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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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确定了同舟社今后建立政权的初级阶段仍是封建王朝,且这个“今后”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王朝鼎革,新旧之间必然要有鲜明的对比,不然如何发动百姓,赢得民心?

    同舟社不能只有一个遥不可及的最高理想,还要有具体可操作的初级阶段。

    先确定大同社会封建阶段的基本轮廓,才能把众人统合到一面旗帜下,重新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空中建不起楼阁,历史也只有在传承、扬弃与创新中方能不断前进。

    在架构初级阶段的政权体系之前,必须对同舟社将接管基本盘之一的大宋,先做足够的解析。

    关于这一点,后世有无数的研究成果,可供徐泽借鉴,却不能给出标准答案,甚至有很多研究成果还是相互矛盾的。

    而处在时代之中的英杰们,比起后世之人来,认识要加直观复杂,也更加贴近实际。

    但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即便让大宋定海神针蔡公相来回答,他也肯定不能回答得全。

    徐泽其实根本没想那么复杂,他只抓核心问题,提纲挈领就足够了,手下这么多人才,总要让他们发挥作用才行。

    当前要优先考虑的,是在符合众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

    对!

    前提必须是在“符合同舟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

    哪怕徐泽一直在造同舟社自己的反,那也只能暗搓搓地搞。

    不然的话,真以为别人提着脑袋跟你造反,就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更有魅力?

    明目张胆地造自己的反,可知道王莽是如何失败的?

    回到大宋的问题上,赵氏立国之初,尤其是太宗即位后,为了稳定统治,向文官阶层让渡了很多权力,造成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假象。

    柔弱好欺的赵祯在位期间,大宋文官也确实充分体会到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快乐。

    但正是这个史书上大书特书“仁宗盛治”时期,帝国的问题愈发深重,窘迫到了赵祯死后几年,赵顼即位时,不变法都不行的程度。

    也正是这个时期,西边的夏国也被玩蹦,李元昊称帝,还留下了“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的夏人笑谈。

    赵祯驾崩后,臣子们非常爽快地给了其人“仁宗”的庙号,以鼓励赵氏子孙继续学习这位窝囊了一辈子的“好皇帝”。

    可惜,其后相继即位的赵曙、赵顼、赵煦都极不好忽悠,当今官家赵佶更是玩弄权术的好手。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和政争,不知不觉间,大部分权力又集中到了天子手中。

    看看公相蔡京这些年四起四落,表面再风光,还不是得为了皇帝鞠躬尽瘁,受尽骂名,更别论天子广造宫观和园林,却无人能制的权力任性。

    受约束的君权软弱可欺,不受约束的君权肆意妄为,都不能让国家强大。

    归根结底,还是大宋的立国方针出了问题。

    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有没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但没有守内虚外的大唐同样有不少问题,王朝末年的混乱还更恐怖。

    相对而言,大宋吸取前朝教训后,建立的政体反而更加成熟,也更加稳定。

    出路究竟在哪里?

    徐泽的回答是“天下为公”。

    国家若只是为了稳定而稳定,就会陷入把百姓当贼来防,无法得到百姓真正拥护和支持。

    而其余的利益既得者也只会一面抱怨大宋的软弱,一面拼命地在大宋身上薅羊毛。

    徐泽明确解释“天下为公”是公共的共,而非公室的公后,赵遹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一点并不被时人所排斥。

    实际上,“天下为公”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比这更激进得多的都有。

    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两百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辑,便删掉了这句。

    但在大宋,这句话却是一点都不犯忌讳的。

    自秦汉以降,孟子的地位提升最快的朝代,恰是大宋。

    宋神宗熙宁四年,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

    翌年,孟子又被批准配享孔庙。

    这之后,一书才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所以,徐泽提出以“天下为公”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时,没人反对。

    实际上,同舟社从成立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民生。

    不仅解决治下百姓吃饱的问题,还在吃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能获得更多的出路。

    同舟社旗下的共建会更是扎根最底层,始终统合公共力量。

    众人对这一点早已适应,差的只是捅破最后一层纸。

    至于一些儒学功底很扎实的文官,也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将,治理天下最终还是要靠文官。

    王朝再如何鼎革,只要拿到了话语解释权,很多事情都只是个形式而已。

    儒家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派,已经融合了太多的东西,总能变成你需要的样子。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能被时人接受且赞扬,其实源头还在“民”的释义上。

    士大夫嘴中“民”的定义,与后世“人民”的概念是两码事。

    当初,众文官拿这个论点忽悠柔弱好欺的赵祯,简直不要太爽。

    旨在打击隐田逃税,确立梯级纳税办法,以减轻下户负担的良法方田均税法,为何会受到很多人的抵制?

    就是因为其法“与民争利”!

    而赵遹更关心的,是同舟社的稳定和徐、赵两家的安危与富贵。

    至于“天下为公”这套理论,他并不是不相信。

    因为相不相信不重要,短期内都不可能将其变成现实。

    也不是担心理论不成熟,漏洞太多,操作中容易翻船。

    因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没有具体操作性的理论怎么可能有漏洞?

    光是完善这套理论就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在这之前,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继续坚定走现在这条道路。

    赵遹冷静下来后,就明白了自己是关心则乱,要是会前徐泽跟他商量此事,绝对不至于搞出这么大的乱子。

    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显然是另有图谋。

    当年在泸南时,赵遹就已经知道论谋略玩心眼,他绝不是自己这个乘龙快婿的对手。

    其实,徐泽确实是有不少想法,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解决同舟社理想和目标的问题。

    后世,最初提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伟大目标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才过几十年,就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

    理想必须有,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