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场精贵如油的春雨，不但让黄河两岸的大片平原得到了滋润，连气温也快速回升，让人感觉舒适了不少。
因为哲宗皇帝的驾崩，武好古的工作计划也被打乱了，本该上路前往界河赴任的他，现在还在开封府没有挪窝。他留在开封府，主要是为了替赵佶处理“私人事务”，都是很私人的事情，什么女人啊，钱财啊，字画啊。
在替赵佶安排了“多余”女人，又发卖了一些质量不高的藏品之后，赵佶的私房钱还剩下不到三万缗，在开封府已经算不得一笔大钱了，不过武好古也得认真帮着赵佶运营啊。
他和潘孝庵、高俅商量了一番后，又各自拿出了两三缗，给凑了十万缗，开了个云台商行。让花满山做了掌柜，又从潘家抽调了几个管事儿，一块儿往海州去了。准备抢在今年茶叶采摘之前，高价收购位于云台山上的茶田，收完以后，再请一批制茶的匠人做出上好的“龙凤茶饼”送到开封府，争取尽快打出贡茶的名号。
另外，云台行还会收购一些朐山县靠海边的土地，并且开始在那里兴建宅邸和市镇，预备迎接各地的贬官到达。
顺便一提，武好古控股的共和行，现在也在朐山县和纪忆家的商行合股进行同样的建设——就是在潘巧莲陪嫁的土地上，所以组成的合资商行还有武家内账房的股份。
与此同时，武好古也没落下界河商市的工作。商市的元老院和政所就在开封府成立了。武好古担任了元老院首席元老和商市市长。还任命黄植生担任了商市营造所长，林万成担任了商市警巡所长，张熙载担任商市财税所长。
三位所长已经带着各自招募来的人手和好几万缗的经费，在林冲率领的一队禁军护卫下，先行出发去往现在还是一片空地的界河商市了。
根据最新的计划，他们会完成初步的征地和元老院、市政所、警巡所以及一个码头，还有一批公务人员住宅的建设。全部完成以后，武好古才会动身前往。
在安排好了以上这些事情后，武好古每日除了入宫面圣之外，就是在处理共和行的商务，陪着怀孕的妻子潘巧莲，和西门青母子玩耍，还有就是练习武艺以及传送画技给张择端、杜文玉了。
哦，对了，武好古还在等待礼部试发榜。他虽然没有参加考试，不过却也和这次考试有些关系。
因为他已经从赵佶那里请了圣旨，要为所有高中的进士画像，还要把他们的人像印在杂志上，还会配上他们高中的文章、本人的题诗和题字。
总之，这本必是一本名动士林文坛的月刊。
偶尔得闲，武好古也会回到自家在金水河畔的大宅，去跟武好文、武忠义讨论过殿试时，天子可能会出的题目。这两位差着辈份的武家才子现在都显得信心十足，俨然是今科必中了。
“题目肯定是一篇策问。”武好古非常肯定地说，“殿试很少考论，官家可不是大儒，看不了恁多高论。
礼部试的时候已经考过对外的时务策了，殿试我看该考对内的策问了。估计和治平四年丁末科的殿试题目差不多。”
治平四年是宋神宗即位的第一年，情况也和如今相似。英宗皇帝是那一年正月去世的，神宗当时也是年少登基，一心想要做一个明君，因此就以如何让朝政达到三代之治为题考了一回。
“大爹爹，二哥，”武好古想了想，又说，“如今的官家和向太后都是希望缓和新旧党争的。若是在殿试中提‘更化’、‘绍述’，肯定是不会有好名次的。”
所谓“更化”其实也是改制变法的意思，最早出现在汉朝，当时是以仁德代替严刑，用儒家代替法家。因此就在高太后临朝的时候，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恢复旧法了。
而“绍述”则是继承的意思，特指哲宗继承老爹神宗的新法。
“大哥儿，既不是‘更化’，又不是‘绍述’，那要怎么办？”武忠义认真地问着。
他这一科考得真好，很有把握，觉得是必中了。虽然他胡子都白了，可是还想要好好做官的，所以对朝廷的方针是非常感兴趣的。
武好古则看着自己的弟弟武好文，“二哥儿，你怎么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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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觉得如今天下太平，朝廷应该与民休息，少与民争利了。”武好文说的其实是“更化”的主张。
他有这种看法也是正常的，虽然他是儒生士大夫，但他不是乡村来的地主儒生，而是开封府的工商儒生，虽然户籍上并不是工商，但实际上就是个工商户，所以政治观点还是比较偏向“市场经济”的。对于王安石新法的那一套抑制工商的“国有专营”自然是比较反感的。
“话说的不错，”武好古笑道，“可是文章却不能这么写啊……向太后不是高太后，今上也不是先帝。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才是他们想要的。”
“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武好文摇摇头，“那不是不伦不类了吗？”
