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更是只考四书五经，甚至连史书、道德经、韩非子之类的书都称为是无用之书了，甚至因为朱元璋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不像宋朝的皇帝那样，几乎个顶个的是艺术家，这艺术家当皇帝虽然不太好，但总归对于艺术和文化还是持开放意见的，所以儒家在宋代的时候，主要呈现的状态是百花齐放的，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又或者是事功学，都有人继承和发扬。
但到了明朝，因为朱元璋自身没什么文化水平，而古代科举取士，最后一关都是由皇帝来出题的，为了不让自己出洋相，同时也是为了钳制官员的思想，所以朱元璋特别规定，四书五经必须得是朱熹做的注才行，其余的书则都不用看，所有考试内容必须以理学章义为主，不能偏离理学的范畴。
这一下立刻就让儒学窄了很多，最后发展到后来，儒学就变成了世人眼中一个不知变通的样子，其间虽然也有过王阳明龙场悟道，最后使心学一脉重振雄风，但最后还是在时代的变迁下，变成了旁门左道，一直没有取代理学的地位，只是撼动而已，这也直接导致明清两代的大儒思想普遍比较保守，存天理灭人欲，这是理学的宗旨。
但这种事情又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最后理学也只能变成口头上的宗旨而已，而在宋代则不一样，各种各样的儒家文化被发扬光大，有的人遵守理学，有的则喜欢心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同时科举考试也不单单只是考四书五经，还要考诗赋、策论、史书，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到明清两代，八股取士则只中文章，不再重策论了，这些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倒退了。
在明朝甚至还有一个笑话，有一天老师让学生去看一看司马公写的史记来开拓视野，那学生却说道：“这司马公可是进士？”“当然不是。“”那可是举人？“”也不是。“”难道是个秀才。“
“也不是。“”那我看他的书作甚，连秀才都没考上，这样的人写得书，读了也没用。“这就是明清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坏影响，连司马迁是汉代人物，而汉代没有科举制度都不知道，也难怪后世的中国在面对列强时如此软弱了，这些不得不说，确实跟儒家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而此时的宋朝，儒家也非常的兴旺发达，并且呈现百家争鸣的趋势，尤其从工业时代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脱产阶级，也即所谓不用劳动养活自己的阶级，他们依靠股权、地产等资源就可以使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这些人往往也是艺术、文化、哲学思想的拥趸，毕竟没有这批闲的没事干的人，这些思想文化也就不会有倾听者了。
你渴望工人去品鉴一番艺术品，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汴京城免费的艺术馆、博物馆多达一百多座，但你很少能够在其中见到工人、劳工、佣人的身影，博物馆并不禁止他们入内，只要他们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可以了，这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件难事，但他们却连免费观看的都不愿意，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代沟，对于他们来说，如何赚钱，活过明天才是重要的事情，至于艺术品，文物，古董，他们没有任何的兴趣。
通过富裕阶层的供养，如今的宋朝文化界，思想却是非常的繁荣，各种流派都有他的支持者，但是在政治上，儒家学派的支持者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其次便是法家支持者，这种论调在原本的中国是个禁忌，大家虽然都喜欢用法家的方法去管理这个国家，但是在口头上却没人敢这么说。
但随着儒家丧失了科举的唯一性之后，法家自然也就慢慢的兴起了，再加上宋朝的皇室也是十分支持法家的，因为跟儒家相比，法家要更加重视君主集权这一点，在法家看来，天下所有的权利最好全部归于皇帝来控制，然后由皇帝来治理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像是机器人一样，各自安守自己的岗位，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够得到昌盛了，这对于赵昕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学说呢。
而儒家则虽然也鼓吹君主集权，但儒家所谓的集权，是把地方的权利集中于中央，然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他们的集权方法，与法家是有着根本不同的，法家认为权利要全部归于皇帝，而儒家则认为皇帝最为只做一个吉祥物就好了，让臣子来管理国家，才是最好的制度，这一点从明朝的内阁制便能看出一二，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嘉靖皇帝，还是正德皇帝，都是好几十年不上朝的，但朝廷却并不会因为皇帝不上朝而出现任何的动乱，就是因为内阁制度，把整个国家的权利，代理给了官员，从而让国家得以正常运转，这便是儒家的根本。
法家则不同，他们提倡所有权利都归于君主，但君主不好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啊，所以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法规，以此来规定整个国家的运行，从而达到大治，儒家则是依靠人来治理这个国家，总而言之，可以粗线的分成是一个依靠规则来治理国家，而另一个则依靠人类治理，一个是法治，一个是人治。
这两者其实没有谁好谁坏之说，法治固然更加有规则，对于百姓来说也更加有利，但却有其时效性，就比如说在互联网发明出来之后，很多人利用互联网的技术进行诈骗，而那时法律还没有规定互联网诈骗应该怎么惩罚，这就是法律的性质，他是具有滞后性的，而人治虽然不如法律靠谱，但却可以在很多问题上，立刻根据当时的情况，由官员自由心证来解决。
