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南京的这次大规模肃清事件，是自太祖太宗之后两百年来大明仅见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之深远和广泛，远超朱由检最初的设想。
肃清行动结束之后，正值衙门开衙之时，诸多衙门中的官吏们抱着幸存者的心态，战战兢兢地点卯应值，生怕一不小心被上官寻着错漏后当众立威。
因为崇祯十二年开始的第一天，很多署衙中就缺失了不少众人熟悉的面孔。
同在本地的官吏们都清楚，那些人已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人都是平时仗着有当地的大靠山撑腰，对大老爷的指令阳奉阴违之人，这次却被看上去软弱可欺的大老爷借机连根拔起了。
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众人面前，以后如何应差，一些原先自视甚高之人心里都有数了。
紧密团结在大老爷周围，这是唯一的出路。
本着趁热打铁的原则，在一众署衙上值当日，卢象升以钦差的身份发布命令：即日起，江苏行省清丈田亩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官府务必与两个月之内清丈完毕，士绅一体纳粮自今年夏收正式开启。
事情的进展并没有出人意料，各地官府在经过几天的准备工作后，立即对下辖官绅以及士绅大户的田地开始进行清丈。
官差所到之处，这些原先从不把朝廷和官府放在眼中的大老爷们，无不是乖乖地将府中田契尽数奉上，并且安排府中管事仆从头前带路，生怕慢上一步后被随同监视的锦衣卫给扣上什么罪名。
在兔死狐悲的同时，江南的士绅们终于彻底害怕了。
在刀枪面前，从前的种种手段都显得苍白无力。大明的天变了，如果再不识时务，怕是眼前的荣华富贵眨眼间烟消云散。
南京事件让孙传庭主持的浙江新政也开展的异常顺利。
身处南京的东林党核心骨干被全部摧毁，这让以士绅大户为主体的杭嘉湖一带瞬间失声。
没有人敢出面为南京官绅们喊冤，也没有读书人上街抗议，浙江的新政便在这种沉闷而诡异的气氛中正式铺开了，过程与南京一般无二。
士绅一体纳粮新政的顺利开展被孙、卢遣人飞报京师。
此举意味着，处于半自立状态近两百年的江南地区，自崇祯十二年起，完全归属于大明朝廷治下。
在议定了新政执行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预防惩治的策略之后，朱由检宣布，会商结束后，内阁要考虑全面禁止土地兼并的行为，在制订出相关文件后呈报宫中。
在阁臣们满脑子疑虑之情的情形下，会商转向了第二个话题：减税及四海商行股份变更问题。
阁臣们对皇帝突然提出的这两个问题都感到疑惑不解。
新政的实施不就是为了加税吗？为何那边还未开始征收，你这边又打算减税呢？这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吗？
“朕所言之减税，并非减收田亩税赋，所减之税为实业之税，其实也等于是有条件的减少商税。”
看到众臣都是满脸的问号，朱由检先将减税目的讲了出来。
“大明货物流通三十税一之税率继续维持不变，但若是名下有实业之商户，税率可改为五十税一。
所谓实业减税，意既其所属财产不仅只有商行店铺，而是还有工坊造作等实体产业，也就是具备产销一体之资质。
此种商行须前往本地官府报备，并由官府派员确认无误后登记在册，其以后经销往来与各地之间时，所交税率变为五十税一。”
朱由检随即把减免税率的对象讲了出来，阁臣们这才恍然。
这两项策略是朱由检反复思考后作出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大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刺激商户们把经商获取的利润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而不是变成银冬瓜和田地这些固定资产储存起来。
大明的大户人家都有同样的习惯：把赚来的银钱存放在地窖里，然后再寻机变成田地和田契。
在他们的眼中，只有银冬瓜和田地才是最现实的财产，其他的都不重要。
赚钱的目的不就是广积田亩多产粮食，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吗？
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根深蒂固，想要用大道理去说服他们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朱由检曾经无数次的思考过，如何从这批大户身上赚钱，但以现有的条件却是很难做到。
因为这些人的家里几乎什么都不缺。
这一切的主因就是现在的工业太过落后，商品种类太过单一，在没有大批的工业新产品问世的情况下，很难让这些豪门大户从家里掏钱进行大量的消费。
后世那种商品大流通的情况，也是建立在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海量的各种商品物资令人目不暇接，有钱人也愿意花钱消费，而只有消费才能刺激整体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才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现在能让大户舍得花钱的物品太少了。
就拿后世的各种高档餐馆来说吧，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土豪们根本不在乎价格，只要吃的高兴，一顿饭几万块属于正常现象。
大明的豪门大户可是后世的土豪们没法比的，不管是从享受还是档次上，大明土豪都要更胜一筹。
就拿饮食这一块来说吧，在酒楼林立地京师里，前来消费宴饮的人群中，你根本看不到任何一个士绅大户的身影。
为啥？
人家自己家里有厨子，做出来的饭菜不比那些高档酒楼差，大部分甚至还要胜过些许。
在他们的眼中，去酒楼吃喝宴饮显得太掉价了。
在自家的亭台楼阁、假山绿水中契阔谈宴、吟诗作赋，那是多么风雅之事，怎能去酒楼上与那些不上台面之人为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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