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是干什么的？前世的课本上说，政权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暴力机构。这话说得不完全，政权除了维护阶级统治，同时也调和阶级矛盾。当然换一种说法，调和阶级矛盾是为了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看怎么去理解。但不管怎么样，政权必然是要担任这两种角色。一方面维护统治秩序，保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同时对统治阶级进行压制，使剥削限制在一个水平上，不致于使天下失序。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政权当然代表了统治阶级，不然从何而来？去代表被统治阶级，这政权自然也就被推翻了。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几千年来，有农民起义的实践，有理论家的推演，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那么就只能维持这种结构了。不要以为古人不考虑这种问题，消灭依赖于土地的剥削制度，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从来没有停止，徐平门下就有李觏和张载一直坚持。只是历史的现实，告诉人们这样做不行罢了。前世的土改不只是均分土地，那些与土地制度相关的措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全部实践过了。真正让土改成功的是与土地无关的配套措施，伴随着的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伴随，土改不成其为革命。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为土改是封建社会的屠龙技，却不知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屠龙技。
宋人常说，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无非是一二大臣。坐到了这个位子上，就要有这种自觉，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多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靠一靠，就是好人，这是中国人一直坚持的文化传统。或者说，偏向维护统治秩序，是法家，偏向调和阶级矛盾，是儒家。
中国文化比较早熟，先秦诸子几乎向每个方向做了探讨。法家的本质不是法制，实际上当时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天下整齐划一，治理国家社会只要严刑峻法即可，不需要调和。儒家的本质也不是人治，而是对统治者限制，讲的是阶级调和。先秦诸子讲天下大一统的，就是儒法两家，道墨则讲分而治之。秦朝完成了中原政治上的统一，汉朝完成了文化上的统一，封建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深刻影响后世的就是法儒两家。政权的两面性，决定了这两种思想必然并存，儒皮法骨是必然。
历史上儒法两家都讲规章制度，真正执着于用法制来治理社会的，最早是用法家制度的秦，另两个是儒家占上风的汉和宋。法制不法制，不是法家和儒家区分的根本，根本是法家强调维护统治秩序，儒家则讲阶级调和。至于人性善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都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延伸出来的细枝末节。
当认为国家已经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不需要再调和的时候，便就会推崇法家，“劝君少骂秦始皇”。认为人性没有善恶，人与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就是教育不到位，顽固地没法教育的，就是敌对分子，敌对分子越来越多，法家的高压就出现了。当认为天下整齐划一没那么重要，出现矛盾就是调和不到位，便就一切和稀泥，万事和谐。
徐平两世为人，还没有见到彻底不需要调和的稳定社会，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他来当政，调和必不可少，儒家这张皮不能丢。而秩序要稳定，中央集权必不可少，法家这副骨架也不能丢。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偏一点，施政的手段以压制剥削阶级为主，就是以儒家为主。
只要是阶级社会，政权就有两面性，一面是维护统治秩序，一面是调和阶级矛盾。
政权中的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统治阶级，只要进入这个系统当中，以前不是，以后也就是了。但是这绝不等于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的本身，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还有由于身份带来的责任。事物要一分为二，不然看不清楚，政权是如此，人也是如此。什么都讲哪个人的利益是什么，不遵从自己利益行事的都是被忽悠了的傻子，这样的人，是统治阶级混进政权队伍的投机分子，纵然能得逞于一时，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掀翻。
讲一切都是假的，唯有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这才是天地真理，就是混入政权中的一部分投机分子，不满足于做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而是要从统治阶级中超脱出来，收统治阶级的手续费和利息。如此自然会形成一个超脱了阶级的利益集团，会加重剥削，这加重的剥削终将会传导下去，让下层受到的压迫更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加重的剥削必然会引起动荡，利益集团要增加力量，就要拉更多的人进入，从而让剥削再次加重。如此恶性循环，最终会掀起滔天巨浪，把一切都撕个粉碎。
