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拱辰道：“节帅谦虚。这些话真的是废话？无人听，还是因为节帅不讲。此次我到胜州，临行时圣上交待，前次演武京城禁军大败，一定要找出原因来。特别要听节帅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节帅有话尽管讲给我听，越细越好，我回京禀明圣上。”
杜中宵点了点头，喝了口茶，想了一会道：“既是如此，那我便讲得细一些。话语粗疏，讲个意思内翰明白就好。如何禀报圣上，内翰斟酌。”
王拱辰道：“节帅尽管请讲。回京禀报，我自会谨慎。”
杜中宵以前不讲这些，在军中布置，也很少讲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满脑子的后世的名词概念，偶尔蹦出来两个没有什么，成系体列讲出来，别人就一头雾水。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愿意听自己讲，水平还足够的，杜中宵愿意讲得多一些。
喝了一会茶，理了思路，杜中宵道：“人生于天地之间，常说是乱世还是治世。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若不是没有办法，谁不愿意天下太平呢？什么是治世？五谷丰登，家有余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算是一些表现。最根本来讲，就是天下归心，远人来投。内翰以为，是也不是？”
王拱辰默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这是个大题目，杜中宵能提起来就不错，王拱辰也不指望他能够讲清楚。只要没有大错，那便讲下去，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争论。
大宋立国，是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周而立。不管怎么美化，实际上就是大将篡国，此时的人不提不代表不这样认为。所以宋朝先天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宋朝很多政策，如把禁军视为天子爪牙，把作战单位定在仅有数百人的营一级，实际废掉了军队的将帅一级，都与此有关。包括枢密院和帅臣用兵却不管军，军政和军令分离，都受到这一点影响。
到了这个时代，面临诸多危机，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和迫在眉睫的事情。而要进行大规模改革，重新确立政权合法性，是不能回避的。不然很多事情朝臣不敢下手，皇帝不敢放心，互相牵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欧阳修为旗手和核心，开始建立新理论，为宋朝补足缺少的合法性。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是以这个时候的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六经注我，祖宗之法不可守，都由新的思想提供根基。
欧阳修首倡的，是继韩愈和柳宗元之后，从理论上刨了天命论的根。皇帝为什么是皇帝？不是因为命中为天子，而是因为能治理好天下。什么代表天命所归？天下大治。以天下的治乱，代替了神密的天命论，作为天命的依据。如果天下大乱，则意味着天命不在，皇帝不配为天子。
以治乱作为政权合法性，回避了太祖篡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大将篡权又怎么样？只要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天命所归。同时，治乱理论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一旦发生动乱，合法性就受到质疑，不改朝换代，换个皇帝总是可以的，老赵家人丁兴旺，又不是只有皇帝一个姓赵。极端的表现，就是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选太子，选了太祖之后。因为靖康惨剧，太宗一系的合法已经没有了，不选太祖之后，局面更加无法收拾。这一点不但是文臣共识，皇室同样认可，南宋换皇帝没什么心理压力。
杜中宵从治乱讲起，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欧阳修的思想开始成熟，在文人中产生影响。杜中宵为什么不抛开欧阳修，提出自己的理论？因为没那个本事。做了十几年官，杜中宵有自知之明，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跳到舞台上让大家看自己的笑话。
至于前世受的教育，学到的理论，别逗，杜中宵能够还有中学水平就不错了。以为凭着中学知识就可以开宗立派，在这些以千年为尺度都是顶尖的人才面前做大师，想得太多。如果这个时代是个舞台，那样做就不是舞台上的正角，而只是小丑。
特别是，杜中宵的时代，文化领域的成绩，与这个时代完全无法相比。用那个时代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人们，就跟这个时代的禁军，对着千年之后的人民军队喊他们是铁血强宋一样。
如果把军队和文官群体分开，看作两个体系，他们的功绩，分成文治和武功，那就看得清楚。宋朝的军队先天不足，从立国起，一直到灭亡，除了岳飞等少数几个对外功勋赫赫的将领，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认可。在民间语境里，军人就是下等人，是被瞧不起的。他们的表现也恰如其分，对外连战连败，把从五代十国手中统一来的土地，用数百年的时间，全部交给了异族。这支军队先天不足，后天又不奋起，所谓武功这个朝代是历史中的笑话，亡国之恨，绝大部分要由他们来承担。