这就有点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的区别一样，大陆法系讲究任何一项罪名都要由法律来惩罚，而英美法系则是并没有什么成文法典，组成法律的是从古至今一个个的判例，等到宣判的时候，法官只拥有对罪人的审判权，而犯人到底有没有罪，则交由陪审团来鉴别，这种方式就比较接近儒家的思想了。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总部会把孔子的像雕刻在法院的大门口，因为他们的理念其实跟儒家非常的相像，更加接近于约定俗成，而不是任何的法律明文规定，而这一点在政治上更是如此。
政治始终不是一个有规则的地方，因为政治他本来就不具备任何的规则性，面对权利，想要维护规则，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政治这个圈子里，儒家显然更有生命力一些，但是赵昕面对这两种学说，当然是更加接受法家的思想了，毕竟谁不想要更大的权利呢，虽然这个权利最终会被法家装进笼子里，但在此之前，只要把法家给关起来不就行了，这就是皇帝的想法，政治从来没有什么你答应我了，我就一定得兑现的说法，尔虞我诈才是其中的精髓。
在此之后，才是道家思想的存在，这种思想原本信仰的人是非常少的，毕竟无为而治，在农业社会或许可以，但是在工业时代，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试看欧洲各国，那一个国家的集权都是由工业时代开始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工业时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在农业时代，劳动力广泛存在于农村，依附于地主生活，而工业化则要把大量的人口带入城市，依靠工厂和薪水生活。
而在工业化的面前，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对于城市管理的复杂程度，都让道家思想变得那么不堪一击，毕竟面对这么一个大的城市，搞无为而治，只会让城市陷入混乱，除此之外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但随着新大陆的选举制度诞生，道家思想则又一次回到了政治界的人士眼中。
之所以说是政治界，是因为道家思想一直广泛存在于民间和学者中间，但是在政治上则一直不受重视，直到新大陆的实验得到了莫大的成功之后，众人才又重新关注起道家的思想来，原本大家认为道家思想就是无为而治，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制度在工业化时代确实无法生存，但若是把无为而治做另外一种解释呢。
中央朝廷进行放权，交给当地地方政府自治，这难道不是无为而治么，无为而治并不是说所有的官员都要不干活了，而是让中央不要过多的干预地方，从而让地方在自己的生存土地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案，面对这一点，众人还是十分同意的。
毕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每一个地方的发展都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再由中央统一调度，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了，放权也无不可，可到底要放权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首先宋朝当然不可能像新大陆那样，把所有权利交给底下，让他们搞什么选举，这样一来，中央存在的意义也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不能做的。
那么往上提一步，有人就提出意见说，不要再采取流官制度，而采取当地选官制度，所谓流官制度，就是异地为官，然后根据年限再定期更换，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地方始终听命于中央，而地方选官制度，就是当地人担任当地的地方官员，不进行短时间的更换，这两者之间各自有各自的好处，流官制度有利于中央集权，不容易造成分裂，而当地选官制度则有利于对当地的发展，他们都是本地人，会更加注意对当地的未来进行思考，毕竟他们的家族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若是盲目大意，就会使自己的家族在整个城镇之中抬不起头来。
而流官则不一样了，他们都是异地为官，每三年就要进行一次评比，这些官员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政绩就不得不做出一些不利于当地的事情出来，比如说官员想要提高自己在吏部的评价，从而为了提升经济，大规模的将工厂企业引入所管理的城市中来，但这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好事，若是当地老百姓愿意接受这些工厂，那还还则罢了。
但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甚至有人投票，通过议会厅来告诉官员他们宁愿继续过苦日子，也不要工厂，这些异地为官的人也是不会听的，他们执政，更多的还是为了升官，而不是所谓的当地人的百年福祉，利用这三年给自己一个好的评价，至于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他们并不关心，或许他们这一辈子也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这让他们对于这里的老百姓，只有上对下的统治心态，却没有同理心态。
而当地选官就不一样了，本地人治理本地人，自然做事就不会像流官一样那么不注重当地人的评价了，所以在思考问题上，更会思考这个城市百年之后的状况，而不是就眼前的利益去争夺，当然本地官员也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同乡的概念会愈发深入人心，对于大一统思想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问题的争吵还是十分激烈的。
若根据徐清的想法，当然还是采取异地为官的流官制度比较好，因为无论本地官再怎么好，对于中央集权来说，肯定是不利的，他是想要放权，但并不是要放弃中央的权威，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但奈何这种想法在士林中间倒是很有市场，倒也让徐清有些摇摆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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