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蛮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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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一个人的一生,在开追悼会时就要提及这个人的生卒年。



    记录一个帝王的成就,在悼词开头就要提及这帝王在位多少年。



    记录一个国家的兴衰,在开篇就要提及这个国家建国多少年。



    上述记录的年份,就是编年,比如说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公元前977年—公元前922年),这个括号里的数字就是编年。编年对研究历史很重要。



    而在公元前841年之前,所有的编年都是没有的。



    时间太久远,又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和项羽的火烧咸阳宫,流传下来的资料极少,无法推断。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明确的说:“我参考过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材料,想为他们编年表,但这些年数比较模糊,又不一致,所以没办法,只好作罢。”



    而司马迁“参考过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材料”的这些文献材料,早已经腐烂绝迹了。现在想对之前的历史编年,可谓望洋兴叹,千古遗憾。



    我手上有本书,叫做《中国历史大事年表》,里面有明确记载的纪年为公元前841年。这个“公元前841年”就是根据《史记》里记录最早的年表——《十二诸侯年表》得来的。《年表》里面的第一年是周朝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周厉王的时候会讲到。



    也即是说,我们中华历史有明确记述的就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了。



    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事情都是不清楚的,换句话说,连猜的资本都没有——如果国家没有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话。



    1995年,国家科技部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提出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该设想于1996年启动,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



    该工程的突破口就是周懿王元年——公元前889年。



    西晋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曾出土一部书,叫《竹书纪年》,上面有句记载周懿王为数不多的一句话:“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夏商周断代工程要确定懿王元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全在这十分简约的九个字中的“天再旦”这三个字。



    “天再旦”这三个字从字面看,意谓“天亮了两次”,通俗一点说就是日全食。



    周懿王元年的某一天发生了日全食。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根据这一线索,结合广义论,计算出“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确切时间,精确到分——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48分。当时的日食,陕西一带可见,而“郑”是今天的陕西华县或凤翔。



    1996年7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人员为验证加州理工结果,根据其数据推算下一次日全食应该是1997年3月9日。



    1997年3月9日,断代工程组收到60名工作人员从18个地点寄来的35份报告,该报告报告的都是同一个事情——“当时确实是天亮了,亮了之后又再黑下来,黑红黑红的,非常恐怖,然后天又亮了。”



    日全食发生了!



    毫无疑问,周懿王元年就是公元前899年!



    史书对周懿王记载不多,但记载的每一项都很重要,尤其是关于“天再旦”一事的记录,把中国有历史的记载向前推进了几百年。



    从这一点来说,周懿王还是对后世有功的。



    公元前892年,在位八年的周懿王驾崩,周恭王弟弟姬辟方见太子姬燮无能,便自己继承王位,是为周孝王。



    周懿王在位的时候,朝政难行,军令难施,王权不振,连封赏官员之时,都是懿王屈尊下顾,亲自宣读,使周朝的礼仪和贵族的尊严受到严重损害。



    叔叔姬辟更对这个无能的侄子感到寒心,各种决策都是拍大腿决定的,照这个情况发展,周穆王缔造的疆域恐怕迟早会被拍散。



    周懿王驾崩后,朝中贵族们非常高兴,诸侯也非常的高兴,“于是携德”,扶持姬辟上位。



    此时的周朝已是内忧外患、危如累卵,姬辟也想先接手周朝,鞠躬尽瘁几年,等把大周发展好一点,经得起折腾了,再把王位还给太子姬燮。



    经过协商,太子姬燮无异议。比对被篡权而被杀的鲁幽公而言,能活着就好。



    周孝王篡位没多久,犬戎也想来沾沾光,搞点纪念品回去,周孝王就命令申国国君申侯率六师伐戎,以雪周懿王时期犬戎兵临城下之仇,顺便转移下篡位引起的一些阶级矛盾。



    申侯不想打,原因很简单——打不赢。当年周懿王三个师团加上各诸侯兵马才把犬戎赶出去,现在派一个师团去打犬戎,显然是寻开心。



    不过申侯还是有办法的,他向周孝王提出一个可实行方案——和谈。



    具体可操作理论是这样的:申侯的先祖娶了郦山氏之女,生的女儿嫁给了西戎,后生了个儿子中潏,曾经中潏因为母亲的缘故保卫过方周西垂。中潏后代经历过蜚廉(被武王杀)、恶来(被武王杀)、女防、旁皋、太几,后来,申侯的女儿又嫁给了太几之子大骆,生了成子。申侯打算直接利用自己的外孙成子,分化西戎的统治阶层,通过外交手段来说服西戎归附。



