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要开口跟他说话，他朝我使个眼色，把我拉到一边急切地说:“快去县委请刘县长，我来的时候看到他在。不早点去，怕他今晚有什么安排，迟去了请不到人。”
我感激地握着他的手摇摇说:“知我者，奇善也。”
他白我一眼说:“别酸溜溜的了。这边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说完扔下我，跑到徐教授身边，帮他提起一个箱子，扶着他朝宾馆大堂走。黄微微把车停好过来，看到我还站在院子里，狐疑地问:“怎么不进去？”
我说:“微微，你跟我跑一趟县委，我们去请刘县长。”
黄微微迟疑一下，扭转身又把车开了过来，招呼我上车。
县委大院一片喧腾，下班的人从大门里鱼贯而出，各自打着招呼，分头骑着单车各自回家。
春山县县委大楼里分布着几十家机构单位，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各占一层楼，其他局机关像棋子一样分布在县委大楼的周边几条街上。
我下了车，直奔刘县长办公室。
刘县长只要没有应酬，必定是这栋大楼里走得最晚的一个。
这个惯例所有的干部都知道，我也不例外。
刘县长的敬业，在干部中间有口皆碑。这个老头子一生都把时间倾注在事业上，无论是身处低位，抑或现在高居春山县二把手，他都不曾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在他眼里，干部和群众都是一个样，而且这个老头爱才，只要是人才，他可以学诸葛亮三顾茅庐。
我在刚到苏西乡的时候，就听柳权说过他。柳权是春山县的元老干部，一辈子呆在苏西乡，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了解春山县官场结构。
春山是革命老区，也是衡岳市最穷的一个地区，地广人稀的春山县，曾经是拖衡岳市经济发展后腿的老大难。这个出过不少土匪的地方，也容易让干部出政绩，比如黄山部长，从春山县副书记的位置一跃成为衡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不到两年，被扶正。
黄山部长的升迁，曾经誉为官场佳话，也是春山县杀出一匹黑马的典型例子。在他之后，春山县陆续升迁过一些官员，但再没有一个比黄山部长的职位更高。
刘县长在没有扶正以前，一直主管春山县的经济发展计划，担任春山县常务副县长。
刘县长的前任是个一辈子无欲无求的老干部，混到年龄退了后，跟着女儿去了上海，从此再没回来过。偶尔来一个电话，也是问问他的老部下如今在新主人的手底下过得怎么样。
春山县每年都要派人去上海慰问老县长，刘启蒙县长也去过两次，每次从老县长哪里回来，他都要萎靡不振几天。
老县长在任上没有太多的作为，但积累了很多官场法则。比如他告诫刘县长，与书记搞好关系，是工作顺利的唯一法则。县长与县委书记，名义上一个管党务，一个管政府，实际上，一切都是书记说了算，县长最多就是个跛脚的婆婆。
常务副县长刘扶正扶正前，本来还有一个位子在等他——春山县县委书记。
老县长和老书记同年退下来，留下两个空位等待人补上去。当时关培山还是个副书记，主管党群关系，就是意识形态一类的副书记，连个常委都不是。
市里明确要求，书记县长都从现有官员中提拔。
为之，全县呼声最高的是刘启蒙副县长。关培山与刘启蒙，关不是常委，刘启蒙是两届的常委，论资排辈也罢，组织程序也罢，书记应该就非刘启蒙莫属。
所有人都在为刘启蒙庆贺，等着市里来人宣布。刘启蒙也踌躇满志等待赴任就职。只有关培山，不动声色地上下班。
过了一段时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亲自来县里宣布，书记由关培山同志担任。刘启蒙任代理县长，等来年开春后，人大会正式任命。
柳权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所以当时所有人都在替刘县长惋惜的时候，柳权说过一句话:朝廷有人好做官！
柳权嘴里的朝廷人，就是指现任的市委陈书记。
刘启蒙县长并不觉得惋惜，自己没做上书记，他分析可能自己的觉悟还不够，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要求，意识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发展。
这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对于老学究出身的刘启蒙来说，简直比让他受刑还难过。
好在自己被扶正做了县长，至于人大会，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按照组织原则，他县长的位子，其实说穿了就是如何带领老百姓发财致富。政府的工作职能，就是让老百姓生活过得更好一些。说穿了，就是经济发展。这刚好与他做副县长所做的事一样。做副县长时，大事小事还有个婆婆管着，现在自己做了老大，一切都能按照自己心意办，做不做书记，并不重要。
谁知道跟关书记一搭上手后，才发现处处受到他的制擎，搞得他县政府要出台一个文件，还得经过县委关书记签字才能发。
再到后来，关书记走马换将换了一批人，新进常委的干部，或多或少都与他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刘县长有时候在常委表决的时候孤掌难鸣，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像是被捆住了手脚的孩子，半点办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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