文官群体，是从初立国时的旧官僚和各大将的幕僚发展而来的。太宗朝扩大科举，文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彻底淘汰了旧的文官群体，展现了出了新的面貌。与军队对外一无是处相反，宋朝的文官群体对内对外的影响巨大，后人的文化根基，很大一部分由他们奠定。在两宋文人之后，再没有一个文化群体，达到他们的高度。唐宋八大家说的是文章，其实表现的是他们的思想地位。以治乱改掉天命根基，并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思想理论，这种浩大工程后人再没有做出来。
新中国建立，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吊民伐罪，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救民于水火，诞生的新政权。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军队，文人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提。面对着一千年前，人民军队可以尽情嘲笑这个时代的军队，他们有资格。而一千年后的文人，嘲笑这个时代的文人，那就反过来了。
宋朝的大臣，许多在对面的契丹，有自己的粉丝。宋朝出使契丹，一般会以文坛久负盛名的大臣为使，他们称得上不辱使命，有时候还会遇到自己特别崇拜自己的，比如后来的苏辙。遇到刁难，大多也能够妥善化解，不会辱了国家脸面。比如连中三元的白面书生王曾出使契丹，契丹突然提出比赛射箭，要让这个书生当众出丑。王曾一箭中的，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后来的文人，有几个人做到了？出使他国被奉为坐上宾，受到崇高礼遇的，大多是军队出身。
杜中宵前世，文人没有这个自觉。说起文人的地位，就是中国古时候如何如何，说起文人对国家的民族的贡献，就尽情丑化。中国古人的思想，哪怕有那么一两点赞成的，也要加上几个定语，比如这表现了朴素的什么什么，那表现了原始的什么什么，好像自己多么高级。
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扫荡了晚清文人，自诩为新文人。新在哪里？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引入洋人的文化。他们特别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表现出建设新世界文化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引入洋人知识，而不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以建砸碎旧文化和引入洋文化开始的，一直如此，始终如此，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化。
宋朝文官出使，会遇到自己的粉丝，新时代的文人出使，以能见到偶像为荣。甚至即使见不到自己的偶像，能够踏上偶像居住的土地，那也极其的荣耀。新时代的文人们，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几乎全部加是朴素的、原始的、简陋的之类定语，不是因为他们高级，也不是因为他们厉害，是因为他们学到了洋人知识。洋人的文化自然是高级的、先进的、键全的，他们眼里中国文化，自然就只配那些定语。
文人们的眼里，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洋人？一切都是祖宗不积德。宋朝开始崇文抑武，汉朝开始独尊儒术，要是不这样做，早去学洋人，这些文人出身生活的年代，怎么会被洋人欺负呢，总也会是洋人中的一员哪。大汉威加天下时，四海之内，皆为臣妾。宋朝文化鼎盛时，万里之内，尽皆宋风。对这些人来说都不重要，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早去学洋人。
杜中宵初登第的时候，还想着用后世知识，做出政绩入庙堂，为这个世界带来开明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官做得久了，书读得多了，才知道，自己幸亏没那个机会，不然好尴尬。多尴尬？就跟这个时候的宋军对千年后的人民军队说，你们不行，让我铁血强宋的军队教教你。
文化对内表现出来的是凝聚人心，让百姓感到幸福，让政权有坚定的民心支持。对外表现的，则是外族心慕华风，主动取汉名，用汉字，说汉语，读汉人写的书。这可不是靠诗词歌赋来的，那只是文化的小节，是业余活动。真正吸引人的，是文化中的理论。
文化思想为政治提供坚定的理论支持，最强大的战斗力就表现在政治上。前次京城演武，让杜中宵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诞。不是因为胜负，而是京城禁军，大部分的指挥和行动都是按着错误的程序运行，好像套招一样，被张岊捡了一场大胜。京城禁军荒诞，如果文化是战争，前世岂不同样荒诞？
前世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根基，政治原则很分明。最基本的要求，就有一条政治过硬。但就是有军人自豪地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种思想哪里来的？文化人吹出来的。人民军队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根基当然是人民，扯东扯西想表现什么？
中国没那么落后了，也要向外边输出文化了，输出什么呢？只能说一言难尽。真正对国外产生影响的文化输出，杜中宵仔细想想，大概只有两项是实打实的了。一是电影上夸张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国小伙见到了中国人，啪两手一拍，摆个资势，然后来一句：“中国功夫——”一定要带着外国人口音。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军队的军队的军容、军礼、军制等等附属于军队的内容，是真地输出。
