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刘备整理了一下思路,把昨晚聊的三方面收获,大致分了个优先级:
关于如何封圣、如何梳理皇帝与儒家的关系,那事儿可以马上着手。
比如“不许生前封圣”和“应该在科举中加入殿试这一皇帝亲自面试环节”这两些措施,很快就可以敲定、成法,了却一桩心事。
李素的另外一些建议,是慢药慢疗效的长远之计,眼下也找不到实施的抓手。只能是先想想,然后就暂时搁置、不去操心。
聊到的三类收获梳理了一下,两类都去掉了,最后就剩下未来几年可以努力的务实部分:
如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尚未完成的变法,尽量具体推进。
如何把大汉依然面临的外患,尽量解决干净,并且彻底完成对大汉疆域认同的重塑。
……
私宴结束后两天,转眼就是正式朝觐的大朝会,刘备也趁着新年,把今年的很多设想都拿出来说了一下,尤其是他跟李素私宴后刚想明白的一些事儿。
让群臣群策群力讨论,畅所欲言,看看怎么细化、怎么排优先级。
朝议的过程自不必赘述,总而言之,很多朝中重臣都注意到了一个风向的转变:
随着丞相代天巡狩两年回朝,陛下似乎要一改之前“休养生息、努力还债”的行政风格了。
毕竟丞相不仅给陛下带来了规划,还带来了信心。黑麦、巨菜这些东西的普及,都容易让皇帝幻觉盛世会更快到来。而海外发现金银矿这种事情,更是会缓解皇帝对财政困难的预估。
这两年,朝廷或许会大兴土木,或许也会对四方有潜在威胁的蛮夷有更大的动作,又或者是会对地理发现、探险开拓有更大的投入。
总而言之,很多人把这种转变,解读为陛下对丞相的绝对信任。
丞相不回来,就可以一直每天接着奏乐接着舞,垂拱而治。
还有人把这种转变,解读为陛下想一个人扮演文景与武帝的角色,
趁着自己三十多岁就登基为帝、上位时还算年富力强,把富民和强国这两步都亲自走完,不给子孙留太多麻烦。
不管真相是哪一种,财政稳健的时代,怕是要过去了。
法正、刘巴这些激进派当然是跃跃欲试。
鲁肃、诸葛瑾这种务实派则是不偏不倚,但出于对皇帝和丞相贤明程度的信赖,还是愿意相信他们能做出最优解的决策。
至于一些清廉、财政上以保守著称的官员,少不了忧心忡忡。当然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出发点也不算坏,只是习惯了节俭的美德,皇帝做什么事情只要多花钱,都会劝一劝。
散朝之后,不少只会算小账的官员纷纷窃窃议论:
“按照朝廷前些年的规划,之前与袁曹交战那些年、发出去的抄引券,够天下工商业者用到章武十六年或者十七年底,才能彻底回收回来吧?”
“就算后来丞相与诸葛孔明大力在关东青徐扬沿海三州大兴工商、晒海为盐、扩大造船、海运、拓殖海外税源,这抄引券最多也就提前到今年年底商税收完后,才能全部回收回来。”
“陛下和丞相就不能多等一两年,彻底回收,甚至是过一两年有盈余的富裕日子,再拿积蓄去做那些大事?这是欠债欠上瘾了,非要赶那么急,借新债做事情。”
多少淳朴官员,一想到朝廷欠债赤字就叹息痛恨。
还好,整个正月里,刘备倒是没有揭开谜底,也没贸然提出任何动作,可见他也是很慎重的,要花费充分多的时间仔细通盘思考。
……
时间很快进入了二三月份,因为两个月的春耕农忙,朝廷内政以劝农为主,也不去扰民。有什么事儿也是先讨论着,不急着发布。
李素也花了这俩月时间,好好重新熟悉了一下朝廷中枢的政务状况,财政数据细节,做到心里有数之后,才好更稳健的规划。
眼看到了三月底,刘备和李素也大致把后续的推进节奏想明白了。
刘备决定,这两年的施政中心思想,就是“军事先行,变法掩护”。
科举、财政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变法、优化细节,当然也重要。
比如钱的方面,工商税的具体计征优化,肯定要落实。
土地税未来能不能从人头税逐步向真正的“履亩而税”转变,也非常重要。
历史上真正的履亩而税型税制,要到晚唐的两税法时期才成熟。而大汉目前的农业税制度,还停留在初唐的租庸调法、加个李素拼凑上去的“均输折税”,跟两税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至于科举制度能不能从目前的“各郡自推举人、州级统考录取”,进一步扩大到“全国统考录取”,或者至少是先“南北东西分榜录取”,进一步提升地方上围标的难度,减少举人产生的利益输送,这更是未来大汉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
但是,没个契机就随随便便重提深化变法,还是容易被朝臣反对、以及被重新成长起来的地方势力抵触。
毕竟,变法始终是触动人利益的,不管是钱还是官,都足以激起人铤而走险。
天下彻底和平、毫无民变,已经六年多了,很多人会渐渐失忆,忘掉朝廷的决心和力量。
刘备倒不是担心有人闹事后、军事上镇不住。就算真闹起来,大不了也就跟204年那波青兖反度田反移民的余孽一样,军事征服就好。毕竟中兴诸将都还在呢,刘备有绝对的刀把子在手。
不过,天下终究已经太平,就算压得下去,也会给统治留下一些履历污点,最好还是从头就别出现反抗。
这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变法之前,先展示一下肌肉,对外展示。重新提醒一下已经过了六年淡忘期日子的地方世家豪强、朝廷的武力有多么恐怖。
然后,挟对外军事胜利之威,顺势强推进一步改革。
把战时体制的“事急从权”也充分用起来,而很多“事急从权”的临时措施,如果发现确实好用,仗打完之后也不会改回去了,直接把既定事实固化下来、变成长期制度,岂不美哉?