中国文明是唯一传承不断的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每次跌倒都能够爬起来，还因为一直传承有序。从原始社会，到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到阶级社会，这个发展的脉络从先秦诸子起，一直都很清楚。中国的文人很明白，社会是怎么发展的，是怎么从家聚到部落，怎么从部落聚成邦，怎么从邦聚成国，怎么从国成为天下。他们的立论，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发展的基础上，这个脉络并不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重新发明再传入中国的。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是什么人？确切地说，士大夫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是被选出来，进行政权统治的。宋朝的做法，是选入统治体系，切断选出来的这些人与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不得在治下置业，与治下百姓不得有亲戚关系，直至不许经商。像徐平这种家里有偌大产业，钻在京城不限制空子的，总有一天会被后人非议。京城可以置业这个漏洞，早晚也会被堵上。徐平越改革，这一天来的时间越近。
改革也是革命，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革自己命的勇气与觉悟。
人之所以脱离了低级趣味，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人，就是勇于担起自己的责任，不是为了一点好处坐到这个位置。人有家庭，同时有责任，两方面照顾好，政权才能够长久。只想好处不想责任，或者只讲责任不讲个人，都是不能够长久的。
赵祯为什么选徐平做宰相？指望着他主持朝政改革。要做这个改革者，就要有改革的自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会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明白了，事情才能做好。
徐平前世，政治课告诉你，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但历史课，却只给你讲政治结构，而不讲意识形态，凡涉及意识态的，都是一句统治阶级的虚伪。古人当然有意识形态，也确实不宜在普及教育中讲这些，不然会造成意识形态宣传的混乱。但如果就此以为普及教育中学到的那些，就可以到古代来教训人了，那就大错特错。仅仅凭着那些知识，不要说来做宰相，现在的任何一个学士，或者是将来会成为学士的人，都可以在辨论中把你扇成猪头。不要说改革，用不了多少日子，就会被交章弹劾赶下台去。
以前在三司，徐平所进行的制度更改，只要讲清楚利弊，说服了宰相，宰相们自然会把那些制度措施纳入到统治体系当中。现在自己做宰相，自己来把关，那么每项制度更改都要跟意识形态挂钩，符合意识形态，不然就会引起无数的争吵。
前世学历史，讲历史上的改革，都会列出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改革成功，便就是改革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改革如果失败了，则就是反动力量太强，扼杀了改革。改革者永远是好的，保守派就是反动派，是坏的。
真是如此吗？徐平自己来当这个改革者了，可不敢这样想。把反对者当成反动派，使用激烈的手段来消灭，只能激化矛盾，形成党争。最终不但改革会失败，还可能引起国家的动荡，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遗祸后人。
确切地说，改革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他们都有对的一面，因为不全面，也都有错误的一面。最坏的情况，就是激烈对立，为了丑化对方，把对的一面都扔掉。几个来回，好的全都没有了，坏的全都保存下来，大家一起灭亡。
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与反对者不断地调和，寻找出最合适的道路，才能够改革成功。一切都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改革者与反对者是无可调和的斗争，无助于事情的解决。改革主持者当高屋建瓴，总揽全局。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便就是惨痛的教训。那场动荡离着这个年代并不遥远，保守派的主角司马光已经出仕，改革派的主角王安石就在本科的举子之中，是因为父亲去世守丧才耽误几年。因为王安石格外出色，还有几位大臣特意向徐平提起过。
讲王安石变法，一种是把一方看成君子，另一方看成小人，是君子小人之争。另一种是把两派按阶级划分，保守派代表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而改革派代表了寒门小地主。
君子小人之争自然不值一驳，把地主阶级之中再划阶级，也同样毫无道理。地主不管是大是小，同样都是剥削阶级，只有地主阶级、自耕自食的小自耕农和被剥削压迫的雇农之分，同一个阶级内，没有阶级矛盾。实际历史上的情况是，很多父子兄弟就是分属新旧两党的，新旧两党中很多对立的人就是出自同一个家庭，牵扯其中的很多人是亲戚。
徐平前世位于社会下层，见多了小工厂小业主，他从来没有感觉出来小工厂主对雇佣工人就更温柔，更体贴。认为小地主就会偏向农民一边，实在是想多了。
新旧两党不死不休，斗争激烈程度成了历史上的奇景，很大程度是涉及到了意识形态之争。这种斗争无法调和，伴随了两宋二百余年，在外部压力下最终没有获得新生。
意识形态不是只有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只要有政权，就有意识形态。政权的每一项行政措施，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图方便随便施为，最终会受到反噬。
宰相为什么如此重要，受天下之望，影响整个国家的兴衰？因为这个位子，不仅仅是涉及到具体施政，还要主持意识形态，所谓以大道佐君王是也。
如果仅仅是守成，并不需要宰相如此，但要改革，则就先要理清楚意识形态。
赵祯要改革，让徐平来做宰相。徐平没有过多推辞，便就做了。
今天找徐平来，说过了几件具体政事，赵祯就是要问问徐平的道是什么。认可了，改革将迅速开始。徐平的道让他越坚信，则支持的力度越强，让他将信将疑，改革就会犹豫。
徐平接了拜相的诏书，天下都知道要行新政，外面拥戴自己的少壮派文臣更是眼巴巴地在看着。接下了这个场面，徐平就是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宰相以大道佐君王，徐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道是什么，要如何来实施。
君臣互信，不是靠个人感情，靠个人感情的叫佞臣。真正被君王相信的大臣，实际上很多接触的时候并不愉快，比如真宗于寇准。徐平与赵祯私交如此，已经是难得了。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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