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自然是失去外国支持后，国内的叛军迅土崩瓦解，让大同党能够以微小的代价完成国内统一（如果全靠武力的话，战死的人员倒不会很多，但是物资消耗以及病死的人数都不会少，边疆的地形和气候会给军事行动制造很大的困难。），然后通过开化改革和移民实边，大同党迅在边疆地区建立起了深达基层的组织和政权，历代中原皇朝都无法解决的对于边疆控制力不足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
对于这项工作，系统给李晖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生化兵不存在语言障碍，就用不着花费太长的时间来慢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且无需因为供不应求而降低对干部素质的要求。
正所谓“干部决定一切”，有了足够多的合格干部，再加上边疆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因此经济很快就展了起来，很多地区实现温饱比大部分内地都早。
当然，大同党所采取的策略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温情脉脉地“团结群众、动群众、依靠群众。”与坚决冷酷地清洗当地旧统治阶级双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了边疆地区容易离心的问题。当然，这同样多亏了有生化兵在，否则边疆工作必须依靠出身于当地的干部才能展开，而在贫穷落后的边疆地区，有一定文化基础值得培养的人才几乎全都出自于旧上层，后面这一步就无论如何都做不彻底。
好吧，其实就算有大量生化兵可用，也一样不可能彻底，对于那些见机较快，没等军队打来就率部投降的家伙，李晖就算只是为了树立榜样，也不可能不网开一面。
比如李晖心底里其实很想彻底翦除掉的马家军，因为早在满清覆灭之后不久便意识到大同党的强大而果断投靠，不但没有受到清算，还得到了不错的优待，李晖也不禁感叹，“历史上能自晚清开始直到民国，那么多年的乱世中一直屹立不倒，果然是有两把刷子。”
不过，由于历史上的教训，李晖对这些人终究是不放心的，总觉得早晚会是隐患，可是又不能无罪而诛，那该怎么办呢？
土改会是一个高效的过滤器，不过暂时大同党还没能力在全国推行，而且土改拉仇恨太厉害，届时很可能一下子引爆所有的矛盾，形成遍地烽火的局面。虽然李晖相信自己的军队完全有能力镇压叛乱，但是破坏能小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好。因此李晖采取的办法是先推行一些刺激性没那么强的政策，将潜在的反对分子一点点逼出来，顺便杀人立威，就像古代匈奴单于冒顿的鸣镝之计一样，等到再也没人敢于反对大同党的政策时再在全国推行土改，可能能引起的动荡就小得多了。
大同党先出台的是货币政策，不但规定华元为国内唯一的流通货币，使用其他货币（包括金银）进行交易的的都将受到严惩；同时还严禁私藏金银和金银本位的外汇，人均持有黄金过一市两（新的度量衡已经开始推行）或者同等含金量的金本位外汇、白银过一斤或者同等含银量的银本位外汇的家庭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出限额的金银和外汇兑换成华元，否则将以叛国罪论处。
“国内金银外汇已经禁止流通，完全失去了使用价值，却仍然继续大量私藏、不肯兑换成法定货币，这分明就是想要外逃叛国！”，这样的逻辑无疑是相当蛮横霸道，但客观上来说，在明知会受到严惩、仍然冒险私藏大量金银外汇的那些人，也的确肯定是别有二心。因此这条政策的过滤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同时还顺便筹集到了大量金银外汇并提高了华元在国内的接受度。
而李晖之所以最先推出这条政策，除了加搜集金银的目的之外，也是为了遏制将来其他政策出台后可能产生的外逃风潮。
华元不能自由兑换金银，在国外是不被认可的，出国后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金银和外汇，这条政策出台之后，出国之后就必然会沦为贫民，而在西方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中，贫民的日子还不如国内好过，出国又何苦来哉？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建国初期外逃的那些人主要并不是担心财产遭到剥夺，而是怕小命不保，因此试图外逃的人数还是不少，只是成功的不多（主要是邻国都不敢接收，就连对华心存敌意的沙俄，在两大铁路修好之前也不想多事。）罢了。
不过也不能说这条政策毫无价值，在所谓的“告密法案”（对于量刑过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举报者能够获得不菲的物质奖励，而叛国罪就算是最轻的也符合要求。）配合下，它令贪官外逃变得异常困难，就算侥幸能够成功逃到国外，也很难将自己的赃款带走。指望在国内捞够了之后逃到国外安享富贵，那是痴心妄想......
而就当前来说，虽然这条政策阻止外逃的效果一般，但是过滤器的作用却充分体现出来了，由于对李晖的性格缺乏了解，或者是心存侥幸，很多昔日的权贵官僚富商都多留了一些私房钱，结果却低估了中央保卫局的无孔不入。截止到1895年底，因此被处死的就有数百人，判刑的更是多达数万之众。
不过这一招对那些老实人和聪明人是没用的，除了预先被李晖特别打过招呼、要其明白这项政策严肃性的那些人，如海军众将、袁世凯、李鸿章等等，还有很多不知情的也都平安地度过了这次风波，其中就包括马家军......中的一支......(未完待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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