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鲁阳公准备攻打郑国，于是问了问正在游历的墨子的意见，也就是那一次公造冶和鲁阳公比戈战而胜之扬名天下的那一次。
当时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这番话只是义，而当时墨家众多善于守城的弟子云集郑国附近，那是利弊，最终导致了那一次鲁阳公攻郑的计划流产。
之所以四五年前泗上舆论转向之后曲解这段话的缘故，那是因为由“非攻”转为了“一天下则无攻为大利”。
墨子和鲁阳公的那番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鲁阳公说郑国有罪，我准备干涉郑国。墨子说这就像是别人家的儿子不好好学习，他爹拿着棍子打，你也拿着个棍子给那孩子一顿打，说我这是顺从他爹的意思，这不扯淡吗？
换而言之，如果墨家的思想不修正，在四年前菏泽会盟的时候，很可能搞出一个菏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各国不论大小平等，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
墨子的话放到后世几千年后的地球上，其实道理还在讲：我家里有事，用不着别人家管。
问题就在于当泗上强盛之后，适就开始修正墨家的思想，因为泗上墨家现在做的事，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不争气，自己拿着棍子上去动手打，然后还大谈这是天志，这是天下普遍适用的真理。
穷则不干涉内政，达则顺从天志以诛不义。
这时候再提这个故事，就难免需要另寻解释。
这时候郑国的君臣在公开场合和墨家使者谈及这句话，其实在墨家使者听来是有些尴尬的……
譬如缯、薛、费等小国，墨家不但“顺于天之志”，还直接改变了各小国的制度。
墨家内部斗争已经结束，适的修正派已经占据上风，对于墨子的理论都有了修正后的解释，就像是非攻一样，非攻只能治标不治本，天下定于一就无攻了，无攻才是解决非攻的最可靠方式……
当然关于这番对话，墨家内部也有自己的解释。
郑国知道墨家这时候来郑国的意思，很显然是想要借助郑国转移一下韩国的注意力。
墨家也知道这时候来郑国，郑国君臣很容易想到墨家的用意。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郑国想要自己被利用，而墨家正好可以利用。
郑国是否有罪，不在于郑，而在于韩。
当年郑国也没有亲近墨家，可一样被魏韩瓜分掉了国土，经历了短短二十年国土丢失一半的惨境，郑国君臣也早已想清楚了。
只是这番当年止楚攻郑的言辞，这时候说出来其实墨家的使者是略微有些尴尬的。
墨家使者略微尴尬之后，忙道：“其时，鲁阳文君也不过是为了私利，并不能够真正地顺从民为神主、解民三患的天志。是故郑被姬郑所治、与被楚芈治理，并无区别，故而他为私利而战便是不义，是以子墨子止之。”
墨家内部的修正解释，就是严格区分郑人、郑公族的区别，以此为自己将来定天下于一有在内部的逻辑合理解释。
郑国君臣倒是不在乎这些，他们提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引发这一次关于泗上援郑的议题，听墨家使者这么一说，一名子阳余党便道：“数十载过去，天下依旧，大国之君多为私利而行不义，能够如泗上那般真正为义而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如今韩国一心想要吞并宋国，都是出于韩宗私利。郑国虽小，却也参与过昔年菏泽之盟，也在诸夏战争法上签署了本国之名。”
“郑国君臣自知不能够知晓天志，也不能够解民三患，可韩国入郑，也不能够解民倒悬，反倒是让民众多受战乱之苦。”
“韩有阳翟、负黍，屯兵于颍水，距离郑都不过百里，若韩有意，数日可至，郑国民众皆恨韩，还请墨家看在百姓战乱之苦，给出保郑之法。”
郑国现在真的就处在危机之中，不是说如果这时候不参与宋国事、和墨家刻意保持距离韩国就会放弃吞并郑国的野心的。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如果魏韩联合干涉宋国，魏国必然会再次用郑国的土地酬谢韩国，因为此时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文侯时候的魏国了，北失中山，西河有险，赵人翻脸，楚夺榆关，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时候。
郑国君臣想的清楚，之前二十年的经验也确切地告诉他们是否有罪小国是无法申诉的。
本来郑国对于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充满了期待，希望那一次会盟墨家会继续秉持非攻之志，以新的国际法代替已经崩坏的周礼体系国际法，以泗上的军力维系各国和平。
然而四年前菏泽会盟带给郑国的是绝望，墨家绝口不提各国平等之事，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于一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是真正解决战乱之苦的治标治本的手段。
这一次墨家使者来到郑国，让郑国君臣看到了一次转机。
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昔年齐攻鲁，鲁侯问政于子墨子退齐之策，子墨子说需得做好三件事。”
“更早些，齐鲁之战，曹刿论战，想必你们也知道战前所问之事？”
郑国君臣自然知道这两件事。
实际上这两件事，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但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所分析的。
曹刿所论，共有三问。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墨子所论，亦有三问。
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
曹刿和墨子面对的都是鲁国，也面对的都是齐鲁之战，但两者说的三论的时代背景不同。
曹刿之时，尚未春秋，国野有别，车战为主，两军交战，只要国人肯战，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胜多，而且当时齐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长勺之战齐国大败。
墨子之时，春秋已末，再无国野，动辄数万围城。
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还是下利百姓，那都已经来不及，所以给出的建议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各国的矛盾，迫使齐国退兵。
最终曹刿打赢了长勺之战，墨子也发动弟子游说各国使得齐国退兵，都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如今郑国的事，也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但墨家使者早有说辞，问道：“子墨子所言，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实则是一回事。”
“天帝生人，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民为神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而尊天事鬼表现在治国上，就是爱利百姓。”
“却不知郑国上下，百姓可曾得利？可曾得爱？若得利得爱，则可战。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百里之地，民得爱利，可破魏楚，况郑五百里之国？”
一番话，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
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
郑国不管是公族、七穆、还是驷子阳余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财富？
好在郑公乙道：“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只是韩国围困郑地，自三十年前无日不战。欲战，则要有钱粮军赋，民众必然受苦。”
“可若不战，那么又会助长各大国不义之心，使得大并小、强吞弱行于天下，这是让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寡人怎么可以助长这些不义野心的滋长呢？”
“况且昔年子阳执政，多有变革之心，墨家也多赞赏，然而强敌环伺，如何敢变？”
这话虽然是场面话，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变法，就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七穆之争，哪怕驷子阳一党联合公族击败其余六穆，自己吃肉百姓喝汤，那也可以使得民众有效死之心。
然而结局却是驷子阳被杀、郑国内乱，七穆叛逃，去魏韩那边做大夫去了。
针对这样的场面话，墨家使者没有用宣义部一贯的口吻先批判一番，而是说道：“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辞。”
“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时皆来不及，又要保护郑国社稷使得韩宗为私利而开战的野心不能够得逞，这就只能考虑外交之事。所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便是此意。”
“但是，韩国负黍、阳翟皆近郑都，在外交事成之前，郑国需得做到一点，最起码要有保卫都城的能力，至少要能做到韩军围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准备，他国方能支援。若不然，数日城破，纵然外交各国，又如何来得及？”
“是故这件事本身，还是郑国内部的事，内部的事不能够解决，外部有再多的支持也不能够奏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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