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月里，国家高层召开会议，讨论议题，做出决定的频率达到了高峰。
月初，时间跨度长达两个月的全国知识青年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报纸对外公布的消息，这次会议将会决定彻底改变插队政策，将山下乡纳入劳动业的轨道，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11月10日，共和国工作会议在京城召开。
会议讨论了把下一步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的问题。还讨论了“运动”遗留的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两位和伟人争权的大佬因此正式落马，解放思想则成为了当前问题。
11月14 日，经最高层批准，京城市委宣布：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广场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团伙”的活动是革命行动。对因此而受到迫害的人，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8日，华夏通讯社报道，1976年因“**事件”而被捕的380人，没有一个坏人。这些人现已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1月25 日，京城市委召开大学扩大招生工作会议，确定首都24所大学分别设立36所分校，扩大招生约16万名。
11月29日《京城日报》报道：京城市委日前召开会议，具体研究贯彻最高层批转同意五大部委，部署全部摘掉老右分子帽子以及摘帽子后的安置、改正和有关政策的落实问题。
以这些国家大事，一件一件影响重大，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涉及到千家万户。
因此一但有什么新消息传到社会，受这些政策所影响的每一个人，生活的心气和精神面貌必然都开始发生全新的变化。
或许是精神一震，充满希望。或许是更急不可耐，盼望后续政策落地。或许是还隐藏着一丝忧虑，暗暗考虑如何应对政策的演变。
但更多还是喜笑颜开，欢欣鼓舞。人们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变得乐观和积极起来。
当然，作为重生的过来人，洪衍武对这些新闻的关注程度远当代人要少得多。
由于在他的心里早已预知了结果，这些新闻对他完全没有悬念，他仅仅是看看报纸，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便好。
他的精力完全放在了其他的地方。
其实自打把“伸手来”这件唯一的烦恼解决之后，洪衍武的小日子里没什么愁事儿了。
当月，他除了时常和“糖心儿”在一起腻乎着，其余主要忙活的是一些家务杂事了。
如给嫂子和洪镒搞点营养品，帮舅舅那边处理鸡蛋，再把从滨城带回来的海物分送一些给亲戚朋友。
工作的事儿洪衍武也抽空问了一下。
街道李主任可是个“热心人儿”，为了尽早看电视，他洪衍武自己还急呢。
只是现有的工作，不是工作时间长是离家太远，并不符合洪衍武的要求。也只能再等等看。
不过这件事虽然一时没结果，可李主任又收了洪衍武两条烟，倒是手把边大妈“副主任”里“副”字儿给去了。让毛远芳此靠边儿站了。
为这个，李主任在福儒里的居民口竟然成了值得信任干部。人人交口称赞，让他自己也很意外。可见毛远芳有多么不得人心吧。
至于在挣钱的事儿，洪衍武认为一切都了正轨，顺其自然好，还真没怎么心。
可世的事儿是这样，钱真找到你头的时候，连挡都挡不住。
首先说电影市场，由于伟人十月底访日的原因，从十一月到十二月整整两个月里，有六部日本影片将集在国内放映。
而这些日本影片一经登京城的银幕，立刻让京城的电影院门口，平日更增加了数倍的热闹。
不为别的，关键是依次放映的是《追捕》、《望乡》、《吟公主》、《金环蚀》、《狐狸的故事》和《故乡》。
这排片顺序可是太牛了，头两部电影简直像个最响亮二踢脚，一下把国人刺激得嗷嗷直叫。
毫无疑问，《追捕》是当时国内最缺少的商业娱乐片。
警匪、追逐、爱情、脱逃、阴谋这些激动人心的元素一个不少，立刻牢牢抓住了国内观众的心。
结果这部电影，不但使高仓健的硬汉形象一举凌驾于国内传统奶油小生的形象。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也成了国内男青年的第一代梦情人。
