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他不是国君，而是整个齐国最大的贵族，所以贵族的那点小手段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不是底层出身起义上台的农夫，所以他未必知道底层想要什么，但一定知道贵族们想要什么、反对什么。
为了鼓励贵族们发展工商业，或者说为了防止贵族们和他们家族当年一样积累势力，他还要制定以下的政策。
其一便是统一度量衡。
田氏起家，靠的就是度量衡的不统一以招揽民心，荒年的时候用大斗出借，小斗问还，从而合法合理地利用度量衡的不统一，钻了空子打了擦边球。
这一点他不是针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想到的，他只是基于自己家族的发家史想到的。
当然，这一点田和觉得也可以促进齐国工商业的发展，并且有利于他征收赋税。
其次，便是公开允许贵族开办冶炼金属等行业，但是一定要申明公开，否则一旦查处到不申明却悄悄开办的，立刻除以重罚甚至削去封地。
这个行业，也是各个贵族发家致富的好东西，田氏发家的时候，就有开采黄金和铜的行为。
既然这是贵族们都做的事，那他不妨允许贵族这样做，只要缴纳足够的税就可以。
人手不足？封地上的农夫归贵族支配，你们愿意做就做。如果民怨沸腾，那可以杀鸡儆猴，减缓民众的恨意，同时还被民众称作仁义之君。
技术不足？允许工商业者开办，并且可以给予工商业者扶植，只要请求，甚至可以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出让给工商业者，使他们谋利。
资金不够？“国轨”和官山海政策之下充实的国库，可以给予贷款和扶植。
甚至于一些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官办”手工业，都可以转让给一些想要扶植的豪商。
春秋时代，各国的手工业都是官办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才出现了大量的私营手工业。
但是齐国的经济学派认为，在现在“民思变业”的前提下，再用官营的手段继续束缚那些“百工”身份的人做事，他们会心怀怨恨。
再比如开办矿山，如果直接征召农夫服劳役，民众聚在一起就容易闹事，而且打仗的时候这些农夫必然心怀怨恨，可能倒戈。
既然这样，不如将一些官办手工业转交给私人——至于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得到这些产业，那自然是支持齐国经济学派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这么搞能够得到利益的人。
这样一来，便可以使豪商经营原本官办的手工业，商人求利，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榨取利益，而国君只需要收税就足够了。
而且诸如开办矿山之类的工业，让豪商们参与进来，组织由他们组织、出事由他们负责、农夫怨恨也可以适当地杀一批，而农夫也不会怨恨到国君的头上。
作为国君，只需要“十取其三”，获得足够的利益充实府库、征召士卒即可。
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促进齐国的经济发展，使得手工业发展起来，手工业的发展才能够使得“卒有甲胄、士有戎车”，也为组建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或者西河武卒的常备军做物质基础。
如此这般，既可以防备贵族和商人，同时又能让商人和小贵族们依附于国君。
在外部“开阡陌”的浪潮之下，齐国的贵族们反而得到了支配封地农夫的权力，这使得他们必然紧密团结在齐侯的周围，维系他们的利益。
在贵族高贵而商人贱人的背景下，又扶植一些家族依附国君形成大型的手工业、又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送入手工业劳作的方式，既解决了“民皆变业”的问题，又使得这些扶植起来的豪商必须支持君主，否则他们的利益就要被贵族掠夺。
而且，这样的扶植，还可以使得齐国本地的豪商和泗上墨家决裂，泗上墨家的商业必然会损耗这些被扶植的豪商的利益，他们如果无法在商品贸易上战胜泗上墨家那边的商人，就必须依靠齐侯的权力在国内获得特权以获胜。
在解决了贵族、豪商、军制、税收等问题后，就要做下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的打算。
当年观众的改革，是在分封制的基础上的改革，在不触动分封制的前提下，将全国分为十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十五个农业区需要提供兵员、六个工商业城市只需要纳税提供少量的兵员——那么管仲的想法就是：分封制为前提，那么君主只需要拿到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那就可以对其余贵族形成碾压的力量。
如今管仲的改革成果早已经破坏，时代证明这样的手段可以使得齐桓称霸，却不足以应对现在的天下局面。
所以，田和设想，要加强集权，形成一套君主直辖的行政手段。
田和设想，将整个齐国的国土分为五都。
临淄居中。
莒地作为对墨家的东部前线。
即墨作为胶东后方。
高唐作为对燕、赵方向的前线。
平阴作为对魏、鲁、和南下泗上的前线。
这五都设立名为“都大夫”的总督，掌管军政大权。
都大夫不是分封的大夫，不是上卿、上大夫这样的爵号，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类似于楚国的“公”，但又不可以世袭。
都大夫的人选，由国君亲自选定，而且当然从贵族中选拔。
