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智慧的，他们早就料想到，当一种思想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并且还在不断极端化所产生的危害，所以创造出了中庸这样一种社会哲学，什么都要做，什么也不要偏倚，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又能平庸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却无疑是最好的思想了。
在西方，中庸这个思想，并不为人们所知，他们认为在政治上赢者通吃才是社会的法则，所以在他们的民主自由社会中，参加一场选举，党派并不代表全国，他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当他被选上台以后，所能照顾的，也就是投票给他的那部分人，也就是所谓的基本盘，但一个国家的利益就那么大，且在现代社会中，想要开拓更大的市场，也就是把蛋糕变大，在经济下行的状态下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时候，当选的党派能做的，就是把不投票给自己的民众利益拿过来，然后放在那些给自己投票的人身上，这显然是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了，只需要改变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税收的比例就可以了，如果是富人投我，就给富人减税，如果是穷人投我，就提高税收缴纳最低上限，如果是少数族裔投我，就给少数族裔更多的平等权利，如果是驴叫投我，就给他们定居权，这种部分人的政党，显然不用什么中庸之道，因为他只需要照顾自己的基本盘就行了，至于敌人那一方的，又官他什么事情呢。
等到人神共怒的时候，一个代表新的阶层的政党就会将他取而代之，然后继续为自己的基本盘盘剥利益，这也就是所谓多党制的由来，因为在他们的国家中，一个国家，是有多股政治力量存在的，而这些政治力量并不能团结，他们必须要在选举这一场会考中取得胜利，才能夺得真正的权益，然后几年之后，再进行洗牌。
所以我们经常能够在西方的媒体上看到哪位新当选的总统，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否决自己前任提出的重要举措或者法案，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再来执行，这种做法，就是双方之间零和博弈的结果，因为两边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阶级，所以在换届之后，自然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民主制度这种东西，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比较稳定，它的稳定倒不是因为它民主，而是因为多党制，因为多党制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好处，当然，这个好处是对于政客人们来说，那就是他的责任原，是多个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的。
像多党制国家，如果民众不满政府，政府完全可以推脱说是上一届政府造成的问题，这个时候，老百姓的责难声就会小很多，详情请参考弯弯，这个地区就是如此，凡是出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退给上一届政府，然后下一届政府再推给如今的政府，寻返往复，把民众耍的团团转，但确实可以保证政府的稳定，毕竟责任方多了，你总不能揪着一个不放吧，相比起来，一党国家就要困难的多了。
因为他只要犯错，他没有任何人可以推卸，你说前一届政府，但前一届也是你啊，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民众的怨怒也容易积累下来，然后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这就是多党制的好处，但是坏处也就有了，那就是这套制度，民众的愤怒是会累积的，他长时间得不到发泄就会一次性爆发，平常时候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当大危机来临的时候，民主政府，通常会出现十分巨大的问题。
这一点，看二战之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就知道了，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能够与之比拟的恐怕也只有2008年的金融海啸能够媲美了，在这场危机中，民众的怒火瞬间被点燃，当时有多少个民主政府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法西斯，这都是历史课本上记载着的，这便是民主一个很大的问题。
时间是一个轮回，当年的局势会不会重新出现在今天，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而中庸之道则不同，他所代表的，是整一个国家所有人民的利益，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便没有了答案，所谓中庸，如果用一张图来表示的话就应该是太极的模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一个国家之中，平衡才是核心需要保持的东西，既不可以让一方势力太过于强大，也不能让一方势力太过于弱小，相互之间始终保持着平衡，这才是中庸的真谛。
而相比起西方的价值观来说，这套中庸的思想有几个很明显的好处，那就是这个国家不至于走极端，纵观中国历史，很少出现太过于极端的情况，当然，极端的情况也出现过，可相比起西方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思想就有他的优越性，而除了很少走极端之外，这种中庸思想，也能让人比较心平气和，比较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完全的唯我主义，只思考自己的利益得失，不顾忌他人的利益是否会因为自己的自由而受到损失，这样的唯我主义，如今在整个西方蔓延，只要我认为是对的东西，那么反对方就一定是错误的，甚至反对的人都是邪恶的。
为什么思想会有这么极端的思想，这其实跟宗教有关，因为基督教是一神教，在他的世界观中，价值观是固定的，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那是神告诉你的，你怎么可以去改变呢？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西方人都比较固执，这当然有好处，比如说他们很尊重契约精神，由此而引发来文艺复兴和商业的兴起，这是好处。