电影一经放映，大街小巷，很快能听见有人哼哼“啦呀啦”的电影主题曲了。“横路敬二”则变成了傻冒的新代名词。
甚至没多久，只要有人有翻阅栏杆或是跳下台阶的举动，或是是学生跳高、跳远，几乎到处可闻拿人打镲的新词儿。
“你跳啊，跳啊，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
至于《望乡》，这部影片也被译为《山打根8番妓院》。它其实在娱乐性方面并不高，而是一部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贩卖到南洋为娼的辛酸史。
但这对当时封闭的国人而言，通常的理解是一部带颜色的电影。
正因为如此，它在共和国引起的社会影响不仅远超《追捕》，甚至超过了它在本土放映的效果。可以说饱受争议，掀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人认为他对青少年的心灵有荼毒作用，建议封禁影片。最后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对影片的许多镜头，又做了剪辑处理才得以重新映。
这应该是我国喜欢剪辑外来电影的习惯由来。
但实际更多的人骂归骂，同时却又抱有极大的“批判热情”，怀揣考验自我的“革命目的”，而欣然购票入场。
这种心态，用一句相声里的台词儿是，“我得看看到底有多腐化，多堕落！”
于是乎一块钱不嫌多，两块钱乐意看，三块钱都心甘情愿，只要有票，有票！
说真的，有这“双响炮”，京城的电影票房还从没这么火爆过，一票难求是常态。
完全可以预见，这个月电影票方面又会是创造出一个收入的新高度。至少一月顶俩月，洪衍武到手的利润得按翻倍算。
因此，尽管明知话剧《于无声处》11月16日在京公演，同样是个捞钱的机会。洪衍武却只出于本能地动了动念头，直接放弃了。
他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钱多了他还发愁怎么花出去呢，白惹这个麻烦干嘛！
其次再说说倒腾指标的买卖的事儿，同样也有一个大大的惊喜。
而给洪衍武带来这个惊喜的人让他也较意外，居然是“二头”。
不得不说这小子在票务方面真的很有天份，他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也善于动脑子。
自从跟着“糖心儿”卖货以来，“二头”见所有的家电里，数电视机买的最火。而且发觉现在根本是有钱无货，他自己琢磨了。
照他的想法，哪儿都能没电视机票，那生产电视机的工厂还能没有吗？
于是他私下里按自己的想法试巴了一下。
当时，京城本土生产的电视机有两个品牌，一个是“牡丹”，一个是“昆仑”。
生产“昆仑”的是一家老厂，位于东城区北河沿大街77号，叫做“东风电视机厂。”距离王府井很近。
“二头”打听到厂址之后，特意赶在下班时间连续跑了好几天，在门口跟工人们搭讪。
等请吃请喝交了几个小哥们之后，没想到摸到手的情况，非常乐观。
因为当时，市面所有紧俏商品，唯有发放电视机购买凭证是没有明确规定，全是由生产厂家与一些单位或个人的关系决定。
当时较普遍的现象是不同单位在公家的层面以权谋私，彼此之间互通有无，用自己的产品来互相交换，美其名曰“为内部谋福利”。
既然电视机厂有着如此的便利条件，自然不能免俗。
从各位厂领导手里，随随便便批出去的电视机票，那简直多不胜数。根本是光明正大的事儿。
另外，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肥水总得先浇了自己的田，才能匀给外人。
那么电视机厂内部，他们自己的工人当然也会轮流分配到电视机票。
由于各种渠道还厂的旧电视机或样品，也都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内部分配。为此厂办还分门别类制作了许多种票子，让人眼花缭乱。
只是由于当时的分配方法较僵硬死板，基本是硬性一刀切，赶什么是什么，一点不考虑人们的不同情况。
较尴尬的实际问题，是这些票往往并不那么符合工人们的心里要求。
像有的人家里已经有电视了，却分到一张，等于没用。
像有的人虽然家里没有，也想买电视，却还没攒够足够的钱。
还有更多的人对到手的票种不满意。想买新的，来了张旧的。想买便宜的，来了张贵的。想买十二寸的，来了个九寸的。
而遇到这些情况，工人们除了自己私下里调节一下，只有继续等了。
结果是许多人不得不把这些票子几乎无偿地转赠他人，多数是淹没在了亲友圈里。有不少票子，甚至是白白地浪费了。
洪衍武多么精明的主儿？响鼓不用重捶敲，这一听动心了，他立刻意识到这根本是一片还无人触及的蓝海。
现在的问题关键，是能弄到多少票。只要票够，那可“出国人员服务部”里面的利，还要大呢。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