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一走，陈丽春就拉着新娘去认识她的“妇女兵团”成员。
新郎同样是今晚主角，柯林斯大使、msu的费舍教授、日本驻越南大使、中华民国驻越南大使……纷纷上去祝贺。
一个军官迟疑了好一会儿，一直等到杨文明等同僚挨个打完招呼，才端着酒杯上前道：“民先生，恭喜。”
杜高智，二十七岁，空降旅旅长，真正的少壮派军官。
李为民印象深刻，放下杯子打趣道：“智中校能来参加婚礼，这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谢谢，非常感谢。”
去年阮文馨嚷嚷着要政变时，三个总参谋部军官冲进总理府撒野，国防部长黎玉振忍无可忍，命令总理卫队把三个军官扣押了。杜高智知道这个消息后给总理府打电话，给吴廷琰下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放人，否则亲自率部攻打诺罗敦宫。
电话是李为民接的，一想到这件事杜高智就很尴尬：“民先生，对不起，我……我……”
相逢一笑泯恩仇，何况只是一点小误会，根本没什么深仇大恨。
李为民回头看了看妻子，若无其事地笑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当时在执行命令，没必要说对不起。连总统先生都没放在心上，我能放在心上？并且我和你一样是馨将军的朋友，只是当时立场不同。”
杜高智脾气直，讲义气，在**中人缘不错，见李为民如此通情达理，禁不住笑问道：“民先生现在跟馨将军有没有联系？”
“既然是朋友，哪能没联系。”
李为民带着他一起走到窗户边，看着卡蒂纳街的夜景。意味深长地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不能回西贡参加我和莉君的婚礼，于是发来一封贺电，并托人捎了一份礼物。这让我很内疚。毕竟作为朋友，当时我应该支持他，而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
“其实馨将军是非常好相处的一个人。”
“这一点我深有同感。”
**里能打仗的军官不多，他无疑是其中之一，有阮文馨这个共同话题。正聊得火热，刚上任的总参谋长陈善谦带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不应该谈工作，更不应该谈那些让人家不高兴的事，陈善谦打心眼里不愿意把身边这位介绍给李为民。
吴廷琰和“皇帝”一样轻易不会见人，他跟吴廷琰恰恰相反，一有时间要么去各工业村见承包商、投资建厂的老板甚至普通工人，要么率团出国招商、考察或推销工业村内产品，要么去难民营或贫困乡村慰问穷人。
可以说想见他一面，比见吴廷琰总统还难。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陈善谦实在没办法，一脸不好意思地说：“民先生，这位是西贡建设公司总经理阮贵先生，一直想拜访您，一直没机会。”
安保措施如此严密，宾客名单上没他，能找到这儿堪称神通广大。李为民装出副热情无比地样子招呼道：“原来是贵先生，幸会幸会。”
阮贵矮矮胖胖，一身西服穿在他身上，看上去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精美的礼盒。一脸谄笑着说：“民先生新婚大喜，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这事怪我，忘了给贵先生发请柬。只收祝福不收礼，贵先生真不用这么客气。”
“结婚这么大喜事，怎么能两手空空来，民先生，您给个面子。”生怕主人看不上，阮贵急忙把公文包夹到腋下。笨拙的打开礼盒，原来是一尊金佛。
“太贵重了，更不能收。”
李为民摇摇头，阮贵急了，用近乎哀求地语气说：“民先生，我就一个儿子，我一直支持政府支持总统，我信奉天主教，我买过60万工投债券，我甚至垫资承建头顿工业村生活区6号和10号楼，求您看在谦参谋长的份上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今天的不速之客不光他一个，只是刚才吴廷琰在谁也不敢开口。
李为民侧身看了看那些朝这边张望的陌生人，放下酒杯问：“贵先生，您儿子叫什么？”
“阮茂。”
“国先生，刘总，请过来一下。”
躲是躲不过去的，陈世国暗叹了一口气，同刘家昌快步走了过来。
李为民不想跟那些人纠缠不休，干脆大声问：“国先生，惩治贪腐是您负责的，您知道贵先生的公子阮茂的事吗？”
“知道一些。”
陈世国清了清嗓子，面无表情地说：“阮茂在头顿工业村生活区施工过程中，见工业村内需要大量砂石料，在既无采石场又无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伙同驻扎在工业村附近的两个**军官欺行霸市，打伤乃至抢劫多名供应商，哄抬物价，垄断供应，影响恶劣。”
“打伤了人？”
“确切地说应该是枪击多人，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是不是把人家的砂石料拦下来，要求低价卖给他，然后再高价卖给工投公司或在工业村内投资建厂的投资商？”
