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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心术,着实厉害,只用了两个人,就慢慢的开始引导朝中文臣清流之风向了。
看来荣景帝在肃清先朝皇子党争遗留下来的后患,稳定帝位之后,眼睛开始转向了庙堂之上,江湖之远。
荣景帝自登基后的表现也愈发成熟干练,执政风格也隐隐成形,自己要顺势而为,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啊!
“是,老爷,小人谨记,这就去办!”福顺道安后退了出去。
书房内复又恢复安静,陈启正闭着眼睛,对各方形势细细推演
三司查办的进展情况,每日都会书文详报到荣景帝的玉案上。
关于涉案其中的齐妃之兄宋源,三司并未有所隐瞒顾忌,据实上报,呈请圣上裁夺。
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太常寺卿袁士功在这多方严查之下,还是露了马脚。
被查证指使手下寺丞周荣华具体操纵此事,所属门生更是结交外任州县的官绅,操办此事,不法牟利银百万之巨,胆大妄为,更是于事后欲将责任推卸给周荣华。
此事更是被三司重点彻查,上奏朝廷,荣景帝亲批:袁士功革职,依律从重处罚,流放三千里,所有家财全部抄没,妻儿有罪责者从严处罚。其朋党相关人等亦下狱查办,量刑裁夺。
对于礼部郎中宋源,荣景帝到底是给了三皇子一分面子,未曾从重处罚,只革了其职,永不录用。但处罚旨意却留中未发。
荣景帝极知道事情缓急,查铜钱事只是查铜钱事,明旨御史言官于此事上上奏弹劾要据实有据,不可只是风闻言事,随意攀咬朝廷诸臣,更不可结成朋党,互相攻讦。
有言而不实者,亦依法论处,绝不姑息。
朝中风气也慢慢由浮燥而沉淀下来,正气之风日稳渐盛
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杨铭时,康乾三十年进士,深得考官李光前器重,从之受经学,造诣益深。后授直隶(河北)巡道,革除宿弊,政绩斐然。后迁任贵州布政使,又擢升为云南巡抚,成为朝廷封疆大吏。荣景元年任云贵总督,荣景帝亲书“清操夙著”匾额送给杨铭时,以表彰他几十年清正廉洁、躬身勤政的卓著功绩。荣景二年升任吏部尚书,其诚朴端方,一着兼值保和殿大学士,位极人臣。
吏部掌文职官吏之政令,以赞上治万民。凡品秩铨叙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百司以达于部,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布邦职。当然这是以前的律例,只宣之于书册典籍之上。
实际用人之权,均操之于皇帝,吏部只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特别是荣景帝继位后,重要职官的任免,都是秉承荣景帝的意旨,直接发表。吏部的事务,只限于稽考中级以下官员的资历,根据例察,予以准驳,只是办理任免手续备案而已。
虽是如此,但是皇上哪里能记得住上下这么多官员及考评,对于官员的任命,吏部尚书还是可以给予重要的参考意见的。
自己更是兼值保和殿大学士,是内阁要员。
对于这次的事件,自己没有发表主张,是有自己的考量。
此次事件之后,朝中风闻奏事,参与弹劾的官员已经很多了,官员们纷纷发声,对涉及的官员商贾与追讨弹劾,更有借机谋划官职升迁、补缺之人,这于自己看来都是小道,成不了什么大气侯。
此次事件最根本的问题,乃是怎样解决、完善铜钱铸造之事,真正做到“一银兑千钱”的定制,是利百姓民生,朝政稳定之根本!这才是荣景帝这一系列安排的最终目的,看不清这一点的人,是很难得的荣景帝看重的。
说到此事,自己就有些暗恨,这样的好差事被高季文那厮抢了先,棋差一招呀。
但自己宦海沉浮多年,自然还是有办法扭转局面,谋得荣景帝的重视。
朝廷重臣体察上意,揣测帝王行事作风、处事目的,顺势而为,几乎能成为一种本能。
是以历史上真正的直臣为公之人很少,被载入史册的更是寥寥无几。
回到铜钱之事,为解决铸钱用铜铅问题,朝廷特别准许官商、民商携带货物,远涉重洋,到东洋诸番邦售货易铜,带回本朝以供鼓铸。此后,本朝铸钱主要以洋铜为原料。但洋铜价格也不断上涨,官商所购洋铜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四两五钱,民商所购洋铜的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七两五钱。铸钱用铜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铸钱成本的不断增加。
铸钱成本增加,致使市面上铜钱价格因铸本增加而昂贵。
此即为自己主要上书之其一:鼓励官商、民商以本朝特产换取东洋番邦铜源料,以本朝即有产量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外番贸易,增加本朝铜的储备量,降低东洋番铜的售价。
自己曾任云贵总督,而云贵乃是产铜之地,云铜贵铅,云贵铜矿自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采铜有效,矿产增盛,除供本省鼓铸所需外,尚有盈余二百数十万斤,但铜多本少,不敷官买,可请动支盐务赢余银两,收铜转运至江南等省府。云南铜矿开采兴旺,可使矿铜数量大增。此其二。
此两点得施,长期以来困扰清朝廷的铸钱用铜问题可得到解决。
至于下面各种拉关系,谋补缺,以及提前预计打点外省府会出现的遗缺,钻营者,皆打发给了自己的心腹下属侍郎酌情处理。
三司清查渐稳,京师及周边府县已法办肃清,朝廷气象清明。
七月二十朝会,发生了几件事。
齐妃之兄齐源礼部郎中之职被革,明旨下昭。
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杨铭时上奏,增加铜源之策二,切实可行,众臣附议,荣景帝当堂允准所奏,由杨铭时会同高季文共同推动此事,并责成相关诸部全力配合。
杨铭时、高季文简在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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