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四 严刚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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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天波沉默不语,勋贵号称与国同休,如大明尚在,法统尚存,黔国公府忠于大明没有什么可说的。



    事实亦是如此,永历不听李定国劝说,仓皇南下逃向缅甸,生死落入敌手。而缅甸国穷,永历帝身边数千人不能供给衣食,逐渐离散,困窘之况简直凄惨之至,但沐天波以黔国公之尊始终追随左右,直至遇难为止。



    而北方诸贵,则与云南不同。



    久处京师,南京之地的膏粱子弟,已经就是一群食利者,是软骨的爬虫。他们先率先降闯,再降满洲,开北京城门的是勋贵,开南京城门的一样是勋贵。



    后人皆以为是文官祸国,太监祸国,大明的勋贵们,才是卖国的急先锋。



    相形之下,黔国公府算是真正与国同休,而很多世代将门,亦是忠枕不二,比如西北的尤家,贺家,一直与闯军奋战而死,直至榆林被李自成怒而屠城。



    “儿无他意。”沐忠秀看到沐天波沉默,知道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当下说道:“京师消息不通,若陷落,皇上必定殉国,以今上刚毅之性情,没有委身事贼以图活命的可能。”



    “说的是,说的是!”沐天波神色略有激动,也咳喘起来,他当然去京师朝觐过皇帝,对今天,沐天波是毫无疑义的忠诚,当下道:“果真如此,皇上当殉国,只不知道,太子,永王,定王,有无出城?”



    “此前围城之前,儿观邸抄,有大臣奏请太子南下,皇上恼了,说道,朕理国十余年尚不得头绪,他一个童子知道什么,太子未能成行。”沐忠秀摇头道:“皇上此举诚为不智!”



    饶是沐天波忠诚,此刻也说不出否定的话来。



    天子守国门,皇帝不肯南下,坐视北方国土沦陷,这一点沐天波还能理解。今上性格刚毅果决,这是所有人的共识,沐天波见过皇帝,当时战战兢兢,汗出如浆,感觉无比紧张。很多勋贵,大臣,也都有同感。



    孙传庭见皇帝时奏对,因为太过于紧张,加上受了斥责,下来之后突发耳聋,结果皇帝以为他装病,将其投入诏狱,后来才知道果真是病,并非假装,就算这样,也是关了好几年,后来无人可用时才放出来。



    云南巡抚吴兆元,亦在前两年被召对陛见,到云南后谈起面奏今上时,虽然事隔很久,紧张之状,亦是溢于言表。



    今上就是那种正经而又刚毅的性格,若太平时节,今上这种励精图治,不畏政事繁芜,正常朝会,讲学,接见大臣的帝王治术,虽不一定事事妥当,但最少能激励官风士气,对治理天下极有帮助。



    而方今却是乱世,今上过于严刚,求治太速,又不肯担责,诿过于下,结果群臣胆怯束手,加上内阁无有哪个阁老能经营起自己的班底,今上太过猜忌,总疑群臣会结党。



    而事实上来说,不管是奸相严嵩,或是所谓贤相徐阶,高拱,张居正,不担责,不结党的阁老并没有实际的权势,权力分散,一团散沙,则根本无法施政。



    崇祯朝的最大问题,即在于此。



    东林党在天启四年前执掌国政,其实并没有太大偏差。后来魏忠贤集团打跨东林,上到阁老,下至科臣,地方上的总督,巡抚,东林党人几乎被一扫而空,在政治版图上完全断代,几十年经营如雪崩一般收场。



    至崇祯朝,魏忠贤跨台,阉党被清算,但东林也并未能真正执掌大权,十几年间走马灯般的换了五十多任阁臣,部堂总督巡抚更是随心处置,皇帝真正大权在握,这和孝宗之后,大明天子基本上垂拱而治的情形截然不同。



    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诸帝,几乎都未直接干涉朝政,天子是以调整人事来确定对国事的影响力,而不是事必躬亲。



    这才是明智的做法,不管是聪明而好道的嘉靖,还是大度的隆庆,或是聪明懒散的万历,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天子长于深党,不谙民情世事,可以通过学习来知道治理国家大政的大道,但具体事务,仍然要那些在官场上搏杀了几十年的老狐狸们去做。



    天子掌握阁部,阁部大臣管理京师和整个国家,勋贵和将门负责京师和九边安全,太监和文官们来监视勋贵将门,彼此制衡,这是一个较为稳妥和办法,也是祖制。



    当今皇帝,几乎将一切成规打破,事事求治,甚至干涉户部奏销这样的小事,驿传,奏销,这些不起眼的制度被今上改制之后,结果事情的发展却是事与愿违,越改越糟。



    而大臣不安于位,有心做事的几位,下场俱是不太美妙。



    但以上所有的错误,都没有崇祯不将太子放到南京来的大。已经有朝臣看出情形不对,南京有驻军,有诸镇拱卫,有长江天险,而且甩掉北方包袱之后,南方的赋税足以养军,特别是江南一地,更是大明财赋的核心地带,据有南方,坐视北方混战,亦不失为以退为进的办法。



    最好是崇祯迁都至南京,但皇帝死要面子,那么将太子先放过去,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一旦北方有变,南方群臣可拥立太子,法理道统上都没有任何可挑剔之处。



    崇祯对南京其实并不是不重视,也不是没有退向南方的打算。



    早在崇祯十五年前后,他派出驸马巩永固等人前往南方考察,最终决定任用史可法,并且在凤阳,九江,淮安等处设立军镇,以拱卫江淮和长江上游。



    但不知为何,在最关键的时候,崇祯没有将太子或诸王放往南京,最终引发了悲剧性的结果。不仅崇祯诸子先后被害,而南京的群臣因为拥立风波,导致内争不已,无法形成合力,东林党和马士英等人为了争权夺利,在多铎率部南下之前,毫无应对,甚至清军南下时,左良玉还在东林党的示意纵容下在九江誓师往南京进发,在途中被黄得功率部击败。



    南方明军,不仅未利用一年多的真空期巩固防御,优化战略,居然还在忙于争利,内争,如果说崇祯年间东林党确实有过错,在北京陷落后,不顾大局,排挤福王,拥立潞王,不仅在弘光继位后不收敛,反而越演越烈,这是东林党的最大过错,无可推卸。



    而且还不仅如此,因为没有能号召群雄的继承人,不管是弘光,潞王,桂王,隆武帝,唐王,还有鲁监国等大小政权都在忙于内争,他们消耗了大量的内部力量,就算如此,南明还坚持了好几十年,若当年太子南渡,没有内争,恐怕整个南明史都得改写了。



    “儿是想……”沐忠秀最后道:“若京师陷落,今上殉国,太子未南下,现在的京师为闯逆所据,南京群臣怕是还在考虑拥立的人选,此后也要防患闯逆南下,而我云贵地方,则要防范的是献贼。若西军进入云南,我等不修武备,以至地方被贼所陷,恐对上无法向朝廷交代,对下亦对不起黔首百姓,此时是奋起的最佳时机,失之则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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