    周孝王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兵不血刃,还节省开支,于是申侯出面与大骆讲和。西戎这几年也是兵马劳累,和周朝一样都是勒紧裤子过日子的队伍,便欣然接受申侯的调解,同意与周朝息兵言和,并且表示此后永不侵犯周朝边境。



    自己的政绩又添上光辉一笔,周孝王很高兴,表示愿意给大骆另一个儿子非子安排工作——养马。



    这个养马同弼马温的养马差别很大,不管是待遇、级别、职称都不可同日而语,弼马温是天庭闲职,适合安排一些不安分份子就业,但在周朝养马,却是非常重要职务,要人有人、要钱给钱。



    那个时候,马已经成为周朝重要的战略资源,无论是祭祀、农耕、还是战争都需要大量优良健壮的良马。穆王时期还开辟专门的牧场,保证周朝马匹供应,但技术手段不足,养马业发展一直缓慢,一直是周朝重点攻关项目。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23点49分,微信)



    非子也没令孝王失望,为王室养马三年,马群大增,为最终解除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对各诸侯国进行了军事震慑,加强了周朝的统治力量。



    周孝王因非子养马有功,将他封于秦邑(今甘肃省张家川城南一带),建立秦国,号称秦赢。



    公元前886年,在位六年的周孝王驾崩,遗嘱将王位还给周懿王之子,故太子姬燮遂继承周王之位,史称周夷王。



    周孝王在位,励精图治,恢复生产,对内加强朝政的控制及对诸侯的掌控,对外积极通过外交及军事手段谋求和平,可以说是周朝中期的一位中兴之主。



    如果周孝王晚一点驾崩,周朝还可以多兴旺一段时间。



    因为低智商是有遗传的。



    如果说周懿王各种决策都是拍大腿决定的,那么周夷王认为拍大腿还有提升的空间——拍屁股决定。屁股拍得更响,铿锵有声。



    夹在一对傻愣父子之间,周孝王也是尽力了。



    周夷王三年,组织了一次诸侯会盟。



    这次会盟的主要议题是重申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要求各位诸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陈述自己在不尊天子号令、不按时朝贡天子等方面的不足,要达到红红脸、流流汗的效果。



    本来这次会盟就是以形式落实形式主义,以会议落实会议精神,对相关决策举手赞成,点个卯打个卡,拿份文件回家传达下精神就可以的,但是纪国国君纪炀侯认真了,而且是相当的认真,他批评的对象是齐国齐哀公。



    齐国和纪国比较近,纪炀侯对齐哀公一些大小事也比较熟悉,加上时不时的领土争端,闹得矛盾也不少,本着落实会议精神,纪炀侯从作风问题到家长里短,里里外外把齐哀公涮了个遍,对会盟现场气氛起到了极大的烘托作用。由于不少内容属于第一次爆料,较于敏感,导致其他诸侯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在旁边添油加醋,不断掀起会议高潮,引发对老实人齐哀公相关讨论。



    周夷王也听得很认真,然后插话了:“既然这样,那就把齐哀公煮了吧,以儆效尤。”纪炀侯愣住了——本来想图表现,现在图出人命出来了。



    于是齐哀公被处以烹杀之刑。



    看着悲惨凄厉的齐哀公,噤若寒蝉的各路诸侯,怯弱无能的周夷王面露微笑,虚荣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



    重申礼乐制度,重塑天子权威,周夷王想法是积极的,但用暴力来掩饰内心的怯弱,用烹杀齐哀公来向各诸侯示威,其做法非常极端,可谓血腥,导致的结果是天子丧失人心,威望一落千丈,达到了预期的反效果。



    诸侯们亲眼目睹齐哀公惨状以后,清醒的认识到,只有自己变强变大,不断的拓疆扩土,不再寄希望于喜怒无常的周王室,才是保护自己的不二选择。会盟以后,大部分诸侯便不再听从天子号令,中原诸侯互相侵扰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有些诸侯进攻周王室,起兵叛逆,称王的也有,态度十分嚣张,比如楚子熊渠。



    公元前887年,在位五十九年的楚熊杨死,其子熊渠继承楚位。



    熊渠是一个猛人,司马迁曰他射箭比弈还厉害(“弈名善射,不如熊渠”),能把箭头没在石头里边。他比周夷王继位早一年,但情况截然相反:一边是楚国风景独好,一边是周王室不断衰落。



    楚国虽然受了周穆王一点委屈,但之后的各任周王也没在为难,楚国也按时朝贡点苞茅之类的土特产,两国关系也还算凑合,熊杨便一心一意的发展楚国经济,慢慢壮大起来,很得江汉之间百姓的拥护,周围的蛮夷部族都来归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他继位不久,看到中原诸侯们打的热火朝天,也不甘寂寞,想整出点动静出来。熊渠想整出点动静出来的这个动静,就是南征夺取长江中下游的铜资源,包括周朝的命脉——铜绿山。



