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因为蔡邕临时找他陈情,希望作为太傅,可以随行巡视,从此移居雒阳,暂时不回长安了。
反正太傅也不用上朝,一贯以年老体弱告假。等将来刘备正式把朝廷迁过去,有事儿再请教他也不迟。
考虑到蔡邕年事已高,刘备才改为乘舆出巡,他自己坐了一辆六轮的新式玉轼金根车,蔡邕也配了一辆车。
刘备的车,装饰奢华,内部却未必多舒适,主要是要考虑到大汉的威仪,以气派体面为主,所以装修风格非常硬朗,不能跟原先桓灵时的銮舆差异过大。
不过好在桓灵都不尚武,大汉已经多年没有皇帝武装出巡的卧车样品存世了。所以倒是给了将作监的工匠们一定的发挥空间,可以吸收结合李素发明的西域大篷车的技术优点。
另外,皇帝坐的卧车,自古是叫“辒辌车”,没窗户为辒,有窗户则辌,秦始皇巡游天下用的就是那个,汉武帝武装出巡时也坐过。
武帝死后,让霍光辅政,待遇极高。霍光死时,汉宣帝赐他葬礼如萧何故事、仿秦始皇以辒辌车载尸。
不过自此以后,汉朝皇帝觉得这名字不吉利,便沦为了专门出殡运尸的载具。活人皇帝坐的“卧铺车”,只好另外取名。
今天,刘备坐的车叫“玉轼卧辂”,已经跟诸葛亮之前在上党战役中造的水陆两用船差不多大了。车厢长达三丈六尺,横阔九尺,十六马拉车。
车厢有前后四尺宽、左右一尺宽的回廊,廊檐里面有围壁。围壁里才是三丈长、七尺宽的房间,还分前后两段,各长一丈半。
前面是处理政务的书房,后面是卧室。书房旁边还有熏香更衣之所,产生的秽物可以直接打开车厢底盖排污到路面上。
不过,即使如此体面,刘备还是觉得不如李素给老丈人蔡邕造的车舒适——
蔡邕不用讲朝廷体面,所以车子不带回廊,也不用飞檐斗拱的复杂雕饰车顶,但因此室内空间反而更宽敞舒服。
书房也不用四平八稳很正派,偏处一角布局都行,也没那些摸起来碍手碍脚的硬朗家具。
空出来的位置甚至还能把更衣室做得更大,实现干湿分离,摆个洗手台和泡澡浴缸,甚至连更衣用的桶都自带冲水。
所以,刘备也就是在出巡的前两天,在新丰和灞上这些地方时,好歹还是关中平原,条件还不错,所以坐坐自己的玉轼卧辂,不舒服的话晚上也可以不睡车上。
第三天过了华阴县,进入崤函道,崤山山区形势雄峻,每天生活起居只能在车上,刘备很快就嫌弃自己的车太形式主义了。
于是他也不等到雒阳,每天到太傅的车上蹭听讲,美其名曰请教学问。
刘备内心还忍不住感慨:特么的还是伯雅孝敬他老丈人的车舒服!这象皮里塞了海绵的座椅,比朕那硬得磕人的御座都舒服!
正好,蔡邕出发之前,也跟刘备提过“统治蛮夷之地的关键,在于考据自古以来那些地方都属于华夏故土,制造向心力”这个思路。
虽然刘备觉得李素更专业,但既然蔡邕也懂,就趁着赶路这几天,提前学习起来。作为皇帝,虽然不用亲自操作,但也该吃透这里面的学术原理,顺便看看是否真的有用。
……
蔡邕显然是有点学究的,皇帝问他,他虽然要给出实用性的答案,不能掉书袋。但他还是利用太傅的身份,希望皇帝能自己受到启发,而不是被灌输,这样得到的新认知才更加彻底。
刘备来请教他这天,巡游队伍刚好是在华山脚下略作游历,继续旅程。
蔡邕耐着性子,就借助名山大川与上古神君的源流谱系说起,为刘备建立起深根固本的正统性认知基础:
“自古正统之道,分属宇宙二途,六合弥漫无极为宇,古今绵延无尽为宙。
当年孔孟、公羊倡‘使百姓免战为德’,乃至如今被罢黜的董仲舒,曾经那些错误的尝试,都算得上试图穷究‘宙之天道’,也就是论证天命正统的历数无疆。
此道多为儒者所究,其余百家,亦略有涉猎。老臣与小婿所修《殿兴有福论》,也算是其中一种尝试,目前来看,对大汉还算是最合适的。
而除了这‘宙之道’,正统论还有‘宇之道’。
宇之道,不在论证朝代兴替的万年无期、天命永固。而侧重华夏德行之辐射,悦近来远,无远弗届。而此道多为史家所修,穷究史籍奥秘之人,便能揣测其中本源,不知陛下,颇读史否?”