武好古苦笑了笑：“本就是不伦不类……天下太大，情况太复杂了。你不能把各处都当成开封府啊！所以新党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而旧党的主张也不见得都是好的……”
宋朝的商业虽然远比之前的历朝历代要发达，但是仍然不免有抑商和官营的倾向。虽然通过“买扑”和“钞引”，在一定程度上将官营变成了承包。但是希望加强官营的官员依然存在，而王安石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想通过国家经营工商业来改善经济，增加财入的。
不过这些国家经营的办法，在章惇执政期间大多没有恢复，所以北宋的工商经济在哲宗朝表现的还可以，这也是章惇的执政还算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与民休息”和“少与民争利”的路线还是不可能施行的，究其原因倒也不是大宋的官僚如何邪恶，也不是官家没有契约精神。
问题出在大宋不是开封府，也不是海州、扬州、明州和泉州这种工商汇聚的都市，而是一个拥有四百军州和亿万庶黎的庞大帝国。
而在大宋的亿万庶黎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后世有不少学者估算过大宋城市化率，看高的有30，看低的在12，平均一下最多就20。在20的城市居民中，也不都是以工商为主业的，还有许多是居住在城市内的大地主和官僚、禁军以及他们的附庸。真正的工商户，即便包括武好古、潘孝庵这样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工商业的吏商，占人口的总数最多也就不10。
所以朝廷在制定国策时不能只考虑工商汇聚的大城市而忽略广大的农村和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
再提一下，北宋已经不是汉唐那样以庄园经济为基础了，完全自给自足在理论上都不可能的，所以兼营一点工商的地主也很多。不过他们和居住在大都市中，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工商业的市民还是不一样的。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还是依赖佃租经济的地主，所以他们还是要维持小农经济不被城市工商业给颠覆坏掉的……
呃，工商末业嘛，发展一下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了，当然是具有颠覆性的！
别的不说，就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大发展的纺织业对小农经济的破坏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羊吃人、蚕吃人什么的就不说了，单说“男耕女织、地主收租”的田园生活，就会因为城市手工业工场的大发展而被颠覆掉。因为“女织”根本竞争不过手工业工场。
而一旦没有了“女织”，佃户承担租税的能力就将大打折扣了！地主阶级和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也就跟着一起下降了。而且，佃户和小自耕农的大量破产，还会引发社会的动荡，这就更加突破了大宋王朝的底线。
纺织业仅仅是资本主义破坏力的一个方面，一旦工商业失去抑制，野蛮发展起来，一定会将大宋帝国的基础——小农经济冲击的体无完肤！
与此同时，由于生产力的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商业能够容纳的人口又是有限的。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资产阶级政权只存在于人口数量有限的自由市、城市同盟和联合省中，往多了说就是几百万人口的经济体，而且都是外向型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往外输出破坏性的产品以换取万恶的金钱。
而这种最多几百万人口，依赖工商业聚敛财富的经济体，当然不会制定重农抑商的国策了，所以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温床了。
而大宋这么一个巨大的，以小农经济为根本的经济体，是无论如何不能完全放开了搞重商的，那样肯定天下大乱！
谁当权，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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