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伟缓缓而道：“戴笠一生多疑，且又极其迷信。他飞机失事之前，也正是他感到穷途末路之时。他虽然为杀人魔王，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但他在抗战中，还是立不了不朽功勋的。”
“也正是抗战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使得戴笠得到了‘特王之王’的称号，连美国人都佩服他的能力。他一生杀人无数，整天与阴谋和刺杀打交道，自然深知其中凶险。象他这样的特工高手，不可能没有最坏的打算。”
“我认为，戴笠对个人生死可能看得比较开，但他这样的高手，宁愿身死，也不愿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因此，这样一份极其绝密、规模宏大的凤凰计划，戴笠决不甘心随着他身死而葬于地下。”
“他生平谨慎，唯恐泄密，因此，连保密局总部都找不到凤凰计划的片言只语，甚至连他最亲信的毛人凤也不知情。我认为，戴笠在飞机即将失事之前，想到的不是其他，肯定是那份对他来说比生命还重要的凤凰计划。”
“仓促之间，戴笠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要留下线索，不使凤凰计划永远沉没而成为他最后的遗憾。怎么办？他此刻最信任的人就是毛人凤。而毛人凤远在重庆军统本部，飞机坠落之处，又为当时新四军的游击区。”
“戴笠既想保留凤凰计划，又怕落于新四军之手，他必然要想个巧妙的办法留下线索。此刻，他身边最钟爱的东西，除了那份凤凰计划外就是那柄龙泉古剑。事后证明，他的失机飞机现场的残骸中，并没有那份凤凰计划。”
“像他这么一个心思极其缜密的高手，不可能只有一份计划，必然另个有个绝密的地方保留着备份。而那个地方，肯定在他认为最安全的国统区。但飞机即将坠落的地方在新四军济南区，因此，他只能留下线索而销毁正本的凤凰计划。”
“人在最危急的关头，只能信任平时他最信任的人，也最留恋他平时最爱之物。那么，销毁凤凰计划后，戴笠唯一心爱的物品便是那柄龙泉宝剑了。他肯定在龙泉宝剑中留下了线索，事后的搜索，在失事现场并没有找到龙泉宝剑。”
柳昀深思道：“老夏同志，戴笠飞机失事，民间有很多说法，但皆不可信。这事属国民党当局最高机密，你是保密局滨海站上校副站长，极有可能知道其中的内幕，你能告诉我真相吗？”
夏仁伟笑了一笑，向柳昀叙述起了戴笠飞机失去的来龙去脉。
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开始了和平谈判。迫于**方面的压力，加之军统在抗战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戴笠权力过大，非但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不满，也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警惕。
蒋介石顺水推舟，答应了各方面的要求，决定改组甚至撤销军统。戴笠预感大事不妙，借口巡查东北方面军统局的工作，趁机离开重庆军统局本部，在北平度过了1946年的春节。
然而，热闹的春节使他备觉冷清，有黯然神伤之感。他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年凡事都将不顺，因为，戴笠从小就是一个很迷信的人。
戴笠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军统修建房屋时，大门应向哪一方向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宜于建阳宅或阴宅等问题，他经常亲自下指示，不能弄错，否则虽已动工也得停止。
军统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他规定要开设命相一类课程，把曾国藩所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等相法编成教材。军统的一些大特务也都跟他一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
由于算命的先生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他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他便破格几年不换，认为是这个化名起的好，更导致他对化名的选择更为认真。
到了1944年，秘书室认为戴笠的化名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拟了新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含得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但1945年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他的副手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不料事有偶合，戴这年就因飞机撞山而死。
戴还深受外国迷信的毒害。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他一生也最怕“13”对其不利。戴之迷信，于此可见。
戴精神恍惚的过完春节，他的心情极为烦闷，惟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一天晚上，他找文观涛(文强)来商议事情。他忧郁低沉地说：“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地步。
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系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系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说情，才得免死。再有他知道蒋介石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事太多了，很担心一旦蒋为了保全自己的秘密，置他于死地。他也知道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每听到别人说起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就会生起兔死狐悲之感。
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的电报，大意是催他火速赶回重庆，参加有关情报机构的整顿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有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电文后面有毛人凤的附注“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文观涛的到来正是为了此事，戴此时已沉不住气了，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为国，想不到会有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代，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李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李士珍与戴笠争夺警政大权，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开始了。戴认为李是他手下的败将。而宣铁吾在抗日战争中期，夺去财政部缉私署长一职，让戴很忌恨。这次，李又联合宣铁吾和南京警察厅长黄珍吾，向他反攻，并搬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做后台，这不能不令戴气急败坏。
接下来，戴又问文：“你从形势上看，我们的团体前途怎样？”
文观涛沉思片刻，便说：“整个形势对于我们团体不利。不过，无论怎么变，‘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方针，特务工作是少不了的。另外，与美国搞好关系也是校长的必由之路。目前，惟一的对策是以退为进。”
戴笠略微思索了一下，问：“什么是‘以退为进’？”
“以校长之英明，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你不妨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风头，等内战……”
戴笠未等文说完，一拍桌子，“不行！警政大权我决不让给李士珍，一定要争取到手！”他嘴上这么说，心理也盘算着“下野”。
以后几天，戴笠向郑介民把自己“引退”的事情交代清楚，于3月17日从天津起身，先飞往上海，与胡蝶见一面，再回重庆。当天，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通知，大家都劝戴改日再走。但他却坚持走，并要求多带汽油，上海不能降落就飞南京。上午9时，飞机从天津起飞，飞近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机场不同意降落，只得改飞南京。当时，南京也下大雨，勉强同意降落。但到下午1点6分后，电讯突然中断。此时，这架专机已撞在江宁板桥镇南面的岱山山腰上。随着一声巨响，戴笠这个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军统头子，便这样结束了生命。
17日晚，毛人凤急电青岛、上海、南京查询戴的下落，但均无消息。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此刻，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正在率部属在南京附近搜寻，未得结果；19日早，又兵分两路，出发寻找。他们从一农民口中得知，两天前有一架飞机，在板桥区撞山而坠。当时天气恶劣，雷雨交加，云层也极低，能见度非常差，飞机降落时，竟越过机场，撞到岱山山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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