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范开始的时候的确曾经想要来一个坚壁清野，把张顺的部队全都拖死在这里，但是后来很快就发现这个想法没有什么价值，反而很难做到。毕竟这里是鱼米之乡，想要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毁掉那里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好在此时只是初春，所谓春寒料峭，地里面的粮食只是刚刚露出了一点头，距离成熟还早得很，所以也就没有任何可能为张顺的军队提供粮食，而那些百姓则已经被抢走了所有的口粮，他们留下来只能给张顺增加负担，于是这些人也就成了张弘范的弃子，被他一股脑扔在了这边。
其实这也是战前张顺就已经想到的结果了，他也对此早就有了安排，可问题是牛富指挥部队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按照张顺的要求展开工作，他甚至还把张顺特意派给他的三百名政委都放在了中军，就是不愿意把他们放在基层去，这样一来效果明显，这帮人的作用一点也显现不出来了。
这当然不是因为牛富想要压制他们，现在的牛富和这些人身份差距巨大，根本不需要对这些人进行打压来保住自己，原因单纯就是文天祥等人的激烈反对，所以牛富也就糊里糊涂的跟着压制这些人了。
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张顺在神农架开设的武备学堂政经系的第一批毕业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从部队里面走出来的，也都有第一线作战经验，本来在武备学堂毕业之后他们也应该重新回到自己以前的部队当中，可是却备战顺全都送到这里，就是为了可以在战斗进行当中，可以顺便吧南方占领的土地直接分配妥当，只有这样才能把整个大局稳定下来。
可惜的是这些人所肩负的任务和朝廷利益严重不符，所以他们也在和上层的争斗中一败涂地，被人无限制的晾在了一边。
此时此刻大宋其实也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时刻，其实说起来古代的中国朝代更换的时候都会伴随着出现巨大的土地兼并问题，或者说那些朝代被推翻的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兼并，而这种情况在大宋不但有，还很强烈，甚至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了，但是有趣的是这种行为在大宋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宋朝建立后一反常态，对土地兼并不再抑制。宋太祖亲自下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人王明清解释“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为国守财可以理解为藏富于民，言下之意无论土地归谁，财富最终都属于朝廷，所以没必要抑制兼并。考察宋朝的土地制度，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是突出的特点，既没有像唐朝初年通过均田、限田对土地资源实施一次再分配，也没有对土地买卖给予限制或打击，反而从立法的角度对土地交易进行保护，对于历来都很敏感的土地兼并问题，宋朝的统治者其实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宋朝统治者看到兼并之势已无法阻挡，与其陷入周而复始的死循环不如另辟蹊径，干脆不管不问任其发展。还有人认为，宋朝的建立模式较为特殊，与两汉和隋唐不同，它是唯一没有通过大规模农民战争而实现改朝换代的，赵匡胤通过兵变黄袍加身，延续了后周的统治体系，抑制兼并的内在压力不足。
这些因素或许都有，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考察宋朝放任土地兼并的背景还应追溯到唐朝的中后期。唐朝立国后实行均田制，这是一项抑制兼并的重要政策，核心是平均占田和按人丁纳税，这项制度创造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随着制度效力的逐渐消散和灾荒、战乱的发生，唐朝中期以后大量人口失地逃亡，原有的税收模式难以为继，朝廷不得不实行摊逃法，让未出逃的人去承担出逃人的税赋，激起更大的矛盾，均田制于是瓦解，两税法应运而生。
宋代的地主被叫做主户或田主。他们占有了土地资源，雇佣佃农为自己耕种，本人算是脱离了生产。但国家也就不再找耕种的佃农去直接收税，而是找上了这些田产的所有者。因此宋朝管理财政的官员也将这类人称为税户。
相对拥有大量财产的田主，失去土地的人则有两个选择。要么前往城市发展，也可以成为佃农。他们中也不乏把土地主动卖给田主，成为后者附庸的人，因此又称之为客户。毕竟大宋已经有了那么一点资本主义萌芽，这也造就了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大宋。
但是土地兼具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内涵，放任土地兼并等于将具有政治要素的土地逐渐变为单纯的经济资源，虽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
宋朝把农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是有土地的农民，他们要向国家缴纳土地税；客户是没有土地的农民，通过佃种别人的土地获得收入，虽然不需要向国家缴纳土地税，但要承担高额的地租。
而宋朝的土地集中度极高，主户中的前三等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不到一成，占有的土地资源却超过三分之二，竟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是没有任何土地的，这自然很快就把社会分成几等，贫富差距日益巨大，而商人在大宋的地位一直都不低，有了钱的人也都会毫不犹豫投入商道，而这既造就了一个豪富的大宋也造就了一大群世家。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