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红楼梦》姓“戏”还是姓“史”之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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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空道人在访仙求道之前是两眼空空,见到《石头记》之后眼睛里就有了色,有了情,而这个色和情与贾瑞眼里的色和情并无两样。等到他顿悟之后,色和情又似有若无,全部归空,从而实现了从空到空的飞跃。这个飞跃让空空道人已经脱离了幻境,进入了涅槃境界,进入了自由自在的状态。确切的说,就是脱离了胡牵乱扯的野史,进入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也进入了与自己心灵契合的状态。所以,他干脆把《石头记》改为《情僧录》,以此表明他已修成正果,对石头之情了然在胸,达到了“访仙求道”的目的。

    这个书名把“情”和“僧”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使得宝玉的“情”有了“空”的味道,有了“佛”的属性,有了禅悟的境界。作者以此提醒我们,在色和空之间,你是见空还是见色,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悟性,取决于你能否做到“自色悟空”的转变,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抛开俗念,进入一个四大皆空的境界。如果做到了,那么你就已经踏入空门,对“色”的诱惑具有了先天免疫力。

    如果说贾瑞正照《风月baojian》是因色见色,那么空空道人阅《石头记》则是因空见色,自色悟空。这二人也算是求仁得仁,各得其所,但贾瑞的因色见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空空道人的因空见色,自色悟空则是既知其一,又知其二。正因为如此,他们各自的结局完全不同:空空道人顿悟之后,进入空门,立地成佛,变成了情僧。贾瑞则痴迷不悟,紧抱“色”不放,结果自陷地府,做了孽鬼。这就是:“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所谓入“空门”,就是进入“智通寺”的门,这个“门”只向智者敞开,只向有识之士敞开,愚者,色者皆不能入。

    清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一文中曾经说过:

    开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云云,可见铺叙之语无非假语,隐含之事自是真事。女儿风流,闺帷纤琐,大都皆假语之类;情节构造,人物升沈,大都皆其事之类。不求其翼,无以见是书包孕之大;不玩其假,无以见是书结构之精。

    这段文字点出了《红楼梦》真和假的关系是明和暗,里和表的关系。女儿闺帷非书之本意,人物升沉则确有其事,其“包孕之大”,其“结构之精”,不见其神,不见其妙,无以知之。这就是既知其一,又知其二的智者思考。

    如果我们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智者,就要学会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问题,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多向思维来破解《红楼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通过现象看本质,进而洞悉“色相”背后的真相,达到“空”的境界。到那时,你看到的就不是一部才子佳人的故事,而是一部微言大义的醒世录。

    3、《风月baojian》:一面照彻古今的明镜

    既然《红楼梦》是一部以小说为载体的政治书籍,那么里面的真事肯定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否则作者没有必要花如此大的精力去伪装它,去隐藏它。我们都知道,《红楼梦》诞生在乾隆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清朝文字狱盛行的时候,凡是“伤时骂世”的揭露文章,都有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于杀身之祸。《红楼梦》的作者“以文为戏”、“任意攥著”、“大肆妄诞”的艺术风格,应该说与这个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用“满纸荒唐言”来演绎一段真实历史,说出自己想说又不能直说的话,完成“以文载道”的心愿,当然不失为一个最稳妥,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中国文学历来就有托物言志的传统,作者不愿意明白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时,往往就会隐去真意,用托物言志的方法委婉含蓄的表达出来。《红楼梦》作者所推崇的楚文就是以“讽喻政治”而著称,它的代表作《离骚》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屈原笔下的美人香草,寄托了他高尚情操和政治理想,成了他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代名词。在这个大气磅礴的诗篇中,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创造出了富于象征意味、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深刻揭露了当时楚国政治的黑暗和混浊;颂扬了崇高的理想、纯洁的人格;礼赞了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谱写了一首激越而又壮丽的悲歌。诗人用沸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和绚丽的文采,尽情的抒发了对真、善、美的由衷赞美,对假、恶、丑的无情挞伐。作者笔下的美人花草已不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某种象征。

    那么,“远师楚人”的艺术表现手法,又有“别开生面,另立排场”的创新思维的《红楼梦》,焉知里面的美人香草就不是作者政治理想的代表?就不是他美好追求的象征?既然作者在创作手法上敢于大胆创新,不“拘拘于方寸之间”,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才子佳人”或“美人香草”的爱情故事里作茧自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只有跳出固有思维的樊篱,才能与作者的创新思维接轨,与他的真实意图相互交融。

    清王梦阮和戚廖生一样,是一位深知《红楼梦》在说什么的人,他在《红楼梦索隐》一文中,对《红楼梦》的笔法做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

    《红楼梦》一书,海内风行,久已脍炙人口。诸家评者,前赓后续,然从无言其何为而发者。盖尝求之,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是纯用借宾定主法也。

    他在这里明确指出了《红楼梦》是一部“纪事之作”,但为了避讳,不得不以言情小说示人,他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借宾定主法”,并解释道:

    全书以纪事为主,以言情为宾,而书中纪事不十之三,言情反十之七,宾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不敢言不忍言之隐,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于是故作离奇,好为狡猾,广布疑阵,多设闲文,俾阅者用心全注于女儿罗绮之中,不复暇顾及它事。作者乃敢乘人不觉,抽毫放胆,振笔一书,是善用宣宾夺主法也。明修暗渡,非寻常文家之能事已也。

    他的意思是说,书中的真事和假话的比例是3:7,也就是说,真事只有全书的十分之三,闲文却占去了十分之七。然而,就是这十分之三的真事也不是直言不讳说出来的,而是“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这就说明“借宾定主法”或“喧宾夺主法”能把真事和假话连接得天衣无缝,让人难以察觉。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也就是说,为了避讳,为了淡化“伤时骂世”的色彩,作者不得已而为之。所谓的“托言儿女”,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借“美人香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未完、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