    以前周王室强大的时候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随着楚国的日渐强大和周王室的日渐衰落,趁着中原诸侯动乱的时机,抢夺铜资源就被熊渠提上日程。



    首先制定策略。



    在楚国的周围,有谷国、邓国、卢国、鄢国、罗国、权国等一众小国,呈“C”字形环绕,只有与他们搞好关系,实现利益共享,才可率军南下,远征江汉平原。对于这些小国,熊渠采取近交远攻的策略,通过小恩小惠实行友好外交,稳近而打远。



    然后西伐庸国(今湖北竹山县),稳固南征后方。



    作为周武王伐商牧誓八国之一,庸国实力强大,从夏朝开始就是一实力大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候,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以上。



    到了周朝,庸国地位也日渐高涨,国君为伯爵,按照周朝严格的分封制度,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楚国当时还是子爵,所以不能称为诸侯,只能称为楚子,在非姬姓封国中,庸国算是靠实力争取的诸侯国。



    对于庸国,熊渠采取的方法很简单——打。



    虽然楚国实力不济庸国,国际地位也不如庸国,但是熊渠胆识比庸伯大,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庸国,不停地攻打庸国东部,而庸国意图中原,没心思与楚国在山野蛮荒之地纠缠,最后迫使与楚国交好。



    稳定后方后,熊渠挥师沿汉水南下。在辽阔的江汉平原上,分布着不少的扬越部族(百越族的一支,在今湖北中部),熊渠采取的方法也很直接——赶,像赶兔子一样驱赶扬越部族,并一直向东追击,将势力延伸到了整个江汉平原,控制了长江中游的铜矿。



    最后趁周夷王征讨太原之戎之时,快速进军至鄂地,将武汉江南地区纳入楚国版图,铜绿山终被楚国收为囊中之物。



    守护鄂地铜矿运输线路的汉阳诸侯,看着楚军陈兵江水之南,阵势如虹,便龟缩城内紧闭大门,眼看着楚军将铜矿运往楚地各处,不敢声张。熊渠也不想与姬姓诸侯为敌,两方相安无事。



    做完这一切,已历时八年。



    熊渠攻庸国、驱扬越、夺鄂地,将势力推至整个江汉平原,直接奠定楚国之后数百年蓬勃发展的基础,功绩斐然。



    一日,熊渠伫立山顶,临江而眺,望着连绵起伏的巍峨大山,尽收眼底;奔腾而过的滔滔江水,天风浩荡。想起楚国建国之艰难,无数楚人为之抛洒热血,心中感叹万分,“抬望眼、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发出抨击礼仪崩坏的第一声呐喊——“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公元前879年,任性的熊渠学习周王室做法,在楚国实行分封制——大儿子熊毋康为句亶王(今湖北荆州一带),二儿子熊挚红为鄂王(今湖北鄂州一带),小儿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应在今湖北荆州和鄂州之间),让他们分别镇守长江中游的三个要地,保护铜区安全,并保证所采的铜矿能够顺利运回楚都。



    周朝唯有周天子能称王,诸侯只能称公、侯、伯、子、男。熊渠封儿子为王,已经算是僭越周礼,现在竟然搞批发,一下封三个王,排除在各诸侯国找存在感,或者恶心下夷王之外,归根结底还是周王室衰落的缘故。



    周懿王怯弱而失势,周孝王谋权篡位而乱礼,周夷王烹杀齐哀公而失德,德仁丧失,礼乐崩坏,比殷商过犹不及,楚人至此“不服周”。



    “不服周”的意思就是瞧不起你,直到现在湖北人还把“不服气”说成“不服周”。瞧不起你就要打你,打不赢也要从精神层面恶心你,这就是一种“反叛”精神。



    长期生活在荆山的楚人,自古就流淌着反叛的血液,广袤的荆山养育了楚人不畏艰险性格,大山的胸膛承载了楚人敢于奋斗的精神,但这种反叛是针对不遵从“德”、“仁”的君主和世道。



    秦皇以后的多代王朝之主,如刘邦、项羽、李渊、朱元璋,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王匡、王凤,乃至于近代的孙中山、蒋介石、***、***等,无不流淌着楚人“反叛”的热血,推翻万恶的旧时代,撰写了一篇篇华丽的大好河山。



    封王不到两年,残暴的周厉王继位。熊渠觉得几个儿子没有太大能力,封王会招致厉王严酷打击,便在临死前削去三王以避其乱,楚王这个称号暂时消失了。



    “敢将长剑撑寰宇,欲挽天河洗甲兵”,下个世纪,楚王这一称号将像楚国图腾——浴火磐涅的九尾凤凰一样,在神州大地上闪耀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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