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都是在朝廷的默许下，靠从地方百姓手里加征各种火耗羡余，以及各种各样的丁银，规费，加征等等为收入。因为朝廷不发俸禄，所以默认这些人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甚至是各种敲诈勒索，比如守牢狱的，便靠从犯人身上敲诈钱财，有的衙役则专门从诉讼里吃钱，吃完原告吃被告。”
“总之，朝廷确实负担的官吏俸禄支出不多，但实际上呢，晚明之时，全国至少有不下四五十万的吏员，这些人不拿朝廷俸禄，但却依然是由百姓供养着的。甚至因为没有朝廷的管束，他们任意渔肉百姓，导致百姓负担加重。尤其是朝廷不直接招募管理这些更员，导致地方吏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而在我们大汉朝，朝廷直接把吏员设为公务员，由朝廷统一考试选拔任用，并发放薪水。地方上的吏员统一由朝廷管理审核，保证了吏员们的品性和能力。吏员直接由朝廷发放薪水，加之严格的地方监督，就不会有吏员勒索渔肉百姓行为，也不会胡乱扰乱市场，破坏商业发展。贪污**也少了，偷税漏税也少了。”
“相比起朝廷良好的地方环境，以及税收的保证，朝廷多支付的这些官吏的薪俸其实算不了什么。这就和做生意一样，不投入本钱，怎么能做大做强？没有一支优秀精良的官吏队伍，如何能管理好地方，发展好地方？”
“还是说，倪议长认为朝廷也应当全国只有两万余官员，然后一个县十万百姓。却只有四五个官员，和几个吏员就足够了？”
倪元路被问的有些无法回答。
胥吏自古名声就不好，说胥吏奸滑如油，把持地方，**贪污，鱼肉地方，做奸使坏。其实很大原因就是朝廷对于吏根本就是放任不管的态度。从招募选拔到任用管理，甚至是发放俸禄这些。都是一笔糊涂帐。
朝廷只想着不花钱，却不想这样做的后果。
甚至在早期，许多胥吏等还是一种役，百姓轮流服役。明代到了中明以后，一条鞭法后，才免了这役，改为百姓出银子，官府出银雇人服役。但工食银极少，多数一年只有六两银。还得克扣，这点银子能干什么？
而偏偏许多衙役胥吏等，手上又会有点小权，那么结果自然就是这些人会把手里的权利寻租变现。
而实际上，成本大多了。
只不过是表面上看来，朝廷财政没出钱而已。但事实上，负担全都转嫁到了百姓的头上。还导致了地方吏治的混乱，官民关系紧张等。
明代的税率来说，表面上看是极低的。但事实上，税制有问题，有钱人往往依借各种特权不纳税，穷人却一点不能少。而且还得承担各种的地方官吏的贪污加派，一遇灾荒官方不但不会救灾，反而征税更紧，甚至还要加征。
而且往往税收还是连带性质的，邻居逃荒，他的税就得同图的人分担。朝廷收了税，却什么事也不管。只管供养皇室宫廷以及百官，养个兵还动不动就得加征饷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明代的百姓负担却是极重的，甚至可以说的上是历代之中都算的上是很重的。
相比之下，宋代之时，虽然各种税很多，朝廷也有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但实际上百姓的负担，尤其是普通百姓的负担，绝对要比明代百姓要轻。
好比明朝一年的正税只能征到很少，但实际上他们的正税也仅是用来供养皇室宫廷和百官而已，他们既不会搞公共服务，发展教育医疗，也不会搞水利设施，连救灾求荒都很少。甚至军队都不养的，自己解决。
而到了后期营兵制时，每年的军费基本上还要额外加征的。
朝廷收的税，更是没地方的份。地方上的行政开支，吏员的俸禄等，这些钱从哪来？正税之外，再从百姓那里征收附加税。
因此说明代的税轻，只是表面轻而已，实际上各种附加税，各种加派等等，早已经超过正税许多了。
而大汉的这两亿元官吏俸禄开支项目里，不仅包括了二十万文官，十五万武官，以及八十五万吏员，甚至还包括了三十万教师，以及数量不菲的公立医院卫生所等的医护人员，以及那些国营企业里的事业编制的人员，这些通通都是吃财政供应饭的，一年两亿银元，是包括了这些人。至于还有数十万士官和士兵的薪水，是列在军费开支那个大项里的。
行政开支大项目里，还有各衙门的行政开支项目，比如衙门的建造维修，伙食费、招待费，出差车马费等，办公用品开支等等。
这份开支预算表，有着详细的项目分类，各个大项下又有着许多小项目，每个项目预算开支多少，都列的很详细。
国防军费开支，行政开支，教育开支，卫生医疗开支，公共服务建设开支，交通运输开支等等，预算表做的很好。
不过倪元路不肯认输，真要鸡蛋里挑骨头，总能挑出问题来的。
他低头思索了一会，最后找到一个问题。
