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口经历过西贼的强攻，除了县城内的百姓尚存以外，城外的百姓死于战乱者甚多，特别是在贼军断粮的那些时日，城外方圆百里的村子都遭到了荼毒，粮食被抢大量的百姓或被残杀或饿死。战后统计之后，官府震惊的发现，县内的百姓竟然十不存一……
遭遇战乱，百姓们自然无心种粮，便是种下去的庄稼也无人照看，秋收勉强收了一点粮食，好在人数少了吃的也少，毗邻鄱阳湖又有不少渔获，日子勉强过得下去。
在齐王陈越的主持下，从其他地方购买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入江西，粮食不缺，是江西迅速稳定下来的主要因素。而湖口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人口的不足，城外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
西贼的攻打使得城外乡下的士绅为之一空，很多土地已经无主，沈正心按照齐王府的指示，代表官府下令，所有无主的土地一律充公，一部分会作为军田分发给军中的士兵，有了田地这支由俘虏和江西流民新整编的军队便能迅速安下心来为齐王效命。民以食为天，在所有大明人眼里，土地才是立身之本，而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按照齐王府颁布的命令，普通士兵一律赏赐二十亩土地，军官依次往上递增，士兵有家人者土地可有家人耕种，没有成家的可由地方官府代管，招募流民耕种，收获的粮食一部分归士兵一部分归种地的流民，还有一部分作为税粮上缴官府。
一下子，齐王属下所有士兵都成了地主，像一些千户官拥有的田地达百亩以上，副将总兵甚至拥有数千亩的土地。这样的待遇也使得西军俘虏、江西本地百姓踊跃从军，哪怕要经历严酷的军训和卖命打仗也甘之如饴。
而靠着这种手段，齐王府迅速招募了士兵十五万之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而招募这么多新军并未花费陈越太多的银钱，甚至战后立功将士的赏赐也都赏赐的土地，这使得陈越手中缴获自张献忠的巨额银子根本没有用多少，也使得他有钱从其他省份源源不断购买粮食和其他物质。当然也使得江东江淮等地粮价上涨这便是后话了。
士兵成为地主，流民负责为士兵耕种土地，收获的粮食六成归种地的流民，三成归士兵，一成作为赋税缴给官府，这便是齐王府经过考量之后制定的分配比例。流民虽然没有土地，可是能得到六成的收获要比他们给士绅们当佃农强得多，而若是家中青壮能够有幸被招纳入伍，便可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也是和江西相邻的池州百姓背井离乡来到湖口的原因。
而对于士兵来说，虽然只能获得土地收入的三成，但他们本就有不薄的军饷，再加上土地的收入，顷刻间便成了富翁。当然对他门也有约束，凡是不听军令违反军纪导致被从军中开除者，所拥有的一切会顷刻间化为零。
一切初创，虽然齐王府制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矩，可分发土地安置流民组织耕种，这一切事务实在太多，若按照原来官府的编制，紧靠县令县丞几个官员根本忙不过来。
可是现在齐王府改变了江西的官制，在县以下又设了乡村两级政府机构。乡的主官称乡正，正八品官员，手下还有几个九品副手相助，负责一乡事务，村则有村长，从九品，最然是品级最低却也是正儿八经的官员，负责组织一村的生产事务。
乡村两级官员都是直属于县的领导，官员们多有受伤退役的将士们充任。
而为了监察这些地方官员，在县令以下设监察使，从七品官员，手下有数名监察，专门负责纠察官场纪律，查官员们不法事。监察使由上面直接委派，不受县令节制。
听到手下军官来报一个举人来到了湖口，沈正心特意接见了张煌言，一番盘查之后确认了张煌言的身份，认为对湖口无害，便吩咐下去任其自便。
而张煌言才得以在湖口境内自有活动，经过了数日的了解之后，越看越是心惊。因为湖口已经和其他大明情况完全不同！
皇权不下乡是大明的特点，除了在县城设立官府以外，对广大的乡村朝廷完全处于放任状态。而乡村的主要力量便是士绅，所以乡村便是士绅们的天下，很多时候官府也不得不仰士绅们的鼻息，朝廷政令的施行也必须征得士绅们同意，否则根本无法施行，而官员们本就和士绅是一伙儿，入仕为官，致仕便是乡绅，既然是一家人自然不会相互为难。所以在大明绝大部分地方，官府和乡绅们沆瀣一气，受压迫的只有小民百姓，而且还无处伸冤。
而湖口却和大明大多数地方完全不同，在这里官府直接设到了乡村两级，这使得官府能够直接管到每一户的百姓，下面的任何状态官府都能及时得知。
掌控力强，官府的效率就高，官府的政令能得到及时传达，蒙蔽官府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当然这种情况需要的官员比原来多得多，可多出的官员都是胥吏以及退役的军官士兵，很多事情不需要读太多的书也能做好，村长乡正随便一个退役的士兵都能做的很好，根本不需要进士出身。
张煌言可以想象，这种情况若是能持续两三年的时间，齐王对江西的统治将会深入到每一个偏远的山村，像流民暴动造反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再发生！
而若是全国都是这样的制度，那么朝廷的威严将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官府朝廷都会及时知道，然后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哪里还会有闯贼西贼这么大规模的造反？
当然这种制度对以往的科举是彻底的颠覆，因为需要的官员数量实在太多，每三年一次的科举选拔的进士远远不够，这可能也是齐王以胥吏退役士兵军官为官的主要原因。