蔡邕的话,用人话翻译一下,就是:
宇道是论证华夏天下无远弗届,想办法证明空间上不管千万里外的人,也是炎黄子孙分出去的,所以我有权拿回来。
宙道就是殿兴有福论那种,设法论证天命在时间上古今长存。
一个是华夏正统在空间上的蔓延,一个是时间上的存续。
这两门学问,其实都是有很深奥的讲究的,古今为皇帝搞正统论的帝师级哲学家搞的就是这个。只不过大部分小白不感兴趣,不如打打杀杀来得热闹。
而蔡邕的学问方向也是搞这个的,所以恰好都略有研究——如果十二年前蔡邕没遇到李素,他当然搞不出《殿兴有福论》,但如果给他时间,他也能琢磨出一些次一点的成果,只是没现在这个那么好用。
刘备听蔡邕这么说,立刻郑重起来,他倒也谦虚:“朕少不读书,自起兵之后,倒是常常请教身边博士,求以史为鉴,而知兴替。
不过朕也就读读那些能直接借鉴古人行政、用兵、用人做法的史料,其余不曾多涉猎。太傅是当朝史家第一,朕那点粗浅读史,不值一提,还请太傅直言教我。
反正还有三四日才到雒阳,有的是时间,朕这三天就专心向太傅求教。”
刘备这么谦虚,主要也是他的心理期望瞬间拔高了:蔡邕要介绍的绝招,如果又是一个类似于《殿兴有福》那么牛逼的玩意儿,那他这个皇帝也做得太爽了,上天直接赐给他时间和空间两大神级杀器!
蔡邕心里有底了,就从基础开始扫盲:“陛下既然也略读过史书,《史记》本纪第一篇《五帝本纪》,总了然吧?”
刘备一愣,有些尴尬:“这……看是看过。实不相瞒,朕一直觉得,若是那些有帝王施政得失详述的篇幅,朕都是认真学的,不懂也会找博士讲。
但这《五帝本纪》,虽为史记第一篇,却大而无当,无非是讲了五帝血统传承、世系族谱、迁徙流转,没什么经验教训可学。
朕并非治学之人,实在不愿死记硬背上古先王的族谱籍贯。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深意?”
刘备这番辩解,不是熟读过史记全文的人,或许听了有点懵逼,所以需要再稍稍翻译一下:
《史记.五帝本纪》的主要内容,都是黄帝开始,加上后面颛顼、帝喾、尧、舜,这五个人祖宗是谁、谁是谁的子孙、还有什么旁支兄弟姐妹、娶的老婆是什么氏的,又迁徙到哪里……
想想也很正常,尤其是现代人都知道,华夏有体系的文字是甲骨文才开始,所以夏朝连遗迹都不能说明确挖到,原始文字史料记载自然也极为稀缺。哪怕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只能是从传说里搜集掌故。
这种情况下,五帝本纪确实只能记这些很粗略的事情,至少尧舜开始,才有一些行政理念的典故,还是为了起到寓言警示作用的。而皇帝、颛顼、帝喾根本没有什么有教育意义的典故,纯就是家谱。
不光刘备读了会郁闷,很多不懂正统论的人,如果读《五帝本纪》,也会懵逼,都什么没价值的流水账!
不过,在蔡邕这样的行家眼里,情况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蔡邕是直接透过现象看本质。
他微笑着听完刘备吐槽,捻须启发道:“陛下觉得这不过是家谱籍贯流水账,也不奇怪。天下读书人,读到这一篇,一万个人至少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是跟陛下一样的想法,不知其中另有深意——所以,才民智可用。
让老臣为陛下梳理一下吧,《五帝本纪》的谱系籍贯部分,几句话概括,大致是什么意思呢?