当然,对外军事打击和对内变法的相辅相成,还可以有另一种表现形式——
不光变法需要军事威望的加持,对外动兵之前,也可以以变法为诱饵,来逼迫朝臣和世家豪强二选一、“两害相权取其轻”。
类似于先放出风声“朝廷今年要实施xxx变法了”,看看地方反应,
如果反对激烈,那就顺水推舟表示“朝廷要实施xxx变法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北伐草原筹措资源,如果不用变法也能把北伐筹措的事儿搞定,那就先不变法了”,用这个诱饵,来诱使大家接受后一个条件。
这个思路,也是李素这几个月里想出来的,并且建议刘备,刘备听后也觉得很有道理。
而李素这一策略的来源,显然是学习了原本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时期的鲜卑人南迁雒阳汉化改革。
中学历史课本上都教过,拓跋宏为了迁都雒阳,推行汉化改革,遭到的反对很多。所以他先不提迁都,只说要南征统一南朝,
从平城带兵南下之后,走到雒阳阴雨连绵道路不通,群臣将士都苦不堪言,劝他停止南征,他才顺水推舟表示“这次南下劳师动众,总要做成点事儿,不能南征那就迁都洛阳”。
这不就用好了“先造成一个既定事实”,然后逼着对手进一步退两步嘛,妥协的艺术大多如此。
无非到了刘备李素这儿,军事借口从南征变成了北伐,汉人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换了个角色。
……
三月二十一,五日一朝的大朝会上,刘备和李素率先演了第一场铺垫的戏码。
李素直接把后世唐朝两税法时的“履亩而税”之法的雏形思路,拿到了朝议上讨论。
建议朝廷开始考虑“趁着如今天下重定未久、人口稀疏、百姓耕者有其田,以及前些年度田检地的胜利成果,真正实现按实际土地占有纳粮,少田少纳粮、多田多纳粮”。
李素的这个建议,如同第二只靴子落地,让惴惴了一两个月的各方势力,瞬间被激起了千层浪。
很多人也不好说这个制度不对,毕竟从公平性和原则上来说,本来就该如此,李素占着理呢。
但反对方很多理由也很实际,主要是认为如今的技术条件,不可能这样征税,征收成本太高了,划不来,而且舞弊空间太大,容易导致税官愈发欺压弱者、摊派害民。
不如依然按照旧法的一刀切、不管每户人家事实上有没有一百汉亩田地,都按照一百汉亩的理论值作为三十税一的计税起征点。
朝议为这事儿讨论了一整天,最后什么结果也没得出,只是暂时阻止了李素的提议,
会上,也只有法正、刘巴二人知道要怎么演,扮演了一把力挺丞相的得罪人角色,反正他俩也习惯了。
此后五日,朝中暗流涌动,纷纷打探消息,各方对于丞相为什么突然提这事儿的动机,也有了各种猜测。
好在,李素也不需要他们一直猜下去,因为五天之后,二十六日的朝议,他们自己就主动揭晓了谜底。
刘备亲自在朝议上批复,觉得丞相五日前所提有点操切,道理是好的,但落实执行似乎确实有难度,让朝臣们从稳计议。
听了皇帝的表态,大地主阶层的代表都松了口气。
但刘备随后又提出,他今年打算为进一步整合河北地区,防范那些拥护高干和袁氏余孽的乌桓部落,以及并州、河套北部的鲜卑。
所以打算在河北地区开掘运河、连通现有天然河道,强化河北与并州诸边的军粮后勤运输。
这也不是为了“主动挑起战争”,而是为了“防范鲜卑乌桓入寇、袁逆余孽伺机害民”,大汉是“保家卫国、正当防卫”的一方,绝不是穷兵黩武、私开边衅。
而之前之所以丞相提议要搞农业税改革,那不是为了给这些项目筹钱、考虑到朝中之前都有“反对朝廷一直扩张工商税、超发抄引债券”的问题么。
丞相也是为了给陛下分忧、让陛下“不用还没还清旧债、就乱发新债”,那就只好从农业税下手了。
毕竟当年桑弘羊的时候,桑弘羊对汉武帝就说过,工商加税是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税是工商和人头的,赋是针对田的,是农业的。
国家有困难要多花钱,不是出自工商那就肯定要出自农业啊,只能二选一。
被这么一折腾,朝中那些“节俭稳健派”都不吱声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让陛下回去提前发行债券吧,也不管旧债还清了没。
发工商债总比改革农业税更容易被世家接受。
连带着,很多人连之前想要“反对加强军备、反对挖掘运河”的倡议,都不敢提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皇帝和丞相演了,退一步进两步,实际上还是稳稳地把政策往前推进了一大截。