而若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做官，读书人的地位将大大降低。所以江西制度推行全国恐怕很难，因为会受到全体读书人的彻底抵制！所以，江西巡抚阎应元的奏疏哪怕得到了坤兴公主的披红同意，却也被六科给事中进行封驳。
所以，自己所认识的沈正心等齐王委任的官员根本得不到朝廷的承认。可是等到科举之后，等到朝廷委任的进士官到了江西，那至少要到年后，齐王委任的这些官员已经任职将近一年时间，统治早就深入人心，再不是几个进士官所能更改，到时恐怕又是一场博弈。
而和江西现在的制度相比，大明原来的制度实在是太粗陋。而能想出这种办法制度的齐王陈越，让张煌言内心更加的佩服了！
当然，熟读史书的张煌言也知道，江西施行的这种制度分明的借鉴的秦汉旧制，在秦汉，乡有有秩蔷夫，游缴，里有里长，亭有亭长，朝廷对百姓的管辖深入到了每一个乡村，这才有秦汉的强盛！
而大明皇权不下乡，把广大的乡村完全丢给了乡绅们，在百姓们的心中，乡绅要大于官府，这导致朝廷统治基础薄弱，再加上乡绅们依仗功名肆意兼并土地还不需要缴纳任何赋税，朝廷对这种情况根本无力阻止，因为官府本就是乡绅们的一员，长久下来，大部分的土地聚集在乡绅的手里，朝廷的收入连年下降，朝廷穷百姓穷，独独富了乡绅们，这种奇葩的景象前所未有！
身为士绅的一员，张煌言对这种情况知道的最清楚，因为他父子都是举人的身份，在鄞县也算是有名气，他家的田地虽然不多却也有上千亩，都是附近的村民投献而来，不收都不成。
一县的赋税有定数的，不交赋税的多了，这些逃避的税银只能加在无权无势的小民头上，导致贫者愈贫，便是富裕的江东，也有无数的百姓嗷嗷待哺，张煌言所在的鄞县属于宁波府，山地多平地少土地贫瘠，有着众多活不下去的百姓或者违禁出海，或者避入四明山区为匪。
而按照江西这种制度，根本就不会再有跨州连县的大乡绅，因为即便是江西活下来的乡绅，要想继续拥有以往的田地，必须提供以往的地契证明，而根据朝廷的制度，一个举人最多能有400亩的免税田，进士最多可以有2000亩，超过了这个数目便是非法。而在以往，哪怕投献到士绅们名下的田地数目太多，官府们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会为难乡绅们。
可是现在却不同，历经战乱的江西，士绅们的力量降到了最低，齐王府的力量到了顶峰。你说这些田地是你的，哪怕你有田契在，而按照朝廷制度，你一个举人只能拥有400亩的免税田，超出这400亩的田地你先把往年的田税补上再说，偷税漏税必须得到惩罚，再惩罚个两三倍，光是补缴惩罚的足以让一个士绅倾家荡产！
一开始还有乡绅仗着自己的功名以及朝中当高官的家人硬顶，可是现在的府县官员却不是进士出身了，胥吏们还好说，对乡绅们有本能的畏惧，可丘八们却不同，他们只听齐王府的号令，说抄家便抄家丝毫不含糊。
而随着第一批乡绅被抄家查出之后，其他的乡绅也都老实了起来，一个个忍着心痛吐出来了自己霸占的田地。而没了田地，自然养不起太多的仆役丫鬟，没落下去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所以，只要江西现在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用不了几年，士绅们在江西的存在感会被虚弱到极限。
而官府陡然间增加了上千万亩需要缴纳田税的耕地，便是每亩只收一斗粮食，每年也增加百万担的税粮！当然，官府的税收不止一斗。
而多出来的田地，一部分被赏赐给立功的士兵们，其他的则招募无地的百姓耕种，征收税粮一律按照三成，再加上人头税也就是四成的样子，这已经比往昔的负担渐少了一半，所以才有邻省的百姓纷纷来投。
当然江西的新政严重损害了士绅们的利益，也导致了朝堂上愈演愈烈的争斗。对自己土地被官府夺占，出身江西的官员拿不到能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便只能攻击齐王以及江西巡抚违反祖制不该让胥吏丘八当官。而其他官员也生怕陈越会把这种制度在其他省份施行，开始了联合进行抵制，才有了封驳事件。
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张煌言只能喟然长叹，江西制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官府的控制了不仅极大的加强，朝廷的税收也必然大为增加，这样的制度却受到了文官们的集体抵制，谁在为公，谁在谋私？已经不需要多说！
当然，这种制度施行起来太过艰难，在经过战乱的江西尚可，根本无法推行到其他地方，因为其他地方的阻力远大于江西。哪怕是齐王现在正在得势，正如日中天！
两百多年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士绅们在大明根深蒂固的势力，并非一个人能够轻易掀起，除非那个人真的拥有翻天覆地的力量，可以把所有士绅都打到连根拔起。而现在的齐王陈越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否则面对给事中们的封驳他不会妥协。
在江西转了一大圈之后，张煌言对江西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才起身离开了江西，乘船顺江而下赶往南京，距离科举开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就在这时，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到了张煌言的科考，进而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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