黄帝是有熊氏少典之子,有二十五子、建氏者十四人,黄帝自己正妃嫘祖为西陵国人,其余纳妃又分属何氏,所以其子有混入那些氏的血统……
再到黄帝之子玄嚣、昌意,分别娶妻东夷凤鸿氏与蜀山氏。
昌意生帝颛顼,而玄嚣之孙为帝喾,帝喾又生挚、放勋,初立挚,不贤而天下人改拥放勋,是为帝尧。连最后的舜,都是黄帝八世孙、帝尧的女婿……
总结下来,黄帝为五帝之首,第二的颛顼是他次房的孙子,第三的帝喾是他长房的曾孙,尧是重孙,舜又是另外一支的八世孙……”
刘备听到这儿,有些头发昏,他连忙摆手表示希望提速:“太傅,朕虽读史不详,不过这些还知道,虽然记不清五帝后四个分别是黄帝哪一房哪一支,好歹还记得辈分,能直接说重点么?”
蔡邕无奈地摇摇头:“重点就在这里啊!可惜,老臣为陛下如此剖析,陛下却没有注意到——难道陛下觉得,颛顼帝喾尧舜,他们真的是黄帝的子孙么?
五帝本纪末尾,太史公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太史公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儒家所尊《尚书》,推崇的是‘三代之治’,也就是尧舜禹,所以只记载到尧以下,本来是没有五帝前面三位的,太史公是从《春秋》、《国语》中择善而录,才补齐那么多——他为什么要补齐?他补齐的时候,真的相信《国语》里面多出来的这一部分么?”
刘备愕然,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也没哲学论证过三皇五帝的真实性:“难道不是么?”
蔡邕:“史家有个不能言传之秘:上古之史,发掘的年代越晚,挖掘出来的史料内容却越早。《尚书》早于《国语》,国语却能增补前者未闻之事。
编《尚书》之人,竟不知天下曾有黄帝、颛顼、帝喾,只知尧舜。
陛下难道就没想过,这是因为《尚书》成书之时,华夏的范围还不包括‘东夷’和‘巴蜀’,所以尧舜世系籍贯狭窄,东夷人巴蜀人不算是‘尧舜子孙’,也无所谓。
不会影响周天子的天下观、不会觉得‘华夏’与‘夷狄’相比,华夏的疆域范围概念太小。
而《国语》成书略晚,或许当时齐鲁已尽并莱夷(东莱),秦人也已通商巴蜀,所以尧舜之上,需要有更古的人君,他们还有侧室、旁支分别是娶东夷女、蜀山女所生,蜀山女所生的昌意还要降居若水(雅砻江,就是越巂郡一带)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尧舜不够久、他们的子孙覆盖不到东莱巴蜀时,再造一个尧舜更古的祖宗,让尧舜有远房堂兄弟是巴蜀人、东莱人,所以华夏才自古以来都拥有巴蜀和东莱的正统,他们都是黄帝子孙。
另外,左丘明的《国语》上,其实说得比太史公采信的那部分更多,《国语》除了五帝之外,还详载三皇。
太史公引用《国语》中‘黄帝为少典之后’,却没有引用‘少典,伏羲女娲后也,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祖母华胥氏’。
如果完全引用,那就连皇帝和炎帝也是兄弟了,或许是太史公觉得没必要吧,毕竟炎黄曾有一战,说他们是亲兄弟,也有违仁爱孝悌。而黄帝的子孙,已经足够覆盖华夏了。
所以,今日‘华夏’与‘夷狄’的分野能定在目前的大汉疆土范围内,要感谢左丘明与太史公的敏锐。
孔夫子毕竟不是史家,孔夫子在世时,也不是为人君奔走,儒家不用考虑寰宇之正统。而史家必须对疆域之正统依据极为敏感,所以左丘明补上了孔子的疏失。否则,如今的益州人和东莱人,说不定还跟占城人漠北人一样,丝毫不觉得他们是华夏呢。”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