……
最终,朝廷决定,在国家原本超发的工商税抄引债券、还有大约价值70亿钱的尾款没还清的情况下,
今年就开始增发新债,新债规模应该至少大于旧债30亿钱,以实现一边“借新债还旧债”,一边以多出来的部分用于修运河、加强幽并前线军备、重新开始对士卒进行完备的军事训练。
运河的工程量,倒也不算很大,因为河北平原上没有山地,地形很平坦。
河北的土质也非常适合挖掘,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毕竟当年袁绍军就号称“穴地之能天下第一”,河北平原本就是最适合打地道战的环境。
运河项目唯一的短板或者说难点,只是里程比原先大汉朝廷操持过的运河项目都长。不过李素在规划的时候充分利用了漳水、易水、桑干河、滹沱河等天然河流,实际上最后要开挖的距离,也就五百里左右。
而且这条运河的路线,之前也说过了,主要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连接幽州涿郡”。
因为如今的形势跟历史上隋炀帝开运河时大不一样了,现在大汉的海船运输很发达,涿郡比较沿海,海运也可以弥补其转运需求。
所以这个运河的主要目的,是“紧密连接邺城和雒阳,同时兼顾由邺城、赵郡等地往北、通过滹沱河连接桑干河流域的代郡、上谷边防线”。
换言之,第一点是考虑到“如今中原有三大政治核心,分别是长安雒阳和邺城”,而且两汉的历史也早已证明,夺天下的主要是控制了这三个政治核心的某一处或者某两处后,向剩余地区扩张。
如今刘备还是定都雒阳,就必须把雒阳和长安、雒阳和邺城之间的水路漕运交通,彻底强化到可以轻易直达、无需周转的程度,这样才最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
再加上之前黄河以南已有的运河,让大汉南北整体更有凝聚力。
而上述的第二点考虑,用术语总结一下,就属于“海运可以解决河北沿海沿山各郡的边防后勤,但解决不了河北沿山不沿海那几个郡的后勤”,所以运河就是针对性补足这一小块具体的短板的。
整个规划已经尽量不折腾,不浪费民力,最后非挖不可的,都是迫切性实用性非常强的。
五百里的平原运河,挖掘量大约相当于201年时在豫州汝颍流域挖的“讨虏渠”的四倍,比当年的南阳运河总造价还略低。
毕竟南阳运河虽然才全程一百三十里,可你得挖通桐柏山的方城垭口,还要解决膨胀土。地质难度差距太大了。
而当初的“讨虏渠”工程量,大约是“二十万专业工兵挖了两三个月”完成的。所以,如今的河北运河,按照等比例的规划估算,也就是需要“二十万专业工兵,连续挖掘十个月以上”。
考虑到部队有退役、转入军屯,也不便重新全部调集到河北,因为人员的大规模转移也要成本,还要把粮食运来运去,肯定不如就地使用本地人劳动损耗少。
所以,最终朝廷决定用十万当年挖过南阳运河和讨虏渠的工兵,而且都是选择原本就驻扎在幽冀二州的工兵。外加二十万冀州本地征发的民夫,来完成这个项目。
普通民夫壮丁不专业,体质也不如专业工兵强壮,工作效率肯定不行,所以二十万普通民夫,也就大约折抵十万正规工兵的劳动强度,
但他们吃得也比正规工兵少,朝廷可以按照官方牌价给发工钱、让他们就地自带口粮,免除从外地大量运粮的损耗。朝廷只要运一批保障粮储备粮、确保开工期间当地粮价平稳就行。
这三十万人,需要高强度劳动至少十个月,那就分为两年完工,0和1年,每年各抽五个月相对农闲的时候来干活,这样也尽量不影响农业生产。
朝廷制度规定的徭役期是每个百姓每年一个半月,所以干五个多月至少相当于三年多的徭役期了。多出来的那每年三个半月,朝廷就要按照“每天二十钱”的官方价给工钱。
一个百姓一年就是两千一百钱,两年总计四千二百钱。二十万民夫的工钱就是八亿四。再算上工具开支、口粮补贴……其他林林总总的费用都加上,总开支一般是人员工资的三倍。
所以修这个运河,至少要在民夫身上花二十五亿,还要在那十万正规工兵身上花二十五亿,总开支就是五十个亿。
所以,才有了李素一开始算的“今年发的新债,在还旧债的同时,还要超发三十亿钱”的规划。按他这个发债,两年就多发六十亿,弥补修运河的五十亿开支,还能有点余钱应对突发状况。
一通操作下来之后,满朝文武也都发现发行工商抄引债券这个办法确实好用,不光是当年战时可以这么干,战后大搞基建,也能用发债来创造货币、创造需求。8)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