“对于有需要的地方，设立相应的官吏自然是没问题的，但还是有不少官职重叠，人员繁多。就比如，现在朝廷行政区划以省府县乡四级为主，在省之上还有区，设有总督统领数省军政，这是没问题的。可是在省与府之间却又还有道一级，尤其是这个道，还又有分守、发巡、兵备、粮道、茶道、盐道、江道等各种各样名目的道，这些本来是明时所设，是巡抚派出的行政机构。”
“我认为，在本朝，道这一级机构。就完全没有必要嘛。就如本朝此前撤消了州一样，完全可以把道也撤消。省府县，完全足够了，这个道名目众多，职权重叠，没有必要，各道的职责交给各府也是一样。但如果撤消后。就能节省不少开支嘛。”
道不是地方政府性质，而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专管某一事务，比如河道、粮道、茶道、盐道、兵备道等等。
刘钧在一边听了微微一笑，倪元路还倒真说了一条有益的建议。事实上，刘钧已经在着手准备撤除全国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道了，道台和总督在明朝时都是临时性的派出机构，总督是中央朝廷临时派遣地方的，而道台是巡抚派遣各地专负责一类事务的。
但到了如今，大汉的总督已经成了常设，还有了专门的区级行政单位。虽还没有相应的各套办事机构，但其统领数省军政，以及总督例加一省巡抚这一性质，使得总督这个职位已经成了大汉官制和区划中的重要一环。
但道和道台，就有些鸡肋了。巡抚现在是一省军政之首，布政省是行政之首，省下是各府。之间完全没有了设道的必要。因为省府两级相对稳定，已经不需要那些临时性的派出机构了，毕竟大汉已经不是明末之时的各种混乱时期。
刘钧已经计划着手全面撤除道和道台。
倪元路还在那道，“我觉得乡镇一级也完全没有必要设立嘛，历朝历代，都是皇权不下乡。乡里有乡老宗族自治就好。大汉一千余县，四五千个乡，每乡现在官吏加起来都有二三十个，若是裁撤乡镇一级，官吏都能减少不下十万，得节省多少国家财政开支？”
刘钧摇了摇头，倪元路眼皮子还是太浅了。
皇权不下乡。那只是过去王朝的粗放式管理。但如今生产力大幅上升，对于管理也要求越来越高。朝廷的官员不能再是放任不管，而是得积极的参与地方事务中去。如果撤消乡镇一级机构，肯定是弊大于利。
这一点，刘钧是肯定不会更改的。
其实在刘钧看来，朝廷管理天下，就跟农民种地是一个样的。在以前，人多地少，生产水平不高，因此只能粗放式管理，广收薄种。一人种上一两百亩，哪怕一亩只收个几斗，也还收获不错。
但到了如今，尤其是江南地方，人多地少，再粗放式管理就更收获少。因此，大家便开始精耕细作，新式的农具把地耕的更少，购买豆饼等做为农肥，辅以粪肥、草木灰、塘泥等等，加上轮播间种等方式，充分的利用地力，甚至等田地有了肥后，还能种两季，甚至两季稻后还能种季豆或者油菜之类的。
一个农夫哪怕只耕种五六亩地，其收益反可能超过那粗放式耕种的一二百亩。朝廷治理天下也是一样，如今生产力上升，人口增多，经济形式也不再是单一的农业模式，而是多元化的模式。
这就对朝廷的官员有更多的要求，要求他们在管理引导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前的官员，总是相当于东家，或者是幕后大股东，他们的作用也就是收点税，其它的基本上都不怎么管，也不会管。每天写写诗读读书，甚至游访山水，能有一个遇到灾荒知道用心救济，遇到一些冤情知道审理的，就非常不错，能被百姓高喊青天了。
而现在大汉的官员，刘钧希望他们都是总经理，是分公司经理，是业务经理，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市场，知道供需关系，能够下到市场一线。
这样的官员，才是刘钧需要的，而不是一群除了收税，甚至连税都收不好的官吏。
上百万的官员和公务员，数十万的将士，还有几十的教师、医生等，大汉帝国吃皇粮，靠财政供养的人数可能会达到两三百万。
全国三亿人口，三百万人由财政供应，一百比一。
也许这个时代的人会觉得无比震惊，但刘钧觉得这个数字能够接受。比较相比后世，那可是达到了十八比一，纯官民比例都能达到一比二十八了。
关键的不是官吏数量，而是这支官吏队伍的管理水平。要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还得要有一个健全的监督队伍。
今天的这场阁院之争，虽然有些如同儿戏，但某些方面还是很值得称赞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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