“所以说影响恶劣。”
“他人呢？”
西贡达官显贵几乎全在这儿，刘家昌不能让陈世国承担所有压力，接过话茬道：“阮茂已被头顿工业村警察局羁押，同案犯也已落网，检察官办公室正在深入调查，估计过几天就会移交给巡回法庭审理。”
李为民转过身来，紧盯着阮贵双眼道：“贵先生，您儿子到底做过什么，我想您应该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法律神圣不可侵犯，至少在工业村内是这样。”
陈世国同样不想跟那些说情的人磨嘴皮，冷冷地补充道：“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民先生，国先生，这么说一点不能通融？”
“我们尊重法律。尊重法官。”
你不仁别怪我不义，阮贵把公文包往边上一扔，声色俱厉地说：“不教而诛，这不公平！况且这是越南。不是中国！”
李为民摸了摸鼻子，慢条斯理地说：“关于故意杀人、欺行霸市的法律，全民公投之后有，之前一样有。另外工投公司成立之初，就不止一次以文件或通知的形式。提醒告诫过投资商、承包商、供应商和工业村内的普通工人要遵纪守法，不教而诛真谈不上。至于这里是越南，不是中国，还请贵先生说清楚一点。”
“工投公司股东全是中国人，工业村内生意全是中国人做，这还不够吗？”
胆子不小，肯定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李为民笑了笑，循循善诱地说：“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既然贵先生提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首先，越南工业村投资开发公司股东并非中国人，而是越南共和国公民，换言之，全是越南华人。
正如许多朋友所知道的，政府给工投公司划拨了许多土地却没占股份，表面上看似乎像国家资产流失，全便宜了我这样的越南华人股东。事实上并非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要从工投公司成立时的背景说起。
当时琰先生刚回国出任总理，日内瓦谈判正在继续，法军在北部与越盟仍在交火。前**总参谋长阮文馨将军对新政府不满意，军阀问题、难民问题全没有解决。政局动荡，风雨飘摇，看不到哪怕一点希望。”
陈世国深有感触，忍不住补充道：“当时国库空虚，政令不出总理府。北方的人想往南方逃，南方的人想往国外逃，谁会投资实业？为发展国家工业，为帮政府减轻难民安置压力，民先生破釜沉舟、倾家荡产发起工投公司。
要搞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光靠他一个人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只能想方设法动员堤岸华人入股，筹集到一千多万美元动资金。能够想象到包括民先生在内的所有股东，当时冒着多大风险，承担着多大压力？”
这才过去一年多，不是什么想不起来的历史。
看着众人若有所思的样子，李为民接着道：“这并不意味着华人承担了风险就能分享到国家资产，对经济和工业稍微懂一点的朋友都清楚，工投公司所投资的项目短时间内无法盈利，如果把规划中的几个工业村算上，包括我个人在内的所有股东，二十年内别指望分红。换句话说，我们是把钱借给了政府，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收回。
另外工投公司只有董事会，不设立股东大会，重大决策全由董事会作出，董事会成员中仅有三位股东代表，只占少数，并且他们很少参加董事会，几乎从未参与过公司决策。至于工业村的生意全归中国人，国先生更有发言权。”
陈世国轻叹一口气，耐心地介绍道：“诸位，工投公司不设股东大会，不设监事会，但专门设有一个公平机会委员会，我兼任该委员会主席。坦率地，全公司最不公平的就是公平机会委员会。
因为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为越族人（京族是统一之后才命名的），尤其越族商人创造赚钱机会。去过工业村的朋友应该能注意到，承揽基建工程的大多为本地建筑公司，只有一些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才会由外国总承包雇佣的公司去做。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在工业村内从事建筑业的华商仅占%。他们要么投资实业，要么从事生活日用品零售批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砂石料等建材供应。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华人投资商已为本地人提供至少16万个工作机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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