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和新兴轻工业都有了不慢的增长，工业总产值却反而明显减少，传统轻工业的衰退幅度之大可以想象，根据情报部门的估算，十年间这一块的工业产值缩水了几近三成，这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
要知道，传统轻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从业人员的数量却占了工人总数的一大半。因此传统轻工业出现如此大幅度的衰退，也就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尤其是过十年的危机持续时间还令减薪停工等临时性措施变得毫无意义，失业率节节攀高就更是难以避免了。
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不但进一步削弱了购买力，导致经济危机继续持续。对此束手无策的西方各国政府只能开动印钞机拼命放水（反正金银本位制度已被放弃），但因为这些增出来的货币只有一小部分落到平民百姓手里，所增加的购买力远不如物价的上涨更快。结果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却未能恢复景气，历史上197年代才出现的“滞胀”现象提前七十多年出现了......
这种难以解释的怪现象对西方经济学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下层的贫民更是苦不堪言，这个年头西方的福利制度还不完善，生产力水平也远没有一百年多后那么高，就连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小、福利制度也最完善的德国，政府压力也非常大，其他国家就更别说了。
于是，罢工和游行简直成了家常便饭，暴乱和起义也越来越频繁，若非西方列强的统治机器足够强大，此时国际共运又还没有一个有足够威望的领袖（恩格斯已经逝世，列宁则还远未成熟。）和具备可行性的革命路线，搞不好已经有西方国家爆社会主义革命了。
饶是如此，眼看着**思潮再度兴起，西方各国的统治阶级还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为了避免山河变色，他们双管齐下，从治标与治本两个角度积极地展开了自救。
所谓治标，其实就是转移矛盾，就如同美国资本家当年说美国工人日子难过是因为华工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一样，这几年里中国奇迹般地迅复兴，还抢走了大片的西方殖民地，本来仇恨就够大了，如今还通过那些独有的高附加值商品从欧美市场上攫取暴利，仇恨也因此进一步放大，很自然地成为了西方政府忽悠民众、转移矛盾的选对象。
至于治本，指的自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除非不搞资本主义制度，否则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是想办法开辟新的市场，填补购买力不足的缺口，进而“从根本上”结束经济危机，而这个目标，同样也只有新生的华夏，因为她没有对西方开放市场、而且体量足够巨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西方列强之间矛盾不小，但在对华问题上，立场却日渐统一起来，这对复兴中的华夏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李晖对此早有预料，让袁世凯装成“****”、给西方列强一个堡垒可以从内部攻破的假象，绞索就不会收得那么快，中国也就赢得了更多展和准备（战争）的时间。而伪装成和平使者的袁世凯还代替担心遭到刺杀（李晖知道自己这几年里结下了多少仇怨）而不敢出国访问的李晖出访欧美多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纵不能彻底粉碎西方舆论鼓吹“黄·祸论”的阴谋，至少也让一部分西方民众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资本家和政客们想再忽悠他们去当炮灰来对付中国，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袁世凯的出访还取得了一项此时并未充分引起西方政府重视的重要成果，那就是邀请居里夫妇等西方科学家前往中国，参加第一届“墨子奖”的颁奖仪式。
早在革命胜利之前，李晖就决定要设立一项类似于诺贝尔奖的重奖以拉拢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只是由于建国前后工作太过繁忙，一直等到袁世凯出任丞相之后，李晖才能腾出手来筹办。所幸就算耽搁了几年，也还是抢在了诺贝尔之前。
不过李晖一向重视应用科技，也看不惯那些贬低应用科技而抬高自己的理论科学家，因此墨子奖不但包括理论科学，还有另外两大类即应用科学和明创造，再加上单列出来以突出其重要性的数学奖与“非攻”奖，一共2项，平分总额高达1万华元的奖金，也即是每项5万华元，远远越了历史上届诺贝尔奖的奖金数额（注1）。
要知道，西方科学家此时的收入和待遇还远不能与后世相比，即使是位于塔尖的教授（西方的教授可比后世中国的稀罕多了，这个时期尤其如此，能够当上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家学者，甚至就算是世界级的科学家，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当上教授。）。年收入一般也就两三千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官方汇率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换算，才不过一千多华元，对于绝大多数只拿死工资的科研工作者来说，墨子奖的奖金甚至比他们十辈子能够拿到的收入还多......
注1：这个时空金本位崩溃之后，与生活必需品挂钩、并有青霉素等多种垄断性稀缺商品支持的华元不经意间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坚挺的货币，19年的国际汇市上1华元几乎可以兑换到2美元，5万华元的奖金也就相当于1万美元。而历史上届诺贝尔奖单项奖金只有15万瑞典克朗，约合当时的不到4.2万美元，即便将这个时空金本位崩溃的因素考虑进去，也仍然只相当于墨子奖的不到十分之一......(未完待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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