其他的文化输出，就透着荒诞的味道。前世最常被人津津乐道的饮食文化，烹饪技艺，活生生在中国本土变成了“料理”，自己人都觉得要用日本名字才显得上档次，有文化，你输出到哪里去？你说这道料理表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输出中国饮食文化呢，还是向人展示日本人会起名字呢？一二十年的时间，学校外面用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变成了男生女生，谁都知道这是来自于港台，然而这样说好有气质哦。学校里面，好好的同学，变成了学长学弟，学姐学妹，学湾湾，湾湾则是学的日本。曾经很正常的人工智能，各种智能化，突然就成了各种智慧了，还是学的港台。这一切的发生，可是在经济已经赶了上来，中国人有自信，文化人有底气的时候。
这些表象，展现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怎么样？说复兴传统文化，推崇三字经。不谈思想内容，这是蒙学读物，就是说当时文化人的传统文化水平，还在蒙学阶段，是半文化盲呗。出来推行传统文化的文化人，自己都是半文盲，还说什么呢。除了推广三字经，推广传统礼仪，找什么人呢？说相声的，敲大鼓的，来给你讲讲老礼儿，一定要带个儿话音。不带儿话音，体现不出幼儿园水平。
传统礼仪，讲老礼儿？处处透着荒诞。这个年代有太常礼院，时常重定新礼，那些各种典籍，是让你参照着来定新礼的，讲老礼儿要他们干什么。
礼和乐是联起来的，礼乐。礼是用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体现时代风貌，自古以来都有。前世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就是那个时代的新礼。新社会，不用旧的典籍，脱离了古典时代了。乐，不是简单的指音乐，或者说主要内容不是音乐。乐是正音，正音之后，来统一度量衡。度量衡中有一个单位，钟，就是乐用来正音的。定了乐，就是定了度量衡。礼是确定人的正确行为的，与礼相对，乐是确认自然界的标尺的。什么叫作有文化？这样定度量衡才是有文化。手肘定一个单位，脚长定一个单位，一个两个马屁股一个单位，你敢说是有文化？杜中宵建铁监的时候，只是统一和标准化，没有重新定义度量衡，因为他真地不会。按照上面说的随便定单位，会让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当猴子一样看的。以乐正音，来定度量衡，可以在文明不断绝的情况下，后代一步一步重新追溯回去，哪怕用的办法非常原始，却有效。
文化是一个体系，表现在方方面面。民间文化是皮毛，政治、经济、法律等等上层建筑，才是集大成者。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样一句违反军队政治原则的话，能被文化人吹嘘，甚至能够反过来影响到军人，说明了时代文化的虚弱。人民政权的政治使命，写在大门边：“为人民服务”。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应该是从这一句话生发开去，形成完整体系的。“为纳税人服务”，“要对纳税人负责”，这是与政治原则严重不相符的，却被文化人当作口头禅，影响到官员，你敢说时代有文化？
文化展现为官员的政绩，就是文治，与武功相对。文治的极致，是天下归心，用后世的话说，就是政权民心所向。文化是文治的根基，整个社会处处透着一副没文化的样子，文治从哪里来。文治对内是天下归心，对外是远人慕化，异国异族向往学习你的文化。宋朝表现出的，是对面的契丹汉化，是旁边党项汉化，是后来的女真人汉化。军队打不过，谁有办法，摊上了这么一支先天不足、后天不努力的军队。
杜中宵前世，在有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的情况下，不要说远人慕化，连收回和没收回的同族同文同种的人，都从底子里瞧不起你，不认同你，觉得他们该高高在上，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文化的虚弱，根基浅薄到了荒诞的程度。不要说敌人强大，不要说哪些人是畏威而不怀德，就是自己不行。文化人对着历史指点江山，不过欺负死人不会说话，会说话的，他们连最弱鸡的也打不过。
在军事上，杜中宵可以凭着自己记忆中的知识，打开一番局面。在文化上，凭着学来的那一点点皮毛，和浅薄文人灌输来的那一点点优越感，对这个年代有文人指点江山，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小丑。具体措施可以，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就会发现人家比你懂。
欧阳修以治乱改革了天命论，为宋朝填充合法性根基，让后世的文人评点一番，一定会加上几个定语，简陋的，原始的，朴素的，等等，以显示他们文化层次的高级。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究不是社会主义等等，却并没有超出治乱理论的框架。所谓的高级文化，表现在哪里？
如果杜中宵用后世学到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文人，就成了嘲笑人民军队的大宋禁军。因为教给他知识的人，理论和思想高度，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评点这个时代文化的程度。
如果说有让杜中宵可以在思想和理论上俯视这个时代的，其实只有简单几个字。
那就是，笨蛋，是人民。不管什么，只要在人民的立场上，就真正立足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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