓执政时期前就从军的老人,哪怕当年还只是个小兵,如今也至少五十几岁了。
而这些老兵在战斗中损失也是最大的,当最后一批曾经有过服务董卓经历的部队都退出历史的舞台,剩下的新人当然是越来越直接心向朝廷,便于被整合。
吕布本人也因为伤重,稍稍拖了一阵时间,最后还是在归途中,油尽灯枯不治了。
退兵之前,关羽曾经分给他们一些大篷车和其他运输工具、驮畜,好便于伤兵们行军时安稳一点,能有车坐,不用再亲自骑马。
吕布临终之前,身边的心腹亲信也请示过他,要不要拆一辆木料最好的大篷车,把木板拿下来当棺材,但是被吕布拒绝了。
都混到这个份上了,吕布又不是怕死,他也想留个尽量英勇的身后名。棺材这种东西有什么用?难道死人还能感觉出来躺得舒不舒服?
所以吕布关照亲信们,真到了那一刻,把前几天战死的他那匹战马、剥下来的马皮,把尸体包起来运回去就好了。
亲信们也都严格遵照,在最后回到九原郡的时候,入城式时还大张旗鼓举哀,让全城百姓都出来吊唁。
严格来说,吕布最后在归途中伤重病死,好歹也比直接在战场上战死,身后名更好一些。也给了后来写史料的人更多操作空间。
这样,他一方面也算是“勤于国事、在军事行动过程中死了”,另一方面也不给拓跋力微一方“直接战阵之上击杀吕布”的名头和功劳,算是兼顾了勇名。
这个境遇,基本上跟历史上黄忠斩杀夏侯渊后、回军不久伤病而死差不多了。也跟马援南征交趾、五溪蛮,在征战过程中病死差不多。
……
战事结束后,朝廷自然免不了再有一番盘点计功,各自封赏,普天同庆。
刘备不吝官爵,给关张赵都加了爵位。关羽去年虽然没立到战功,但今年捞到了最终歼灭鲜卑主力的战机,总算是追了回来。
最后关羽一生最高的封县数量,达到了十二个县,但很多都是阴山南北、漠南草原上新设的县。张飞和赵云都是十个县。
张飞因为上谷郡的地盘不够用了,刘备特许从相邻的渔阳郡划一个县到上谷郡,便于上谷郡与草原上的赤峰郡接壤,再封一两个赤峰郡的县补给张飞。
赵云那边地皮倒是绝对够封,因为东北平原上新开拓的领土不要太多。柳城郡几个县划给辽东郡公封地,后世四平一带新设的那些县,也划了一部分。
吕布最终在死后得到了云中公的追封,但因为是追封,所以实际上只是传给他儿子三个县封地的侯爵爵位。不过这也算是事实上加封过了——
原本吕布要是老死,他封地传给儿子的时候,也是要减少一些封户数的。现在可以顶格给儿子留三县两万户。
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成例,便于大汉以后对于有军功的侯爵、死后追封为公的操作,提供了法理依据,后人可以援引。
原本的历史上,后世很多朝代连人死后追封王爵的都有,比如宋朝岳飞平反后,可以死后追封鄂王。
但这种事情,在汉朝肯定是不行的,白马之盟摆在那儿,异姓死后追封王爵也不合法,给个公爵已经算是制度优化了。(曹操上表追封关羽为荆王,这是罗贯中在演义里编的。关羽在后来的朝代有被追封越来越高的地位,但当时并没有)
……
时间很快来到212年年底,草原上追剿残敌的工作还没结束。随着严冬的来临,汉军也驻扎下来,改为封堵为主,但大局已定,所以京城雒阳的氛围很是欣欣向荣,一派喜庆。
该抚恤的抚恤,该赏赐的赏赐。吕布的亲信也派了人想来京城活动,但李素这种巨富,怎么可能看得上私自收受人的钱财礼物。所以他也没拿钱,让他老婆秉笔直书。
还是那句话,对于吕布的盖棺定论,早年助纣为虐那些事儿肯定还是要写的,但后续改过自新的部分也如实写,不偏不倚。
蔡琰在最后的“论”的部分(也就是相当于《史记》里每个列传最后的“太史公言”部分),还点评了几句,把“马援初从陇右隗嚣,后归光武”跟吕布的初从董卓、袁绍对比了一下,算是很给面子了。
毕竟马援是何等人物,汉朝评价是很高的,不是随便谁都配对比。
吕布的家人知道了蔡琰的编年汉纪内容后,也很满意,这事儿就算过了。
随着新年临近,刘备在宫中大宴群臣,也召了张飞赵云回京述职见面,好好聚一聚,毕竟东胡草原方面的战事,这个冬天已经彻底扫尾了。
剩下的只是漠南草原的军事行动,属于关羽的防区,所以只留下关羽一个人冒雪顶风沙布防就行。
诸葛亮也因为今年运河网已经全部修完、只剩一个津门城还在营建、黄河与易水河口的航运疏浚还在继续。
不过这些小工程,不用中书令诸葛亮亲自督导,他把最初规划做好、审查制度设计好,本人就可以抽身了。所以诸葛亮也在年底回了一趟雒阳,明年有必要再外放北巡不迟。
留在幽冀前沿的最高级别官员,暂时只剩下工部尚书国渊。
新年元日,一直到上元节,刘备都邀请了开国六公爵中在京的四人,每日同乐,顺便展望讨论一下国家大计、长远方阵。
鲁肃、诸葛瑾、刘巴这些负责民政财政的高层,也及时把这三年多里大兴土木、大规模用兵遗留下的财政问题,跟刘备交了个底。
还别说,打仗是真的花钱,这次算打得尽量干净利落了,不过还是开支巨大。
想当年汉武帝对付匈奴,最后给将士们的赏赐、抚恤,就累计花掉了近二百亿钱,相当于汉武帝时朝廷六七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关键是朝廷也不可能所有钱都拿来打仗,还有日常维持统治的其他开销,要养那么多官员小吏、搞那么多工程呢,每年能省出三分之一的钱攒下来打仗,就很不错了。
所以灭一个北方游牧外族,花掉汉朝朝廷二三十年财政结余,在汉人官僚看来,都是正常现象。
刘备这次把战争时间和粮草损耗都尽量压缩了,但因为装备更先进,靠的一定技术代差换来的这个成绩,所以在武器装备和耗材方面的开支,还是比前人高不少的。
七算八算下来,那么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最后花了八十多亿钱,直接军费和赏赐、抚恤全加上,也接近二百亿(汉武帝时那二百亿没算军饷和日常开销,仅仅只是对死伤的抚恤和对立功人员的奖赏)。
最后扫清大漠以南的草原地区、加上建设幽冀基础设施,三年多里累计背上了二百六十亿的财政开支!
