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会谈之结束之后,范杰站起来准备告辞:“对了师兄,后来下午我要为我表舅接风,他刚从德国回来,估计要到兵工署任职,麻烦师兄你一趟,帮我做个陪客,人不多,另外一个陪客是谭伯羽!”
酆悌点点头,他明白这是范杰在为他牵线搭桥。
俞大维、俞济时、俞飞鹏、这是在南京政坛上有名的三俞。
蒋j石虽是奉化溪口人,但是溪口随他发迹的人几乎没有,据传言这可能与蒋j石幼时饱受邻里之欺有关。
所谓“雷响溪口,雨落奉化”,是说蒋j石起于溪口,沾光的却是奉化人。
其实在蒋j石时代,奉化也就是出了俞飞鹏、俞济时和俞大维几个人。
在中国过去封建社会和传统意识中,倚仗本地宗族亲缘、朋党亲友、地域乡情滋生的地方势力,以及逐渐扩张和膨胀的宗族势力集团,影响和渗透着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军阀、集团、派系、会党甚至政党结成的年代,地域乡情更是无孔不入的深入侵蚀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范杰的母亲曾氏就是湖南大族曾氏的后人,先祖是曾国荃。而俞大维的母亲同样是曾氏后人,只不过其先祖是曾国藩。俞大维自幼在湖南长大,与长沙诸世家子弟先祖,而从血脉上讲,范杰确实需要称俞大维一声表舅。
俞大维而范杰表舅俞大维,与俞飞鹏、俞济时都是奉化俞家人,但是同宗不同族。
俞大维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并有幸系统地聆听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后婉拒美、德等国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国效力。
俞大维既非黄埔出身,又非职业军人,甚至未参加GM党,在德国留学与工作近十年,期间担任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此时的俞大维虽与蒋j石并无交往,但由于蒋j石对德国的军械装备、军队训练及有关业务都十分崇拜,而俞大维正是这方面的青年专家,再加上俞飞鹏的大力推荐和支持,自然被蒋认为是可用之才。
俞大维抱着满腔热忱回国效力。为了回国,甚至割舍了一段感情,带着稚子独自离开德国。
1929年6月俞大维返国,任军政部参事,负责军事采购,和物资分配,范杰在军中也多蒙俞大维照顾,同样俞大维在上海大婚,作为伴郎,范杰也参加了这场婚礼。
次年5月,俞大维第二次赴德,任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备,并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
他用德文写了四十多本笔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俞大维被蒋j石急招回国,月初刚刚抵达南京。
范杰电话通知表舅俞大维和谭伯羽接风宴的时间和地点,这是范杰和俞大维之前就商量妥当的,目的是说服谭伯羽再次出山。
由于国家工业条件不足,军火大半仰赖外购,来源分散,制式不统一,面对膏药国灼灼逼人的侵略态势,改进武器生产是极迫切的工作。
除了筹建新厂,加强生产能力外,还要建立自己的研究开发体系。而谭伯羽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又是自幼一起长大的发小,俞大维急切的期望谭伯羽能够来帮自己。
谭伯羽毕业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之后便任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馆商务调查部副主任一职。
1928年回国,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一职,后来谭延闿患病,蒋j石便将谭伯羽调职南京政府文官处,就近照料谭延闿,后来谭延闿病逝,谭伯羽便一直留在了文官处。
谭伯羽在德国期间,表舅俞大维同样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后来又一起在德国大使馆工作,自幼一起在长沙长大的两人,在德国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一起在德国度过了8年的时光,1929年又一同回国,一起在军政部工作,谭伯羽同样是俞大维结婚时的伴郎。
这次俞大维回国必然会用一大批熟悉的人才,只是谭延闿去世后,谭伯羽有些心灰意冷,不大愿意再在军政部任职,反倒是有些想逃离国内,俞大维几次在电报里邀请,都被他婉言予以拒绝。
而俞大维这次回国任职的另一主要主力就是俞飞鹏,提起浙江奉化俞氏,最绕不过去的就是俞飞鹏。
俞飞鹏是蒋j石表哥,俞济时和俞济民的族叔。
当年辛亥革命爆发,蒋j石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俞飞鹏就是蒋j石的军需官。
后来俞飞鹏被陈其美送北京军需学校学习,系统地学习了军事运输和后勤知识。
加入黄埔后,俞飞鹏被蒋j石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军需部副主任、经理部主任。
次年俞飞鹏随军东征,办理军需,并任广东惠潮梅七属财政处长。
不久后俞飞鹏就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攻下南昌后,兼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南京政府成立后,俞飞鹏历任上海江海关监督、军政部军需署署长、交通部长、GM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屯粮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手中实权大握。
中原大战后,俞飞鹏更是屡任要职。。
俞济时是俞飞鹏的族侄,别字良桢,他是蒋经国表哥,家中排行第六,上有二兄三姐,下有一弟二妹。由于家庭生活贫困,其姐妹多被人领养,只有其与二兄俞济民得以出道。
1924年蒋j石电请俞飞鹏赴广东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共同筹办军校。
俞济时对军校极为向往,即随俞飞鹏同去广州。
黄埔一期毕业后,俞济时被分发到教导第一团见习,教导第二团成立后,调任第九连排长,先后随部参加第一次东征淡水、棉湖战事以及对滇桂军阀杨希闵部、刘震寰部军事行动。
次年2月俞济时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少校团附,当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警卫团,巡警大队改编为警卫团第二营,其任营长。
GMD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后,俞济时率警卫团第二营担负总司令护卫,随总司令部并参加南昌战役。
至此,俞济时开始在军中的不断升迁。
至中原大战前,警卫旅扩编为警卫司令部,下辖两个旅,俞济时任司令官,同时兼任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旅长,并兼警卫第一团团长。
年底,警卫司令部与教导第一师合并,俞济时任国民政府警卫师副师长。
1931年3月警卫师扩编为警卫军,俞济时任该军第二师师长。
同年底,蒋j石下野,他的警卫军自然裁撤,第一、二师分别改为陆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俞济时任第八十八师师长,率部驻防杭州。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俞济时率部参加淞沪抗日战事,在率师抵上海江湾,接手了庙行至蕴藻滨防务。
2月19日起日军向所部阵地昼夜进袭,恶战旬余,伏尸遍野,其时,第八十八师伤亡3200余人,日军亦受重创,死伤相当。
俞济时亲临前线指挥,腹部受重伤,肠子穿孔,进租界德国人办同济医院治疗,以鸡肠补伤处。
对于第八十八师与日寇浴血奋战,蒋j石曾致电慰勉:“庙行镇一役。我**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赞我军英勇,而倭寇声誉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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