都大夫在“五都”没有封地，他们作为“大夫”有封地，但是作为“都大夫”没有额外的封地，使得他们必须听命于君主。
都大夫之下，设立有其余的行政机构，但是不同于“大夫”，这些行政机构的人选，不是贵族的家臣和士，而是国君选派的贵族子弟或是士人。
五都中，都要设置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军权归属于君主，但是一般情况的指挥权归属于都大夫。
临淄地区仿照泗上，建立一支常备军，定时操训，数量不必太多，但是需要装备新式兵器，比如火绳枪、弩等。
军官，由贵族子弟担任。
因为诸夏都是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大量的庶子没有机会出人头地，逐渐从大夫沦落为士、最终再从士沦为庶民。
而原本分封制下，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非对外扩张否则没有那么多坑分封，而如今齐国立国数百年，所有的坑都已经被占满。
大量的贵族庶子渴求上升，墨家的学术几何九数等等这些，不得不说是很有用的。
作为君主的田和，自然是喜欢墨家的“尚贤”的，但是墨家这几年搞的这些事，使得田和不敢“尚贤”。
万一那些贤才是墨者呢？
所以，还是贵族子弟更靠得住，逼着大量的贵族庶子学习有用的文化知识，充当军官、官吏等。
换而言之，贵族的大宗，仍旧拥有封地。
但贵族的小宗庶子，进入常备军担任军官，获得上升通道，并且垄断军官的人选，这样他们便会热衷于对外扩张，因为他们必须要为自己这个萝卜找“坑”。
同时这个上升通道在贵族内部打开，也可以使大量的贵族庶子们琢磨着好好学习，扩大基层军官和行政官吏的数量，使得可以适应新的军制和行政改革。
泗上那种普及教育带来的思想激进，田和不用担心。不主动去做，平民和贵族之间始终有鸿沟，贵族制度不变贵族始终可以比庶民更容易获取知识，这样作为基干的人才都是贵族庶子，总不至于自己革自己的命。
本身诸夏的“嫡长子继承制”就确保了大量的“士”阶层的存在，只不过这个通道在分封制已经数百年的历史下被堵塞了，田和只是打开了这个通路，使得士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出仕。
收拢贵族的权力，才能空出空缺，否则的话，家国同构、大夫齐家的状况，基层的官吏都是贵族的家臣，君主的权力也就无从谈起。
田和估计，如果变革成功，那么整个齐国将会变为一个“国君、贵族、豪商”联合在一起的强大邦国，对外扩张才能是的贵族庶子获取功勋、对外扩张才能扩大那些扶植起来的豪商的利益。
那样的话，怕是四境之外，燕、赵、魏、韩、宋等尽皆南面视齐。
解决了上层的军制、财政、行政、集权等问题后，便要考虑兵员和赋税，以便和新的军制配合。
分封建制有分封建制下的军制，大夫为帅、士人为旅长、农兵合一的军制是最为适合的。
但田和既要改革，既要成立常备军以应对新时代的战争，就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
一方面，那些贵族封地上的农夫，需要作为贵族的“军赋”被提供给君主，这算是一个强征的兵员。
另一方面，这一次墨家确实帮了齐侯一个大忙，长城以南的大片土地上的贵族被一扫而空，要么逃亡要么被俘，墨家已经在长城以南进行的“开阡陌、破井田”的土改。
田和觉得，自己正可以利用，如果田剡有这个手段，那么自己设想的种种变革就算是真的有机会了。
这一次政变成功，田剡肯定是要继续清洗贵族的，墨家那边又要杀一堆有血债的贵族，那么封地大可以收回。
现在有实权的，是长城以北的贵族们，只要保证不动他们的利益，那么长城以南的变革就可以适当地实行下去。
承认农夫拥有土地，只需要缴纳赋税给国君，并且有从军的义务，兵员问题也能解决。
而且，这等同于扩大的君主所能直辖的范围，为更多的贵族庶子们提供了作为官吏和军官的空间，扩大了府库的收入。
当然，不可能全部都变革，还需要返还一部分贵族的封地，毕竟贵族们之间都是亲戚，到时候弄得天怒人怨贵族以为这是暴政，那就不好了。
那就需要挑软柿子捏，同时再顺便清理一下田氏的政敌。
这样一算，五都制如果能够实行下去，平阴和临淄都可以握在君主的手中，以这两地作为试点，保证兵员的同时，又可以构成上层的君主、贵族、豪商的紧密结构；中层的贵族庶子作为军队支柱、特权的专营商人作为城邑经济基石。
这便是田和所构想的齐国的路，一条不同于泗上国民共政人皆平等；不同于秦国重农抑商官办工商；不同于楚国边境封建内部收权小西周；不同于魏国西河滥觞血税自耕……当然，也不同于周礼古董燕国的强国之路。
这条路，田和谋划了二十年，一直没有机会实行。
而现在，借着齐墨战争的局面，田和倒觉得，田剡可以继承自己的意志，把这条路走完。
神权上，遵黄帝为祖，阪泉之战轮回为田氏代齐。
政权上，用黄帝之学为皮，用齐国本土的、适合齐国特殊性的管子学派。
军制上，用二十年来各国征战的经验，放弃分封建制的贵族兵制。
现实上……墨家这一次对齐作战就是绝佳机会。
长城以南的事……正可以请墨家帮帮忙。
墨家不是想要利天下吗？那好，那得罪齐国贵族的黑锅，请你们墨家接下，反将一军，你们墨家是背还是不背？背的话，齐国强矣；不背的话，有何脸面再谈利天下？
楚国能够尝试改革，那是因为吴起在大梁一战搞掉了诸多楚国贵族，数名执圭之君被俘或是战死、被火药炸开的大梁城内大量的贵族子弟被抓，楚王才有能力借此集权。
多难兴邦，便是此意。
于是田和想了想，觉得和田剡要谈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政变之后，立刻放出风声，说墨家要利济、汶之民，若不利不和谈，要让齐国各处都知，倒逼墨家在和约上加上这一条，为齐国集权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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