但也有不少坏处，那就是当双方产生矛盾的时候，谁都不会去想怎么和解，而只会在脑子里想怎么消灭对方，这种情况在整个欧洲都非常明显，且在现代也是时常成为热点问题，比如说难民问题，一派人就觉得难民应该得到救助，自己的国家应该敞开怀抱接纳难民，而另外一派则认为难民问题不应该由自己一个国家来承担，提出要其他国家也来承担难民问题，不然就要把多余的难民遣送会自己的国家，或者干脆极端一点的就是让所有难民都离开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老家去。
这样的分裂，是完全没有调和的可能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驱动他们的不是利益，而是价值观，这跟中国决然不同，如果中国的周围出现了难民，老百姓如果反对，理由只可能是一个，那就是难民的到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只要政府能够保证难民的到来不会侵害到百姓的利益，甚至还能从中得利，百姓是决然不会太过于暴力的反抗难民入境政策的。
但欧洲却不同，因为它的价值观是固定的，无论哪一种价值观，只要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那些不想要难民的人，他们就是认为这些人不应该出现在自己的国家，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不是阿拉伯人的德国，而另一派就认为世界全球化，德国是世界的德国，不是德国人的德国，这两派人的矛盾，从现代化开始的那一瞬间，便在每个一神教国家中固定下来，生根发芽，难民问题，则是引爆这个问题的炸药，根源其实并不在难民，而在于德国人对于自己的理解而已。
当然，不能否认许多德国人之所以反对难民，金钱也有很大的比重，但更中国这样一个现实主义国家来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在中国，许多东西是可以商量的，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但在欧洲，有些事就是不能拿来商量，这当然也有好有坏，总的来说，欧洲人的想法比较偏向于价值取向，而东方人则更加偏向于利益取向。
所以中国的制度，其实最适合的还是集权制，因为想要搞中庸，就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如果一个中庸的文化下去搞多党制，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政府效率低下，以及国家成为企业财团的靠山，最后政府被企业所绑架，政府也不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企业主的政府。
这些都在事实上证明了，一个中庸的国度，若是使用多党制，必然会使国家陷入衰退之中，所以可以看到东亚历史上，虽然日韩两国后来都变成了民主制度，但是日本这个民主制度，从1955年到1993年，长达三十八年的时间里就没有换过执政党，骑士一种变相的一党制，顺便说一下，现任的****首相，他的党籍也是自民党，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日本这种民主，说实话，其实也就是变相的一党制了。
至于韩国，倒确实有几分多党制的感觉了，可是从他历任总统下场都很惨的状况来看，这民主质量，也确实是非常低的了，至于为什么韩国总统总是非常悲剧，这其实也是跟韩国民众，对于民主期望过高的原因。
他们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民主了，他就会欣欣向荣，他就会没有腐败，他就会奔向更好的明天，但其实并不会，对于韩国来说，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个时代的韩国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一瞬间将原本破败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而做下这一切的，正是***的父亲，朴正熙，一个独裁者。
历史总是如此的讽刺，仿佛他如果不对你发笑，他就要死了一样，而民主也并没有给韩国带来什么繁荣昌盛，他的繁荣昌盛，大体是在独裁时代所创立的，然后便是惯性发展，和历史的机遇而已，与民主体制并无关系，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强盛也是如此，***独裁几十年的时间，造就了新加坡的奇迹，台湾也是如此，最光辉的时代，便是经国时代，在那个时代，台湾钱淹脚目，远远不是现在这副惨兮兮的模样。
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其实整个东北亚地区，所有的国家与区域几乎都是如此，因为这些地区，全部都信奉中庸的思想，或者是被中庸化了的佛教，神道教，在这样的思想洗礼下，想进行欧洲的民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徐清会进行这种改革的原因。
中国必须要有一个统治者在上面，但是统治者的权利却不能太大，因为太大的话，只要他想做什么就就能做什么，根本没有人能够控制的了他，可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就一点用都没有了，毕竟皇帝不犯浑这事是做到了，可还要防止权臣造反啊，你像当年二战前的日本，就因为日本天皇权利太小，直接被军方给来了个下克上，最后直接完蛋的组建了一个军人内阁，这就是统治者权利太小所导致的结果，当然，跟天皇本人过于贪心也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是有那个吞并中国的心，这才会想让军方来执政，从而让文官集团彻底退出了政治的舞台，总而言之，这就是权利不平衡所导致的灾祸。
而如今宋朝的这套制度，显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平衡，皇帝可以对权臣动手，但需要仔细想一想自己付不付得起这个代价，毕竟如今的宋朝工商业发达，人民的思想也早已经接受过了一轮轮的洗礼，要是杀死了徐清，许多跟他有利益关系的人都会举旗造反，其中第一个就是那些商人们，第二个则是权臣有没有必要杀死皇帝自己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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