全国每年的农业税和人头税、非河北地区的其他州的徭役,还是要用来维持朝廷正常运转的。所以能拿来结余还债和打仗搞建设的,基本上也就是相当于国家的工商税部分。
而国家的工商税总额,之前一直是七八十亿左右每年。原本和平种田的话,这几年能接近百亿。
但因为河北地区被战乱一定程度破坏,加上之前为了减免国债而发放过一些永久免税权,所以这部分增幅也被暂时吞噬了。
扶桑的佐渡金矿虽然已经是发现后的第三年了,但是开发还是比较缓慢的。
主要李素和诸葛亮离开扶桑时,只是发现了金矿,但当地基础设施是几乎没有的,佐渡岛还几乎是无人区,“越山县”也是210年才被扶桑开化移民刚刚定居,之前都是虾夷野人住的地方。
这样的地区要开矿,你还得先往里投钱把交通环境建设好,铺路造港口码头、修船船坞、建设城镇开荒农田。所以前三年基本上是赔钱的,还在开荒期。扶桑的黄金,也就暂时补贴不到朝廷财政。
至于石见银山,比佐渡金山发现还晚,现在还处在摸索期,完全没进行开矿呢。
林林总总算下来,朝廷在开战前还有五十多亿国债没还清。这三年里花出去两百六、工商税填补两百,就又是六十亿赤字。
李素也建议刘备缓一缓,不要用民过重,掌握好与民休息的节奏。这次要真心轻徭薄赋、不搞事情,等到这一百二十亿彻底还清,也好更好地建立政府信用,给百姓一个信心,让他们意识到朝廷并不是“总想搞事情,一有钱就花光还欠债”。
刘备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从章武十八年开始(213),一直到章武二十年(215),这三年里好好休养生息。
按照现在的节奏平衡,只要不遇到大的天灾,一百二十亿的国债赤字,两年多就能还清了,三年的话还能略有盈余,到时候国库里能剩下三四十亿储备零花。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在不要再发生任何大的天灾前提下的,而事实上以210年代的自然环境、后来的历史记录,李素也知道这基本不可能。
天下太平后,最多瘟疫流行能稍稍控制一下,毕竟打仗少、批量屠杀尸体处理不过来的情况变少,瘟疫也会减少。
而水旱蝗灾这三大件,是不以人类活动形势为转移的。所以原本汉末三四年一大灾,现在能压低到五六年一个大灾就不错了。
这一点其实早在司马迁写《史记》时、讨论天文历法部分,也有过朴素总结了,算是对天时的一个周期归纳。在农业时代,也是存在天灾导致的“经济周期”的,只是古人总结不出原理,只能是凭经验估个数。
正月的最初半个月,刘备就跟群臣讨论好了这些还债休息的规划,随后他想起一个事儿,问手下重臣、是不是能趁着正月里,讨论一下今年是不是该换个年号,别用章武十八年了。
刘备内心的想法,显然是“之前你们说灭了袁曹之后不立刻换年号,是为了彰显大汉从未断绝,中间只能算是来了场持续二十年的‘张董袁曹之乱’,不希望以曹操的覆灭为改年号的契机”。
那现在比曹操死的时候、又拖了整整十年了。十年里励精图治,搞了那么多整合全国的建设,把公孙度、高干这些袁曹余孽也彻底灭了。
还平了公孙度背后的三韩、扶桑,灭了高干背后的鲜卑、乌桓。这个武功也算是把高祖、武帝、光武时的巅峰都做到了,这总该改革年号、表示一下朝廷从此转入垂拱而治的文治、富民阶段吧?
对于刘备的这个心思,猜得最透的当然是法正,其次是鲁肃。所以法正第一个跳出来,鼓吹确实该改年号了。
上元节朝贺之日,法正如是奏议:“陛下文治武功,俱超古人。章武之号,是为了向天下彰显陛下武功,却难免让后人忽视文治。
如今鲜卑可汗授首,改一个也恰是时机,好让臣民领略将来新政气象,提振人心士气。”
刘备对法正的拍马屁很是受用,再问丞相李素。
李素想了想,反对道:“陛下,改元以明德,此法起于武帝,至今三百余年,以至天下已经习惯,也不曾深想其中内涵。光武中兴时,也就沿用了。
但究其本源,武帝行‘一世多元’的年号之法,乃是因为尊崇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觉得天数有变、神器更易,人君便该改个年号,以顺应天命。如今我朝已经罢黜董仲舒邪说,所以这个旧制,实在值得商榷。”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